时间:2024-11-09
胡美术
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发展,以及区域及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变迁,中国已逐渐融入区域及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中来。其中,“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理论是区域及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及智慧的重要体现。如何将这些理论落地落实?从“一带一路”进程中节点城镇的建设入手推进区域及全球治理,不失为一个合适的视角。
何为节点城镇?陆大道认为,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集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结构系统[1]。这些“点”经过长时间积淀形成了城镇,“轴”则是包括公路、铁路、航空及航海线等在内的交通线。因此,节点城镇的重点在于“节点”二字,节点城镇可以理解为具有相关经济和社会要素的线上或轴上的“城镇”。与2015年国家明确的27个省区34个“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相比,大多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陆路口岸城镇无论从规模、功能等方面都要小或者弱很多。但从二者关系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节点城镇包含了节点城市。
当下,学术界对我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及“一带一路”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关于乡村都市化的文化实践研究。其涉及民族、宗教及产业发展等,认为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文化建构作为乡村都市化发展的纽带和动力,应发挥其正面功能、规避负面功能,主要代表人物有周大鸣[2]等。其中,秦红增、杨恬等认为,通过文化“留村、兴村”,可实现乡村的就地都市化目标[3]。二是关于人的都市化问题研究。有的学者认为,都市化问题关键在人的都市化,在于人的观念的改变,包括社会制度转型及市民社会的建立,代表人物有秦红增[4]等。其中,周大鸣认为,都市化是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的过程[5]。从人的都市化来看,除了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享受都市化方式的人的增加也是都市化的重要表征。三是关于口岸城镇化的研究,代表人物有秦红增[6]等。其中,谢学兴、秦红增从演进模式、原始动力和推进策略的角度对口岸城镇变迁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7];邓玉函、秦红增、陈子华从口岸人类学的角度关注了口岸与城镇的发展问题,认为口岸城镇能够从口岸跨境合作中获益[8]。四是关于节点城市与“一带一路”建设关系的研究。其中,刘敏、张坤领、刘倩等基于多维新型城镇化发展视角探讨了“一带一路”城市建设问题,认为节点城市不仅是我国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的关键节点和支撑[9],等等。尽管关于我国新型特色城镇化研究的成果较多,但鲜见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一带一路”节点城镇建设,从而推动区域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成果。基于此,本研究拟以我国广西凭祥市特色红木城建设为切入点,立足红木产业与红木城的互构实践,阐释新型特色城镇建设与政策、产业及其文化的互动机理,以期为“一带一路”节点城镇建设提供参考案例,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
要厘清红木城的变迁,首先需要对影响其变迁的核心要素红木、红木家具和红木文化做一个宏观了解。
何谓红木?红木是明清以来对稀有硬木的统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的“红木”国标(GB/T18107-2000 标准),红木是当前国内家具用材约定的俗称,其范围确定为5 属8 类和33 个主要品种。其中,5 属是以树木学的属进行命名,为紫檀属、黄檀属、柿属、崖豆属及铁刀属;8 类则以木材的商品名命名,为紫檀木类、花梨木类、香枝木类、黑酸枝类、红酸枝类、乌木类、条纹乌木类和鸡翅木类。红木是指这5 属8 类的心材,即树木中心无活细胞的部分。由于红木的称谓具有典型中国文化内涵,只在国内通用,国外仅对具体树木命名,并未像国内以“红木”名称对5 属8 类的树木进行归类。因此,有学者建议,在红木的拼音“Hongmu”未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为与国外名词作区分和体现中国特有内涵,可用“Chinese redwood”作为其英译名称[10]。
何谓红木家具?家具是指人类维持正常生活、从事生产实践和开展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类器具。红木家具即用红木木材制成的家具,狭义的红木家具主要以卧室中的床、柜、桌、妆台、饰品盒等,书房中的书桌、书柜、纸镇、笔架、书盒等,客厅中的神龛、椅、条桌(几)及灯具等为主;广义的红木家具则包括以红木为原料制成的维持人类生活、从事生产实践和开展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器具。
何谓红木文化?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哪怕是具体到红木文化,也难以做一个精确的界定。如果必须要界定,可以认为红木文化是包括红木材料、色泽、纹饰、造型、气味等在内的物质文化和包括身份、权利、财富及其功能等在内的非物质文化的总称。在物质层面,以红木分类所列的5 属8 类33 个品种中不同红木成材年龄、材质、色泽、纹饰、气味、耐腐蚀程度等,以及除了红木家具,以红木为材质建造的房屋、镂刻的窗花、红木制成的渔船等,属于红木文化的物质文化部分。在非物质层面,以红木为原料制作红木家具的技艺、流程及其赋予制品上的寓意及功能,以及红木在使用过程中所凝聚的诸如宫廷文化、皇权及财富等,属于红木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部分。我们当前所说的红木文化,应为以红木(特别是稀有红木)为材质,以明清宫廷家具及其工艺等为主要载体,并注入了与当前相应的身份、权利、财富等在内的文化总称。
凭祥市位于广西西南部,西南两面与越南谅山省接壤,边境线长97 千米,总面积650 平方千米,总人口约11 万。辖区内有凭祥(铁路口岸)和友谊关(公路口岸)两个国家一类口岸和平而关(水路口岸)一个国家二类口岸,弄尧(含浦寨)、凭祥(叫隘)、平而、油隘四个边民互市点。1992 年6 月,凭祥市被国务院批准为沿边对外开放城市。2002 年,国务院批准凭祥为广西区直辖市,由崇左市代管。2019 年8 月2 日,《国务院关于同意新设6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中同意设立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承担重点发展跨境贸易、跨境物流、跨境金融、跨境旅游和跨境劳务合作,打造产业合作示范区,构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陆路门户的任务就落在崇左市的凭祥市片区。
从凭祥红木贸易发展来看,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产品贸易、原木贸易和粗加工阶段;2001 年至2007 年大量资本涌入,工艺水平提升阶段;2008 年至2013 年红木家具销量迅速扩大、红木原木进口逐渐减少阶段;2014年至今为红木家具工艺创新、红木文化与城市建设进一步融合阶段。而从红木与都市互动角度来看,可分为浦寨的“因木而市(20 世纪90 年代初至2007 年)”、南山的“因市而城(2008 年至2013 年)”及“红木与城镇融合发展(2014 年至今)”等三大阶段。
浦寨红木市场的“因木而市”有其历史和自然条件,是顺势而开的花朵,其与城镇的互动经历了自然成长、多方博弈和调整迁出三个阶段。
1.浦寨红木市场形成的条件
凭祥浦寨红木市场的形成受中越关系正常化、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具备一定的红木储备量以及互市贸易的兴起推动等因素影响。
报道人1:20 世纪90 年代初,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中越边境放开了互市贸易,边民开始走动。随着边民经济实力增强,以及外来投资人看中了凭祥的地理位置优势及人流量大的特点,开始尝试进口红木手工制品及原木,并以手工作坊的形式生产红木产品,出售给旅游的人,逐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由此可见,中越关系正常化是浦寨红木市场兴起的前提条件,互市贸易的发展促使了中越边民互动,推动了红木贸易从无到有,从边民参与到外来投资人参与,从初级产品向高端产品发展。与此同时,浦寨作为较早开放的中越边境贸易口岸,已开始探索通过红木及其产品贸易与越南一方边民分享旅游经济成果的实践。
2.浦寨红木市场与城镇的互动
从今天来看,凭祥之所以在国内红木市场中享有较高声誉,是因为早期浦寨红木贸易的积淀。而研究浦寨红木贸易变迁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浦寨红木市场是顺势而成的。伴随着旅游发展和游客对红木家具质量要求的逐渐提高,在进口红木成品的同时,浦寨从事红木贸易的商人开始进口原木,加工红木家具,提升红木家具的附加值。至2007 年以前,浦寨逐渐形成“进口(原木、工艺品)—加工—销售”的完整链条。由于受1997 年金融危机影响,且红木原木及其制品逐渐受到青睐,大量热钱涌入红木市场,一时间,原木及其制品价格快速上扬。凭祥红木市场因为在国内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和拥有一批有经济实力的红木商人,所以在新一轮的红木资源争夺中处于优势。从最初的进口成型红木家具到红木加工,其贸易形式逐渐丰富,无论是红木贸易所占贸易额,还是不断扩展的红木加工、销售所占场馆面积,无疑都是浦寨贸易市场比例最大、份额最多的。这一时期,“红木”几乎成为浦寨的代名词。从红木贸易与浦寨城市互动关系来看,浦寨大体为先有红木家具,后逐渐形成红木市场,最终不断推动红木城镇发展,是典型的“因木而市”和早期的“因市而城”。
3.浦寨红木市场的调整
浦寨红木市场经历了不断扩张后,调整是必然的。
报道人2:红木市场的调整是一个痛苦并快乐的过程,之所以要不断作出调整,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然条件限制了红木产业的发展,二是场地问题造成了红木企业和场地出租者之间的矛盾,三是红木文化及其创新的内在需求,四是红木与城镇互动的需要,五是红木企业与政府双方需求。
从实地调研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反作用于浦寨红木市场,迫使参与红木贸易的人不断调整。当红木商家与场地出租者的内在矛盾不可调和,当红木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及城镇发展密不可分,红木企业与政府双方的互动逐渐进入良性阶段,将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有机融合逐渐成为双方共识,一方面满足商家对红木产业发展场地和低成本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切合政府特色城镇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红木市场的调整在经历了10 多年的发展和各方持续的博弈后进入实质性阶段,这一趋势已无法避免。
如果说浦寨的“因木而市”是顺势开出的花朵,那么南山的“因市而城”则是博弈结出的硕果,在中国—东盟(凭祥)红木文化商会(以下简称“红木文化商会”)与政府的合力推动下,南山红木特色城镇开始萌芽并逐渐成长起来。
1.南山红木城概况
南山红木城(也称中国东盟凭祥红木国际商城或中国东盟凭祥红木文化产业园)位于凭祥市区凭祥镇南山开发区,距市中心区约5 千米,距中越边境线约15 千米,占地575 亩,建筑面积约70 万平方米,总投资15 亿元。其是凭祥当前集红木原木交易、加工、电子交易平台、质量检测、红木博物馆、红木精品展示、红木家具及工艺品拍卖、物流配送及高档居住区等在内的最大的红木产业园区,是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全、定位最高的红木产业综合体。南山红木城于2011 年11 月全面竣工并正式营业。2012 年,南山红木城被国家商业企业管理协会授予“中国红木之都”“中国东盟红木家具之最”称号,2013 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授予国家3A 级旅游景区称号。
2.“红木人”与南山红木城
在红木城的变迁进程中,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认知,那便是“红木人”与“红木城”相互成就。
报道人3:红木城的变迁发展是偶然,也是必然。在推动红木产业、红木文化、红木城镇建设过程中,政府、企业、边民及其社会组织等,都愿意为它的发展做出努力。如政府方面,着眼于特色城镇的建设,在土地、行业发展规范、推进产业与城镇及与当地社会建设等的融合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边民及其社会组织在参与原材料采购、运输、加工及产品出售等环节都发挥了有效作用。从事红木的企业和商人也愿意将产业与城镇建设融合起来,从而形成红木文化城,提升产品价值和城镇品位。
在南山红木城建设过程中,有一部分醉心于推动红木城建设的企业家,他们常以“红木人”自嘲。出于对红木行业的挚爱,他们长期浸淫在行业发展进程中,对行业发展和特色城镇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H先生和W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H 先生作为红木文化商会的会长,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入行至今,从事红木贸易20 余年,是凭祥红木贸易的见证人。W 先生2002 年从鳄鱼养殖产业进入红木行业,从最初的订购半成品出售、进口原木加工,直至赴京沪拜师学艺,提升红木产品工艺及文化价值,10 多年一路走来,仆仆风尘。“红木人”与红木城的成长紧密相连,正是由于“红木人”的执着才成就了红木城的今天,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坚持,人们才有信心展望红木城的明天和未来。
3.红木文化商会与南山红木城的互动
红木文化商会的前身是凭祥市红木文化商会,隶属于凭祥市工商业联合会。红木文化商会为凭祥最大的商会组织,现有商会会员300 多家,具备年产值千万元以上规模的近100 家。商会会员大多为长期在凭祥从事红木贸易的企业,多数实力较强的会员单位从事红木贸易有10 年以上。南山红木城的启动和最终建成,与红木文化商会的聚力和推动不无关系。早在2006 年左右,具有较强实力和长远眼光的红木商家就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南山投资建设红木一条街。随着红木文化商会成立和成功运行,政府推进南山红木城发展的规划逐渐清晰并落地,红木文化商会组织了具有较强实力的30 多家红木企业,在南山购置加工、展示和储藏红木的用地,推进南山红木城的建设。从2006 年开始到2011 年南山红木城的全面启用,经历了6 年时间。如前所述,南山红木城的最终建成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是以凭祥成熟的红木产业再造一座城——南山红木城的成功案例。如果说浦寨是受红木贸易的被动推动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城镇,是早期的“因市而城”的话,那么南山红木城则是红木产业特别是红木文化商会在与各方博弈之后,集合红木产业精英主动出击,以产业缔造城镇的经典案例,是主动的、成熟的“因市而城”的实践。
一般来说,产业与城镇的发展在互构中逐渐走向成熟,而一旦这种互构受到阻碍,将会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发展。在浦寨红木产业与城镇发展互构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浦寨城镇发展无法满足红木产业发展需求,抑或说红木产业与城镇发展未能建立良性互构关系,故浦寨红木产业进行了整个产业链搬迁,再造了南山红木城。在南山红木城的红木产业与城镇融合发展方面,凭祥更加注重二者的互动与平衡,既考虑红木产业与特色城镇各自的发展,也更重视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相互的建构作用。
1.做好红木栽培工作,奠定百年产业根基
红木生长周期长,一般的红木成材需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因此只有栽好“百年树木”,才能奠定红木产业发展的千年根基。为此,凭祥红木产业发展确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建设了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实验中心、友谊镇平而村茶陋屯、夏石镇新鸣村那造屯等3 个名贵优红木树种种苗和种植基地,先后在凭祥境内种植名贵苗木8800 亩、种植名贵优红木树种31 万株、培育黄花梨苗木500 万株,以确保红木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此外,政府还广泛发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在区内适合种植红木的地区种植红木名贵树种,以通过集中种植和分散种植形式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和质量。与此同时,通过对红木名贵优树种的种植,传播红木文化,提高人们保护稀有树种的意识。
2.推动城镇产业建设,讲好特色城镇故事
在推动城镇与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凭祥市政府及红木文化商会注重通过讲好故事,推动城镇融合发展。
报道人4:为了讲好红木文化的故事,除做好产品研究、技艺交流,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红木文化商会通过召开研讨会、产品发布会等多种形式推广红木文化,将讲好红木的故事和讲好凭祥边关的故事融合起来,有效推进了特色城镇的变迁发展。
在讲好红木特色城镇发展的故事方面,凭祥市政府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发挥红木文化商会在红木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挖掘行业潜力,调动行业积极性,不仅促进了产业的上下游充分发展,拉长了产业发展链条,同时也促进了特色城镇的全方位发展。二是委托清华大学城乡设计院规划设计南山红木文化景区,将红木城与高端的城镇规划结合起来,提高城镇的文化品位。三是召开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红木产业及其文化变迁。这些工作的开展对推动凭祥特色城镇及红木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3.建立健全互动平台,实现产业城镇协同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产业品牌创建机制,搭建商家与消费者的互动平台。在不断提升红木家具工艺水平的同时,为将创名牌和创著名商标的工作逐渐纳入红木及城镇文化建构的进程中来,政府对名牌和著名商标分别给予50 万元和20 万元的资金扶持。与此同时,电子交易、质量检测等平台的成功运行也是搭建商家与消费者互动平台的重要举措。二是建立健全先行赔付机制。红木文化商会不仅建立了行业内的自我约束和清除制度,还借力政府建立了“先行赔付”制度,即消费者购买到假货由政府先行赔付,后由政府与红木文化商会联合向出售企业追赔,不仅最大程度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还创造性地建立了红木行业政府联保机制,对正面引导产业的发展和促进城镇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从凭祥市红木城的发展来看,其以20 余年的发展变迁历程诠释了我国城镇从萌芽到新型城镇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在特色城镇的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对于推进“一带一路”节点城镇建设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红木产业及城镇的产生发展受益于国内政策、政府间有效协同及多元主体的参与,是新时代共建共享中国方案的具体实践,符合区域发展内多元主体的需求,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故此,笔者以凭祥市红木城建设经验为基础,试图就“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节点城镇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实现路径等提出讨论,抛砖引玉。
在推进“一带一路”节点城镇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节点城镇建设,抑或是协同推进域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节点城镇建设,始终需要牢牢把握政策是节点城镇建设的基础这一基本的原则。同理,在协同推进域外国家节点城镇建设时也应密切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在推进我国境内节点城镇建设时应在政策方面予以更多的倾斜。当前广西、云南和黑龙江等三个沿边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在推进我国沿边地区的节点城市建设方面有更为有利的政策空间,其实践对于推动“一带一路”节点城镇建设将有示范性意义。
凭祥红木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红木企业、商会、“红木人”、边民、游客乃至越南一侧的政府及边民。多元参与是建设好节点城镇的重要保障。一是要发挥政府在节点城镇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二是要发挥国与国的政府间协同作用;三是要引导社会组织、个人等理性参与特色城镇建设;四是要在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培养跨文化管理人才。[11]从凭祥红木城的变迁历程来看,过热或过冷都不益于产业和城镇的发展,要引导各参与方围绕产业进行创新,从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为产品及城镇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切实解决节点城镇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问题。
加强节点城镇发展规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宏观上来说,要以节点为基础合理布局大、中、小城镇,即要规划形成有辐射能力、教育科研等配套齐全、服务高效等的大型都市。从微观上来说,就是要加强对特色城镇建设中特色的规划。如凭祥市的红木城是基于原料、文化传承及国内对红木产品的需求等综合因素建设起来的,但我国沿边其他特色城镇不宜简单复制凭祥红木城的理念和产业,否则,除了会导致恶性竞争,对能否形成特色、是否可持续发展及财富积累或消耗都会产生极大影响。如瑞丽可打造以玉石为基础的特色城镇,黑河在打造以毛皮为特色的城镇方面也有着良好的基础,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是“一带一路”节点城镇特别是小城镇制胜的关键。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也是“一带一路”节点城镇发展的核心。因此,要围绕人的城镇化解决相关的问题,如要加大边境地区、民族地区等地方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与融入城镇的能力。文化亦是节点城镇健康发展的核心。如凭祥的红木、瑞丽的玉石、黑河的毛皮等特色产品经过长期的经营,会形成一种文化,浸入整座城市并形成城市特有的文化,进而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化标识。一个城镇的文化对这个城镇之外的人具有天然的吸附力,一个有文化的城镇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旅游和消费,更会因人的到来而带来资金、信息、商业机会等,从而促进城镇的持续健康繁荣。
节点城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内涵,是推动二者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节点城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五个一级指标,而节点城镇的建设对于五个一级指标的建设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设施联通保障和民心相通方面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节点城镇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涵,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向成功的源头活水和永续动能。进入新时代,无论是从国内的共同富裕来说,还是从全人类来说,在克服自然灾难的同时,要避免引发自身设置的相互剥削和倾轧的陷阱,避免引发一战和二战那样的灾难,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悲剧之中。可通过节点城镇建设,走开放、发展与共享之路,解决全球、区域,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减贫、脱贫和共同走向富裕,从而最终实现人类共同体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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