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11-10
郝佳佳 丘惠嫦 周沛萱 何倩
510180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广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种由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新型急性感染性肺炎,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为当前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已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的危害,在心理、社会方面引起的应激反应也不容忽视。医务人员是应急处置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直接工作者,有研究表明,在突发疫情时,医务人员的心理变化会经历从不愉快体验到兴奋、有建设性的应激过程,若在心理过渡阶段处理不当,不愉快的体验得不到及时有效改善,有可能产生一种无助、无望的心理感受,最终导致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威胁到身心健康[1]。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管理者需重视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对策调动其内在积极性,降低心理应激反应水平。本文以信息-动机-行为技巧(IMB)模型为基础,就COVID-19疫情下医务人员的心理行为、影响因素、心理干预策略等进行综述。
COVID-19 疫情下医务人员心理行为:根据2020年2月24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COVID-19 联合专家考察组介绍,当前我国共有3 387 例医务人员感染COVID-19(确诊3 125 例,疑似157 例,无症状感染105 例),其确诊率约占全国的4.05%(3 125/77 150),提示医务人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2]。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往往会对自己不了解的灾难性事件产生盲目恐惧的不良体验,导致人人自危,甚至人际关系更为敏感。由于COVID-19 疫情涉及范围广泛,防控难度较大,且当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临床仍在不断更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6 版)》,提示医务人员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蒲佳等[3]对某三甲医院重点防疫科室的临床护士进行了COVID-19疫情心理状况调查,发现护士的焦虑自我评定量表(SAS)评分、危机反应程度(TAF)评分显著高于SAS 中国常模/实习护士TAF 得分,其主要顾虑来源于担心自己或家人被感染、COVID-19疫情防控成效不佳等。徐明川等[4]对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41名参加COVID-19抗疫一线支援的护理人员进行心理状况调查发现,有39名(92.68%)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38 名恐惧,32 名焦虑,17 名人际关系敏感,11 名躯体化,8 名强迫症状,2 名抑郁,提示绝大多数COVID-19 支援护理人员存有心理应激反应。此外,焦松明等[5]针对COVID-19 疫情下不同人群的心理进行调查发现,湖北省、浙江省等疫情严重地区医护人员的心理行为出现了“台风眼效应”的类似表现,“台风眼效应”属于麻木心态的一种,主要是由于反复受到负面信息的刺激,在面对灾难时逐渐会表现出麻木、习以为常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主导下,就容易导致松懈行为,甚至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反弹。
影响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因素:①对COVID-19的认知程度:人们对危机的了解程度可直接影响其社会心理状况,简言之,人们对危机认识越清楚,就越容易以理性、乐观的心态去对待危机,反之对危机缺乏了解,可加重心理恐慌感,容易导致心理失衡。齐晔等[6]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发现,男性、低年龄者、高认知者对COVID-19 相关防控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高于女性、中年、低认知者,且对战胜COVID-19 的信心也明显高于女性中年、低认知者。②应对方式:应对主要是指个人对于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或因问题存在而出现的不平稳状态所采取的认知及行为干预对策。杜秋燕等[7]对急诊科护士与内科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发现急诊科护士的整体心理状况以及应付方式均优于内科护士,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急诊科护士长期在高强度应急应激环境中工作,可以有效抗衡工作压力,能够保持良好、稳定的心态面对突发事件。③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与家人、亲属、朋友、同事、单位等社团组织所产生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关联程度。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减轻个体的应激强度,帮助个体平稳地度过应激状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物质援助等可提高个体被尊重、被关怀的主观体验感,提升其对现状的满意度,进而促使其能够积极面对应激事件[8]。④媒体宣传与民众期望:医务人员是此次COVID-19 疫情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群众、媒体的关注焦点之一。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在疫情暴发期间,群众最关注的是疫情一线的信息,其中“医护人员、军队进驻武汉抗击疫情(59.59%)”“专家表示疫情拐点即将出现(58.01%)”与“疫情期间出现治愈案例(53.01%)”是给受调者带来积极情绪最强的前三件事[9]。由于群众、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要求、心理期望越来越高以及媒体不断宣传医务人员可歌可泣的事迹,而医学技术水平的局限和COVID-19 病情发展的难以预料性并不能保证患者完全治愈和有效控制,这些因素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极易产生过度自责感、自我能力否定等。
IMB 模型的内容:IMB 模型最早是在1992年Fisher 等[10]学者在进行艾滋病高危行为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主要用于预防性健康行为的预测以及健康教育的实施。其中,信息是行为转变的前提条件,动机则是行为转变的必要条件。行为转变为结合疾病或某一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心理干预新方案,以使个体感知不良行为给其带来的伤害,或者是该不良行为导致其自身患病的可能性等,进而促使个体认识到改变不良行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产生动机收集行为转变的技巧,继而积极配合干预以建立良好行为。
医护人员心理防护与IMB模型的相关性:医护人员的心理行为改变有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从医护人员的休息情况、情绪宣泄途径、饮食情况、压力管理手段、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程度、知识储备能力、工作积极性等角度着手,概括突发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心理影响因素,理解及预测其可能存有的心理行为特征,探讨行为干预与心理防护的应用研究。由于医护人员的个体差异、工作习惯、专业水平等影响,所表现出的心理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一部分医护人员表现出较高的自信,主观能动性较强;一部分医护人员由于知识储备不足,且COVID-19诊疗知识不断更新,工作负荷大;一部分医护人员既害怕被感染,又因肩负重担而激动,心理充满矛盾与委屈,处于变化阶段,因此在对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干预时,有必要收集其心理现状信息,针对性实施行为改变干预策略。
医护人员心理防护与IMB 模型的应用:胡维明等[11]的研究以心理行为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作为出发点,在信息、动机、行为技巧三个方面对医护人员的情绪状况、心理行为社会功能等进行评估,发现其潜在的心理问题,例如:急性应激障碍、焦虑障碍、抑郁症、心理压力大、心理状态波动大等。闵志云等[12]研究认为,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通过临床调研制定针对性强、合理的心理干预措施,如心理状态评估、心理疏导、个体行为习惯干预等,让医护人员充分意识到良好心理健康对抗击疫情的重要性,强化其心理调适意识,产生改善不良心理行为的动机。
综合评估至关重要:在心理干预前收集信息,通过访谈、量表调查等方法综合评估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心理行为,及时识别高危人群、普通人群,对高危人群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对普通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同时还可以了解医护人员主要存有的心理问题,并协助其解决,针对性改善医护人员的不良情绪。在心理干预实施前的评估重点是能否及时发现个体的心理问题,而且评估将访谈与汉密顿抑郁/焦虑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等问卷结合,多维度、多角度手段灵活应用,有助于筛查、确定共病情况,便于从行为特征、诱因着手制定干预策略,内容更为贴近实际、科学有效。
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在动机产生阶段,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是向医护人员告知存有良好心理行为的意义、推荐正确的心理调适方法,以让其了解不良情绪调整带来的益处,进而增加医护人员心理行为改变的动机和信心。另有研究报告,为医护人员开发心理咨询平台,组织心理咨询师实施志愿服务,及时了解医护人员潜在的心理问题,讲解健康心理行为的好处、合理心理调适的意义等[13]。此外,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也需因地制宜、灵活多样,例如板报宣传、发放宣传手册、团建、音乐疗法等,增加心理干预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拟定心理干预计划:在心理行为转变期,医院管理者与医护人员共同探讨工作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客观困难,协商讨论克服心理障碍的策略,制定更加具体的目标和措施。例如:①在医护人员参与救援前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培训,了解应激反应,学习应对应激、调控情绪的方法,并进行预防性晤谈,公开讨论内心感受,适当给予支持和安慰,使其在心理上对应激有所准备。②COVID-19 抗疫期间医疗队共同制定工作目标“挽救患者生命,平安离开隔离区”。基于强烈的相同认知,可促使医护人员自觉调整自身的行为融入团队中,有助于营造较好的工作氛围,提升团队协作效能,进而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③加强医护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医院管理者加强岗前培训,并在抗疫期间及时组织医护人员学习最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相关知识、仪器设备的应用、护理重点、隔离防护事项等,同时重视应急预案演练、心理知识及调适技巧培训,以提升医护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④医院管理者构建安全屏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启动人力资源应急预案,组织人力梯队,合理安排轮换一线医护人员,减轻其压力,并加强防护物资的储备和补充,切实保障医护人员的自身安全,提升其工作安全感。
COVID-19 流行期间对其的认知程度、心理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媒体宣传等是影响医护人员心理行为及应激负性心理体验的主要因素,负性情绪可打击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影响工作效率。与此同时医护人员的心理自我调适又存有一定的困难,故可依据IMB模型实施心理防护,先评估个体所处的心理变化阶段和心理行为特征,根据当前不同地区、不同医疗卫生机构COVID-19 疫情防控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医护人员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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