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焦虑、抑郁障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商勇 陆燕春

摘要 目的：探讨影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焦虑、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方法：收治COPD患者267例，分析患者一般情况和病情严重程度与抑郁焦虑发生的相关性。结果：本研究中，单纯抑郁患者6例，单纯焦虑患者4例，抑郁合并焦虑患者87例。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婚姻状况、饮酒、高血压、高脂血症等因素不是影响COPD患者抑郁、焦虑发病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职业、是否在职、家庭月收入、费用支付方式、生活情况、居住地、吸烟、合并糖尿病、合并疾病支付方式、前6个月病情加重次数、家庭关怀、病情了解、教育程度等是影响COPD患者抑郁、焦虑发病的危险因素（P<0.05）。Logistic分析显示费用支付方式、居住地、家庭关怀、病程、FEV.%、6MWT等是影響COPD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家庭月收入和教育程度是COPD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抑郁、焦虑是COPD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加强对具有危险因素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并进行及时干预和合理的心理疏导，对提高COPD的治疗效果和改善预后有益。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焦虑；抑郁；危险因素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40岁人群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发病率接近10%，发展中国家的COPD负担更沉重。我国每年因COPD病死例数>100万例，致残例数> 500万例。研究显示，抑郁和焦虑等不良心理情绪是COPD常见的合并症。不良心理情绪可影响COPD治疗的依从性，影响COPD的预后，增加家庭和社会负担，这些又可加重患者的抑郁、焦虑等不良心理情绪，导致恶性循环。因此探讨影响COPD患者抑郁、焦虑的因素，进行针对性干预，对增加COPD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COPD预后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中，通过对267例COPD患者抑郁、焦虑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14年1月-2015年12月收治COPD患者267例。纳入标准：①患者符合2013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2013年制订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中COPD的诊断标准；②患者入组前3个月内无生活不良事件刺激；③患者未合并可能影响情绪的精神疾病和躯体器质性疾病；④患者既往无抑郁、焦虑症病史；⑤患者对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①伴随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或恶性肿瘤者；②有精神系统家族史者；③患者有酒精依赖史者；④患者有药物依赖史者；⑤拟纳入其他临床研究者。

研究方法：①翻阅患者病历，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职业、COPD病程、是否在职、家庭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婚姻状况、生活情况、居住地、生活史、家庭关怀、入院前6个月加重次数、合并疾病、合并疾病治疗费用支付方式等一般情况。②采用6 min步行试验（6MWT）对患者的活动能力进行评估；采用肺功能检查仪检测患者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评估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采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CAT）评估COPD对患者健康的影响程度。③采用医院焦虑、抑郁情绪量表（HAD）对患者的情绪障碍进行筛查，HAD分抑郁和焦虑两个亚表，每个亚表分7个方面问题，赋分为O～3分，满分21分，>10分代表有抑郁或焦虑。

统计学方法：本研究所有数据均由研究项目组输入Excel 2010建立研究数据表，由统计人员采用SPSS 23.0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有意义的计量资料以HAD评分是否发生抑郁、焦虑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OC），确定最佳截断值（cut-off），对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赋值后进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分析，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研究中267例患者合并抑郁、焦虑的情况：本研究中患者平均HAD评分（8.24±4.17）分，单纯抑郁6例，单纯焦虑4例，抑郁合并焦虑87例，因此本研究中对发生抑郁并焦虑患者的情况进行分析，按是否发生抑郁并焦虑情况将患者分为A组（无抑郁、焦虑，n=180例）、B组（有抑郁、焦虑，n=87例）。

患者一般情况与焦虑、抑郁的关系的单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婚姻状况、饮酒、高血压、高脂血症等因素不是影响COPD患者抑郁、焦虑发病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职业、是否在职、家庭月收入、费用支付方式、生活情况、居住地、吸烟、合并糖尿病、合并疾病支付方式、前6个月病情加重次数、家庭关怀、病情了解、教育程度等是影响COPD患者抑郁、焦虑发病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l。

患者疾病情况与抑郁、焦虑的关系单因素分析：A组的6MWT、FEVl%显著高于B组（P<0.01），A组CAT显著低于B组（P<0.01），见表2。

确定患者疾病情况截断值：绘制6MWT、CAT、FEV1%等预测COPD患者抑郁、焦虑是否发生的ROC曲线，确定6MWT的最佳截断值394 m，CAT的最佳截断值21分，FEVl%为52.71%，以最佳截断值作为变量赋值的界值。

自变量赋值：对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进行赋值，赋值结果见表3。

多因素Logistic分析：以是否发生抑郁、焦虑为应变量，将赋值的自变量进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费用支付方式、居住地、家庭关怀、病程、FEVl%、6MWT等是影响COPD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家庭月收入和教育程度是COPD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保护因素（P<0.05），见表4。

讨论

COPD的特点为病情迁移、反复发作、逐渐加重，导致患者家庭经济负担增加。近年来的研究显示，COPD患者除了躯体功能障碍，还可引发患者社会角色改变和患者情绪障碍，出现焦虑、抑郁等障碍，影响COPD的治疗和转归H。研究显示，COPD患者中有6%～56%的患者合并有抑郁症表现，发病率的不同可能与受试者资料及对抑郁症的评定方法不同等有关。COPD合并抑郁与焦虑对预后有显著影响，Atlantis等研究显示，COPD患者无论是社区治疗还是住院治疗，抑郁、焦虑合并症患者的死亡率均显著升高，导致死亡率增加的因素是患者依从性差，不能严格按照医嘱用药。Mehta等研究显示，合并抑郁、焦虑的COPD患者CAT评分显著高于未合并抑郁、焦虑的COPD患者，说明合并抑郁、焦虑可降低COPD患者生活质量。因此，探讨影响COPD患者抑郁、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进行针对性干预对改善COPD的预后有重要临床意义。

费用支付方式为自费的患者更容易发生抑郁、焦虑。研究显示，患者患病后出现劳动力下降，活动耐力下降，导致患者经济承受力增加，社会活动受限，导致患者出现不良情绪。本研究结果认为，费用支付方式为自费的患者需要独立承担治疗费用，反复治疗使经济压力增加，导致抑郁、焦虑的发生率增加，与有关研究一致。

居住地为农村的患者更容易发生抑郁、焦虑。曾瑜等采用HAMA和HAMD量表对COPD患者进行抑郁、焦虑评分，结果显示，农村COPD患者的抑郁、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城市，认为影响因素主要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经济负担较重，患者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疾病的了解程度和依从性均低于城市患者，农村患者的心理卫生知识相对缺乏，自我调节能力低于城市患者。本研究结果认为居住地为农村是影响患者抑郁、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曾瑜等研究一致。

家庭关怀缺乏的患者更易发生抑郁、焦虑。陆璐等研究显示，患者家庭支持力度不够，导致患者缺乏关心，加重了患者因疾病导致的心理压力。刘建平等研究认为，家庭支持力度大的患者可通过家庭内部交流使患者的不良情绪得到疏导，通过家庭成员的关心和支持，能使患者感受到家庭温暖，增加治疗信心，对减少抑郁、焦虑等发生有利。本研究中，缺乏家庭关怀是导致COPD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与陆璐、刘建平等的研究一致。

病程长的患者易发生抑郁、焦虑。闻慧研究显示，病程长的患者随着患病时间增加，劳动和生活能力下降，加之患者长期受到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的影响，病情反复迁延可导致患者对疾病恐惧，出现心理障碍，患者生活需要他人照料，患者易因疾病出现自卑心理，也易导致心理障碍发生。本研究结果显示，病情>10年是导致患者出现抑郁、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与闻慧的研究一致。

6MWT< 394 m和FEVl%< 52.71%的患者易发生抑郁、焦虑。6MWT和FEVl%均是评价COPD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刘茜等研究显示，COPD患者抑郁、焦虑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与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认为与疾病严重患者的肺功能下降、病情迁延不愈、医疗负担较重等有关，对病情严重患者，临床医生更多关注患者的躯体疾病而忽略心理并发症也是导致患者心理障碍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中6MWT和FEVl%降低是发生抑郁、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有关研究一致。

家庭月收入越高的患者抑郁、焦虑发生率越低。巴汗等研究显示，经济状况是引发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之一，经济状况差的患者抑郁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增加。任攀宇等研究显示，经济水平较低的患者家庭收入治疗和生活常不能兼顾，患者易产生拖累家人的负罪感和无用感，导致心理障碍发生。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增加是COPD患者抑郁、焦虑的保护性因素，我们认为可能与家庭月收入高的患者对治疗费用的支持力度较好，患者的生活压力较低有关。 综上所述，费用支付方式、居住地、家庭关怀、病程、FEV1%、6MWT等是影响COPD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家庭月收入和教育程度是COPD患者发生抑郁焦虑的保护因素。临床诊治COPD患者过程中，加強对具有危险因素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并进行及时干预，进行合理的心理疏导治疗，对提高COPD的治疗效果和改善预后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