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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校残疾大学生职业决定能力发展研究——基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视角

时间:2024-12-26

陈莲俊宋礽玉

美国在校残疾大学生职业决定能力发展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视角

陈莲俊1宋礽玉2

本研究以170名美国在校残疾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了解其目前使用职业相关服务的情况及满意度。根据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基本模型框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的因果逐步回归检验,对在校残疾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这两个因素在自我障碍接纳程度与职业决定能力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对服务的满意度中等偏高,但实践中残疾大学生对职业相关服务的使用率并不高,相关服务质量无法满足残疾大学生职业发展需要。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对自我障碍接纳程度与职业决定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数据支持双中介效应模型。因此对于实践而言,通过加强多部门合作的残疾大学生职业相关服务,开发各种有针对性的干预项目以提升残疾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将有助于培养残疾大学生的职业决定能力,促进其职业发展。

残疾大学生;职业发展;社会认知职业理论

1.背景介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残疾人权利运动的推进下,随着《康复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残 疾 人 教 育 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以及《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等一系列法令的颁布与实施,美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所有障碍类型的残疾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及意愿选择不同学科和层次的高等教育项目进行学习。20年间美国残疾大学生在校人数增长近三倍[1]。2011学年全美在校本科生中登记在册的残疾人(包括自闭症谱系障碍、智力障碍、肢体障碍、视力障碍、听力障碍、学习障碍、言语语言障碍、情绪障碍、发展滞后、慢性疾病、创伤性脑损伤、多重障碍)约占11%,研究生中残疾人的比例也接近8%,两项合计人数约有707000人。这些学生分布于全美3680所高等教育机构中,覆盖学校面高达88%[2]。

然而与持续上升的残疾大学生入学率以及不断增加的残疾大学生校园服务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残疾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始终不容乐观。虽然众多研究已经证实了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残疾个体发展的重要性,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残疾人相比,大学毕业的残疾人生活质量更高,获得更好就业机会的潜力更大,其就业的可能性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而提升三到五倍。但是如果与普通大学生相比,残疾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依旧令人担忧。2012年的数据显示,美国非残疾大学生的就业率为83.7%,而同期残疾大学生的就业率仅为52.7%。残疾大学生毕业后无法就业的可能性要比非残疾大学生远远高出8-12倍[3]。即便是有机会获得工作的残疾大学生,学非所用,专业与工作不对口,工作维持时间不长,实际能力高于工作岗位需求等现象也比比皆是。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各类残疾大学生毕业后能够学以致用,从事专业性工作的人数比例仅在7%-19%之间[4]。

有研究认为,现行的高等教育支持服务片面关注残疾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发展和教学环境支持服务,以促进学生完成当前学业目标为首要任务,而忽视了他们与职业发展相关能力和经验的培养,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5]。有研究者曾警示,高校残疾人服务部门过分狭隘地执行《康复法案》504条款以及《美国残疾人法》所要求的基本职责,将高等特殊教育的服务重心聚焦在课堂支持服务,本身就是对这两部法案核心精神的误解[6],法案的宗旨是要保障残疾学生能够和普通学生一样平等使用校园一切服务与设施,包括有效的就业服务,从而促进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残疾学生能够走出校门成功就业,平等成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是所有教育的终极目标之一。

另一点导致残疾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处境不利的原因是大学内专门性就业服务工作的不完善。一方面,高校就业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为残疾人提供职业指导的经验、技能以及相关资源[7],使得残疾大学生在校园中使用就业指导服务的比例仅为普通学生的三分之一[8],同时也没有机会接触并参与到各类与就业准备相关的学生活动,或是通过兼职工作积累相关经验[9]。另一方面,由联邦或州政府支持的职业康复服务(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虽然面向辖区内所有残疾人,但由于主要关注初级职业机会的开发[10],服务人员本身的学历及专业水平有限,与高等教育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等各方面原因,很少能为残疾大学生提供相适应的职业康复服务[11]。数据显示,只有26%的高校表示与州职业康复部门建立了某种程度上正式或非正式的职业康复服务合作[12]。

除了外界服务方面的因素,残疾大学生的一些自身因素也制约了他们的就业发展。残疾大学生对自身残疾的认识以及有关残疾对于未来职业影响的态度,直接左右了个体自我职业决定的形成。研究发现与普通大学生相比,残疾大学生有更多消极的自我职业观念[13],在职业决定方面的自信心更低[14],职业成熟度也不及普通大学生[15]。专业服务的缺乏使得这些学生持续处于就业准备不足的状态。

鉴于上述状况,本研究以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为基本框架,尝试探讨该理论模型在残疾大学生职业决定发展研究中的适应性,通过拟合障碍适应程度、职业自我效能、职业结果预期以及职业决定之间的关系,探寻校园残疾人职业相关服务的发展建议,为更好地满足在校残疾大学生职业发展的需求,规划职业相关服务内容提供指导。

2.理论框架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是当前职业发展研究领域较为新兴的理论之一,由Lent等人于1994年提出[16]。SCCT是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在职业研究领域中的拓展与应用。它的全模型从认知变量、个人特质以及环境因素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分析个体职业发展的进程,并且认为职业发展是一个信息收集、意义建构、付诸行动的循环过程,能够持续终身。而认知变量是整个模型最重要的能动机制,不仅直接作用于个人职业兴趣、职业目标以及具体职业行动的发展,同时还对包括残疾程度在内的个人特质及环境因素在个体职业发展过程的影响作用具有调节和修正的功能。SCCT进一步将认知变量分解为三个核心概念,即职业自我效能、职业结果预期以及个人职业目标,这三个概念是整个SCCT理论的基石[17]。

自我效能指的是个体对自身获取工作或持续就业所具备能力的主体信念、判断以及自我感受。在职业发展的框架下,指的就是个体对自己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完成相应工作要求以及在岗位上获得持久的发展所需要能力做出的评判(即“我能干这份工作吗”)。自我效能是一个多维度、动态且与当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自我信念。SCCT理论认为个体的职业自我效能与他的职业能力水平密切相关,但并不等同于其实际的职业能力。在职业选择、职业任务坚持以及工作努力程度方面,个体的职业自我效能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它也影响个体对待工作、选择工作、完成工作过程中的思维模式以及情感反应模式。研究发现,职业自我效能能够通过过往经验、观察学习以及社会劝说进行干预和调节。具体而言,当个体工作的成就表现(即成功经验)越多,其职业自我效能越高;在个体自身不具备直接工作经验的时候,其观察社会榜样相关成功经验越多,则职业自我效能越高;当个体面临一项从未执行过的工作任务时,职业榜样、父母或教师等可信任之人对其工作能力的口头表扬及鼓励,往往能够促使个体产生较高的职业自我效能。

结果预期指的是个体对从事某一活动后所产生结果的信念,是一种价值观内涵的体现。在个体职业发展过程中,职业结果预期就是指个体对自己就业、参与工作或是从事与就业相关的一系列行为后所产生的可能性结果的一种预期想象,通常包括对经济收入、自我价值体现、社会地位等多方面的评价(即“如果我干了这份工作,结果会是怎么样的”)。职业结果预期虽然是一个指向未来利益的信念,但对于当前的职业发展行为具有直接影响作用。有研究者发现,在做职业决定的时候,具有较高职业结果预期的个体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了解相关工作,明确自己的职业兴趣与职业能力,并相信这些行为能够帮助他们在未来做出更好的职业决定。

与传统概念中具象的职业目标定义不同,SCCT理论框架下,个人职业目标指的是个体对就业或参与工作这一特定活动及相关行为所获一定结果的意向程度,即“我有多么想干这份工作”。它是由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共同决定。个人职业目标的确定对个体组织、执行并维持具体的职业行为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研究发现,与职业态度、职业信念、个人特质或是其他个体因素相比,个体的职业目标对其实际的职业行为具有最好的预测和解释效应。

本研究将首先了解残疾大学生当前职业相关服务的使用情况及满意度。然后选取SCCT理论中的核心认知变量作为基本框架,尝试在残疾大学生人群中探索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这两个因素对于自我障碍接纳程度与职业决定能力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再以此为理论基础为进一步开展在校残疾大学生职业服务项目提供参考建议。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共有6个部分,涉及4项评估量表和2套自编问卷:其中基本信息调查部分采用自编问卷,主要收集残疾大学生的基本人口学资料、残疾状况、目前学习状况以及相关特殊教育经历等信息,共计17个项目;现有服务使用及满意度调查部分也采用自编问卷,对目前残疾学生使用学校及社区相关高等教育支持服务及就业支持服务的情况与其满意度(5点Likert记分)进行了解,共计13个项目。

障碍适应部分选编自Groomes 和Linkowski制定的残疾适应量表-修订版。原量表包含32个项目,采用4点Likert记分,从转变(即个体从关注自身缺陷转向关注自我优势和能力的程度)、扩大(即个体将对自己由于障碍所导致的能力缺失的判断扩大到与障碍不相关领域的程度)、控制(即个体不将自己由于障碍受到的实际影响泛化到其他无关领域的程度)以及从属(即个体将障碍所产生影响尽可能最小化的程度)这4个方面评估个体对自身障碍的接纳适应程度。该量表在美国成年残疾人群中的总体一致性系数为0.93,各维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也在0.71-0.90之间[18]。为了更适合本研究所设定的目标调查群体,实际使用中剔除了原量表中特别针对肢体障碍的从属分量表,最终形成26个项目。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3,达到较高水平。

职业决定部分采用Mu编制的职业目标决定量表。该量表包含6个项目,采用4点Likert记分,从“完全反对”到“完全赞同”对每个项目进行评价。量表总分在6至24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职业决定能力越强。该量表在澳大利亚高中学生群体中的总体一致性信度为0.90,且与职业计划能力、职业期待等存在积极正相关关系[19]。本研究中全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1,达到较高水平。

职业自我效能部分采用Betz等人修订编制的职业决定自我效能量表-缩减版。该量表共设25个项目,采用5点Likert记分,从“完全没有信心”到“非常有信心”对职业决定过程中5个方面能力的自我效能进行评价,包括进行自我就业能力评价的能力、进行职业信息收集的能力、选择职业目标的能力、制定职业发展计划的能力以及与职业相关的问题解决能力。量表总分取值范围在25至125之间,分值越高表示职业自我效能越高。该量表在普通美国大学生人群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取值在0.78至0.87之间[20]。本研究中全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6,达到较高水平。

职业结果预期部分采用Metheny和McWhirter编制的职业决定结果预期量表-修订版。该量表包含12个项目,采用4点Likert记分,从“完全反对”到“完全赞同”对职业自我满意度、就业能力以及职业的社会地位这3个方面的预期进行评估。量表总分取值范围在12至48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职业结果预期越高。该量表在普通美国大学生人群中及拉丁裔高中生中均获得较高的一致性系数[21-22]。本研究中全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5,达到较高水平。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匿名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由第二作者目前所在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残疾人服务机构向全体在校残疾大学生发出调查参与邀请邮件。接受邀请并自愿参加本研究的学生通过邮件中的链接进入问卷回答页面匿名参与调查。共计218名在校残疾大学生参与了本次调查,剔除未完成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70份。

3.3 数据分析

在SCCT理论框架的支持下,本研究采用基于多层线性回归的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Causal Step Regression)对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这两个因素在障碍适应程度对职业决定影响作用中的中介功能进行检验。其中,自变量为障碍适应程度,因变量为职业决定,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分别为两个中介变量。数据检验模型如图1。

图1 基于SCCT理论的职业决定中介模型

4.研究结果

4.1 残疾大学生基本信息及相关服务使用情况

本调查中的残疾大学生的具体信息见表1。这些学生中30%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障碍。他们分别来自全校103个专业,其中20人有一门或多门辅修专业。受调查学生中有44.1%的人在之前的受教育过程中接受过个别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或无障碍支持服务(504 Plan),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服务是“延长任务完成时间”(33.5%)。目前有56.5%的学生有全职或兼职工作。

在校残疾大学生对校园残疾人服务机构所提供服务的使用频率最高(94.7%),另有超过四成(42.4%)的学生使用了校园心理咨询中心的服务,只有约两成(21.1%)的学生使用过学校就业服务中心的服务。在这三类校园服务中,学生们对校园残疾人服务机构的服务满意度最高(M=4.49,SD=0.66),其次是就业服务中心的服务(M=3.89,SD=0.92),对心理咨询中心服务的满意度相对一般(M=3.49,SD=1.34)。

在校园里,除了专门的服务机构外,日常学习生活中同学与教师也是残疾大学生支持服务的重要提供者。61.8%的受访学生表示接受过来自同学的支持服务,84.7%的学生表示接受过来自教师的支持服务。对于这两类支持服务的满意度基本均较高(M同学=4.25,SD同学=0.69;M教师=4.00,SD教师=0.96)。

在校大学生对于社区中相关支持服务的使用率非常低,只有6%不到的学生使用过州职业康复服务(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或是其他社区职业康复服务。对于州职业康复服务的使用满意度较高(M=4.10,SD=0.88),对于社区职业康复服务的满意度相对一般(M=3.30,SD=0.68)。

4.2 SCCT理论模型下职业发展状况

4.2.1 SCCT模型变量基本数据分析

模型各变量的基本数据见表2。

进一步分析发现,接受职业相关康复服务状况(包括校园职业支持服务及州或社区职业康复服务)对个体的残障接纳度、职业效能感以及职业结果预期都不存在影响作用,但对个体的职业决定能力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作用(F=7.21,p=0.008)。目前有无工作对个体的残障接纳度、职业结果预期不存在影响作用,但对个体的职业决定能力和职业自我效能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F=6.41,p=0.012;F=6.28,p=0.013)。

表3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矩阵。可见障碍接纳程度、职业决定能力、职业自我效能以及职业结果预期这四个变量两两之间均存在极显著相关。

4.2.2 中介模型检验

基于多层线性回归的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显示(见表4),障碍接纳程度(自变量)与职业决定能力(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B(95% CI)= 0.36(0.24,0.49)。同时,检验发现障碍接纳程度(自变量)与两个中介变量均存在显著关系:BM1(95% CI)= 0.63(0.49,0.77),BM2(95% CI)= 0.44(0.34,0.54)。最终模型中,两个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BM1(95% CI)= 0.31(0.20,0.42),BM2(95% CI)= 0.55(0.40,0.71),且自变量的作用则不再显著。全模型对职业决定能力的解释度为57%,F(3,166)=75.60,p<0.001,判定具有较大效应值。归纳而言,逐步回归检验支持双中介模型,即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在障碍接纳程度对职业决定能力的影响关系中起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表4列出了逐步回归检验的分析结果。

5.讨论与建议

5.1 残疾大学生职业相关服务亟待加强

成功就业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实际成效指标,应该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紧密联系。职业相关服务特别是职业自我效能培养以及职业价值观的树立应该贯穿在校学习的全过程,不应与学业发展相脱离。特别是对于残疾大学生来说,充分利用校园、州立及社区职业相关服务,培养正确地评估自身职业能力,调整因障碍而带来的阻碍,充分发展职业潜能,进行明智的职业决策和职业行为调整,是积极应对社会需求,提升就业竞争力,提高就业率的重要途径。然而本调查发现在校残疾大学生使用职业相关专业服务的频率相对较低,只有两成的学生使用过学校职业服务机构的相关服务,不到6%的学生使用过州或社区职业康复服务。Friehe 等人对213名来自两所高校的残疾大学生进行调查,也发现只有25%的人使用了校园职业相关服务[23]。还有研究者发现,与普通大学生相比,在各类校园内与职业相关的活动中,残疾大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不高。残疾大学生对职业相关服务的使用频率亟待提高。

表1 学生基本信息

表2 各变量基本统计

然而前人的研究也指出,目前面向残疾大学生的职业服务质量不高,无法满足其发展需要,是制约残疾大学生使用相关服务的重要因素[24]。高校就业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对残疾学生的了解,州立或社区职业康复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又以初级职业康复为工作重心,使得残疾大学生的职业服务需求很难被落实[25]。本研究结果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揭示。虽然受调查残疾大学生对所接受的职业相关服务给予中等以上的满意度评价,但是数据显示,接受职业康复服务不仅对个体的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都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在职业决定能力方面,反而是没有接受过服务的学生要显著高于接受过服务的学生。这就说明,目前的职业相关服务尚未满足残疾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需求。为残疾大学生所提供的职业相关服务的质量亟待提高。

表3 各变量之间相关检验

表4 职业自我效能与职业结果预期在障碍接纳程度对职业决定能力影响中中介效应的逐步回归检验

第二作者所在学校尝试以学校残疾人服务和职业服务合作为基础,在校园内引入服务针对性更明确的州职业康复工作人员,对于解决目前的两大困境是一种积极的尝试。首先,多部门合作平台的搭建可以在不增加工作人员负担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整合发挥各方面现有优势资源。其次,专设的驻校州职业康复工作人员,能够将工作的重心更加聚焦在残疾大学生身上,引导更多的残疾学生更早地了解职业康复服务,为他们提供有关职业决定、职业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咨询与服务,帮助他们的职业发展和职业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模式下,残疾大学生将有更多的机会将有针对性的见实习活动和在岗培训服务与自身的专业学习联系起来,为提升最终的就业质量提供可行的途径。

5.2 SCCT理论模型下对残疾大学生职业相关服务内容的探讨

基于SCCT理论框架,本研究尝试探索了在残疾大学生人群中,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这两个因素对于自我障碍接纳程度与职业决定能力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多层线性回归的结果显示残疾大学生对自我障碍程度的接纳与其职业决定能力存在密切关系,对自我障碍的积极接纳预示着较强的职业决定能力。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对障碍接纳程度与职业决定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完全中介效应,即当同时考虑这三方面因素时,个体对自我障碍的接纳程度不再能够显著影响职业决定能力。两个中介变量能够对职业决定能力中41%的变化进行解释,具有较高的解释度。

对于实践而言,本研究结论预示着在残疾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指导过程中,通过提升残疾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将有助于培养残疾大学生的职业决定能力,促进其职业发展。这对于进一步开展残疾大学生职业服务合作项目具有明确而切实的指导意义。

从形式来看, SCCT理论认为,丰富过往经验、进行社会劝说、进行观察学习都可以对个体的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结果预期起到干预和调节作用。落实到具体的服务项目,首先应该完善残疾大学生就业指导咨询服务,为大学生提供有针对性且符合其当前专业发展的就业咨询,并且尽可能地将首次就业咨询的时间提前至学生一年级或二年级,帮助残疾大学生预留更长的职业发展与准备期。在提供职业咨询的过程中,还应通过系统的评估以及发展性跟踪,帮助残疾大学生形成客观的自我能力评价,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其次应该利用各种资源组织残疾大学生参与职业见实习活动,或是开发相应的在岗培训机会,帮助残疾大学生增强直观体验,丰富职业经验。这一过程不仅能够形成对职业结果的客观认识,同时也能调整个体对自我能力的判断与评价及对个体的职业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本研究中,目前参与工作的残疾大学生其职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没有工作的同伴。

从内容来看,提高残疾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可以分别从提高其与职业相关问题的解决能力、职业信息收集能力、就业实践能力、制定职业发展计划能力以及职业目标选定能力出发。一方面通过一对一或团体培训传授相应的能力发展策略,提供实践的机会,以促进残疾大学生与职业相关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团队讨论,或是他人评价的方式,提升残疾大学生对自身能力的认知,从而提高自我效能感。对于职业结果预期的调整,则主要通过加强对特定职业所需就业能力、职业所具备的社会地位以及自我职业价值的认识得以进行。

6.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设计及结果解释方面依旧存在一些局限,可供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与深入。首先,由于调查对象的选取采用的是方便取样的方式,未采用随机取样,因此结论在向更广泛人群泛化推论时存在一定的局限。其次,研究选取了SCCT理论的核心部分,即认知变量部分,但对于个体性格、家庭因素以及其他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都未展开深入讨论,同时对于SCCT理论中职业兴趣形成、职业目标选择、职业行动执行、职业绩效评估等模块都尚未涉及。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有条件地采用随机取样的方式进行调查,从而保障结论的泛化能力。其次,进一步加强理论模型的建构,将SCCT理论中的其他板块也纳入考察。同时,随着学校就业服务项目的正式实施,运用理论模型进一步跟踪评估相关职业服务项目的实际效应,也将为促进残疾大学生职业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切实可循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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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Career decidednes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U.S.: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June L. Chen1, Connie Sung2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170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U.S. for their current usage and satisfaction about career related services.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mediation analysis for Causal Step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test the duo-mediation model of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vocational outcome expectanc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aptation to disability and career decidednes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ile services-recipient generally expressed moderate to high satisfaction towards the career related services they received from various agencies, such services are under-utiliz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could not meet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need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upport a duo-mediation model in which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vocational outcome expectancies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aptation to disability and career decidedness. Thes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mong multiple agencies in develop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and programs for improving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vocational outcome expectancie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o promote and support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Career development;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C913.69

A

2095-0810(2017)25-0028-09

1 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 上海 200062

2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残疾研究与康复咨询系 东兰辛 MI 48824

1陈莲俊 博士 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融合与残疾人职业教育

2宋礽玉 博士 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康复咨询、神经发展障碍个体的职业与转衔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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