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视角下残疾人是否办残疾人证的社会成因研究*

杨蓉蓉 陈 功

前言

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其残疾类别、等级的合法凭证[1]，残疾人在日常生活凭此证可享受许多优惠政策[2]。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中持残疾人证的比例不足40%[3]，如宁波市残疾人仅有43.7%办理了残疾人证，山东省持证残疾人仅占三成，苏州市残疾人持证率不足25%[4]。以北京市为例，结合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和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及需求调查来看，根据基于人群的抽样调查计算北京市残疾人口各年龄组百分比[5]并根据普查计算北京市持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口各年龄组百分比，两组相对数的分布迥异（见图1）。由于上述两组数据都包括了部分未办证的残疾儿童，因而理论上而言，如果残疾人各年龄组持证比例相同，那么北京市持证残疾人的年龄分布与北京市残疾人的年龄分布应该一致，如假设残疾人皆持证，则两组相对数的分布完全吻合。但图1显示25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年龄组中，残疾人的百分比分别高于残疾人证百分比，可初步判断北京市25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的残疾人中有相当比例的残疾人尚未申领残疾人证。因此，开展残疾人证问题的研究、探明阻碍残疾人申领残疾人证的因素对促进残疾人社会服务的可及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1 北京市残疾百分比和残疾人证百分比对比图（%）

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残疾人所面临的某方面的具体问题，如康复问题[6]、教育问题[7]与就业问题[8]等。在以往少数的关注残疾人证问题的研究中，有一项重要研究揭示了残疾人证的存在逻辑与动力机制。通过对江苏苏州北部地区某乡镇社区的实地考察，该研究描述了残疾人证“挂靠”现象的三个方面的行为逻辑，包括企业未按比例雇佣残疾人时，为规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而采取用证不用人的方式虚假雇佣残疾人；社区居委会迫于考核指标压力，为完成就业任务而主动安排残疾人在福利企业“挂名”；残疾人由于遭受就业排斥，为保障和改善基本生活而将个人的残疾人证交由企业应付审查，从而从企业获得微薄收入和社会保险。这一现象以社区居委会为中介，残疾人在企业挂靠残疾人证为主要特点，其行为逻辑的实质是残疾人遭遇就业排斥的同时社区居委会与企业利益共需的结果与表征[9]。 该项研究提示残疾人证可能存在的市场功利主义取向，从实践层面揭示了残疾人办证或不办证的现实理由。

另一项关于残疾人证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分析了残疾人不办证的原因。作者作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通过开座谈会、与残疾人专门协会沟通、到残疾人家庭走访调查等方式了解到以下两个现象：一是所服务地区的大部分残疾人都不办残疾人证。二是残疾人不办残疾人证的原因多样，具体有：（1）该地区大部分残疾人为老年人，认为办证没必要；（2）因自卑而不愿办证，家长怕残疾子女被歧视；（3）办证后享受的福利待遇较低，残疾人证含金量不足；（4）部分残疾人家庭生活条件好，认为办证多余[2]。这一研究主要从残疾人的主体视角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当地残疾人证的办理情况及原因，兼顾了福利制度因素与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

研究表明，知识不足或态度问题都可能导致歧视行为[10]，令弱势群体避而远之[11]。歧视常以或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呈现，在弱势群体自我层面，在弱势群体所处的间接性和延伸性系统如家庭和社区与社会层面以及更宏观的机制体制层面都有所表现[12]。三个层面的歧视现象交织混杂，印证了歧视或直接或隐蔽或结构性的本质属性[11]。值得强调的是，歧视，不论是被感知到的还是明面上的，都将对健康状况极为不利[13]。换言之，关注歧视即为关注健康和福祉。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残疾人，可能遭遇具有上述本质特征和三个层面表现形式的歧视。以歧视研究为切入点关注残疾人证问题，对于促进残疾人健康、增进残疾人福祉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从社会视角以歧视为切入点对残疾人证问题开展实证研究至关重要。首先，残疾人证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问题，因而有必要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呈现其社会成因或社会反应。其次，从残疾人所处的间接性和延伸性系统如家庭和社区与社会层面来研究残疾人证问题，体现了社会视角的应有之意。其中民众观点是残疾人所处的社区和社会系统的重要元素，需要关注其对残疾人的间接性和延伸性影响。因此，本研究关注民众视角，通过了解普通民众对残疾及残疾人证的看法，间接确认残疾人办证率低的社会成因，以期为促进残疾人社会服务可及性提供社会范畴内的实证研究支持。研究将在探明残疾人证问题的社会成因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并将可能从社会歧视的角度阐释问题的成因，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小型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田野调查中重要的信息人（key informants）即报道人[14]进行访谈来了解残疾人这一研究对象所处的社区和社会系统，从而研究民众视角下（lay perspective）的残疾人办证问题的社会成因。具体来说，本研究将对残疾人所处的社区和社会系统中的重要信息人进行访谈，询问他们周围是否有残疾人和他们周围的残疾人是否办理残疾人证及其原因，即通过报道人这一角色来间接收集有关残疾人办理残疾人证的资料。这一方法以“镜中我理论” （looking-glass self）[15]为指导，依据个人（残疾人）对自我的认识、了解、定位源于与社会互动中他人的评价与态度，从他人的评价和态度的角度来关注残疾人办证的社会系统。需要说明的是，对残疾人本身而言，其家人是其是否申办残疾人证的直接利益相关人，因此样本抽样框界定在残疾人所处社区和社会系统中的重要信息人，而不包括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这一研究设计可以解决难以全面地接触到各类残疾人及研究问题的敏感性等问题，数据资料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访谈对象为在北京生活的社会民众。考虑到残疾人证与残疾人的生活和福利尤其与就业[9]紧密相关，本研究借助研究者作为教师的身份便利，有目的地抽取在校学生和从业人员（职业不限）两大类进行访谈。 2017年1至7月，研究者以面对面访谈的方式收集这两大类受访者对于残疾人证的认知、对于残疾人持证行为的评价及他们所认为的影响残疾人办证的因素等。访谈收集了受访者性别、年龄、职业等个人信息，重点关注受访者与残疾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进一步向其询问残疾人办证情况与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残疾类型、残疾程度、家庭经济状况、所享受的福利补贴水平等）的联系。 根据受访者所掌握的信息的丰富程度，每例访谈时长为15分钟到60分钟不等，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

访谈资料形成文字材料后，研究者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8[16]中采用主题分析法[17]对资料进行分析。具体做法是，研究者浏览所有的访谈材料进行之后，在自由编码的同时，逐步归纳提取资料中的核心内容即主题（theme），然后分析各主题之间的关联，并总结民众视角下残疾人是否办证的社会成因。

2.访谈资料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访谈了26名18—65岁的普通民众，其中12名在校学生，均为研究生；14名从业人员，分别从属于11种常见的职业领域。26位受访者中，11位认识或接触过残疾人，15位不曾认识残疾人 ；12位认为残疾人应该办理残疾人证；1位陈述不申办残疾人证可以理解；其余13位受访者对残疾人是否应该办理残疾人证的态度不确定，其中有4位受访者认为办证与否是残疾人的个人自由，9位谈了持证与否的不同情况。受访者基本情况如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表

整体而言，受访者观点表明残疾人是否办证具有一定的人群特征，年龄、残疾类别和等级、残疾人心理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社会网络、显性的和隐性的地理条件等以某种模式或路径影响着残疾人证的办证率。

3.残疾人证的“封闭—开放”和“被动—自觉”模式

3.1 年龄模式：“封闭—开放”以及“被动—自觉”模式

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残疾人的年龄对其是否申办残疾人证有重要影响。从受访者来看，一部分受访者认为，总体上残疾青壮年相对于老年残疾人而言办证率高。他们认为，残疾青壮年人相对而言对申办残疾人证更重视，残疾青壮年人因思想观念开放，出于就业、社会支持、福利补贴方面的考虑，更易于接受办理残疾人证，“以便享受他们应有的福利”。另一部分受访者则认为，残疾儿童青少年由于心理发展尚未成熟，处于敏感期，容易受残疾人证负面标签的影响，其本人或家人担心受到他人的歧视，因而相对而言更不愿意办理残疾人证。

一个小孩儿的话，家里面大人也是不愿意带去领残疾证的，主要也是顾忌面子问题。（个案24：45岁，出租车司机，对残疾人证不了解）

与前述北京市残疾人年龄分布与持证残疾人年龄分布迥异的数据规律相符，即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组持有残疾人证比例低于该年龄段的残疾人比例，而青壮年年龄组持证比例高于本年龄段的残疾人比例。

受访者认为老年残疾人办证率相对更低。他们认为，老年残疾人大都常年在家或卧病在床，行动困难，也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待遇。由此受访者认为，在这类老年残疾人看来，办理残疾人证没有必要。受访者还指出，有的老年残疾人思想固化，受制于较为封闭的传统思想而意识不到残疾人证的本质作用，因而不申办残疾人证。受访者还注意到，有的老年残疾人因已享受单位福利和退休金待遇，加上持有老年证也能享受免费逛公园和纪念馆、免费乘车等待遇，因此受访者认为，这也是部分老年残疾人不考虑办理残疾人证的原因。与前述哈尔滨地区大部分老年残疾人认为办证没必要的理由基本一致[2]。

总之，在受访者看来，年龄对申办残疾人证的影响有两大主要模式：一是“封闭—开放”模式，封闭的环境或思想导致残疾人对残疾人证理解甚少，从而不太可能去申办该证，开放的理念使得残疾人倾向于接纳残疾人证及其福利；二是“被动—自觉”模式，相对于被动地、主要由家庭成员决定是否申办残疾人证的残疾儿童和青少年而言，通常来看，成年人如老年人更能自主决定是否申办残疾人证。以往研究表明，我国成年残疾人的心理健康得分随年龄略有下降[18]。本研究的民众观点指出，残疾青年因思想观念开放，更认可残疾人证及其福利。本研究揭示的残疾人证“封闭—开放”的年龄模式与前述成年残疾人心理健康的年龄模式相吻合。此外，以北京市肢体残疾人职业人格特征为例，以往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肢体残疾成年人的情绪稳定性和抗挫折能力逐步增强[19]。该人格特征的年龄模式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研究中关于残疾人证“被动—自觉”的年龄模式。

3.2 残疾因素的影响及其与家庭因素的混杂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残疾人的残疾类型与程度对残疾人是否办证有重要影响，不同的残疾类型与残疾程度对是否申办残疾人证的影响不一致。但总的来说，从受访者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与残疾类型相比，残疾人证的申办更受制于残疾程度的影响。

具体而言，受访者认为，一方面，当残疾人有从事社会生活、开展社会生产的能力和愿望时，如残疾类型为肢体残疾且残疾程度较轻时，可能因残疾人认为持有残疾人证对自身不利或出于其他原因而选择不申办残疾人证。

如果一个残疾人的残疾不是太明显，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然就不愿意办理残疾人证。同时，他也有可能比较自立，认为自己的问题可以自己解决，残疾人所享受的补贴可以用来帮助其他更有需要的残疾人家庭。（个案4：男，24岁，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有亲戚是残疾人，基本了解残疾人证）

我身边有的残疾朋友即使不办证，也可以直接进地铁、上公共汽车。（个案20：65岁，退伍军人，战友中有残疾人，了解残疾人证）

另一方面，受访者指出，当残疾人开展社会生产或从事社会生活有困难，甚至无法形成健全的自我认知时，如重度及以上残疾或残疾类型为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且残疾程度较重时，残疾人证的申办则不仅是个人的行为，更多是家庭的共同决定，常常是“残疾人自己的吃喝拉撒都不知道，办不办证就看家里人怎么认为”。

可见受访者关于残疾程度对残疾人证的影响的判断比较一致，都意识到残疾人证申办模式与残疾人的行为能力有关。对于具有一定社会行为能力的残疾人而言，是否申办残疾人证主要由残疾人本人决定；对于行为能力较弱的残疾人而言，是否申办残疾人证是残疾人家庭的共同决定。换言之，残疾因素具有一定的独立影响并常常与家庭因素混杂，其中残疾程度的影响更大。残疾因素对残疾人社会行为能力的影响程度决定了残疾人申办残疾人证的自主性程度，从年龄层面拓展到社会层面的“封闭—开放” 和“被动—自觉”模式。北京市残疾人残疾类型及程度的分布与持证残疾人残疾类型及程度的分布不一致的现象，验证了本研究的这一结论。如北京市各残疾类型分布为：视力残疾6.7%、听力残疾22.7%、言语残疾0.6%、肢体残疾35.5%、智力残疾5.0%、精神残疾7.1%、多重残疾22.3%[5]；而持证比例分别为10.8%、7.1%、0.6%、56.2%、11.1%、10.3%、3.8%，以多重残疾人、听力残疾人办证率相对低，而肢体残疾人持证比例较高，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持证比例也高于相应的残疾比例。另一方面，北京市残疾人残疾程度由重到轻的比例分别为：极重度残疾15.9%、重度残疾10.5%、中度残疾28.1%和轻度残疾45.5%[5]；而持证比例分别为11.4%、22.7%、26.6%和39.2%。说明重度残疾人办证率相对高，而残疾程度较轻者办证率相对更低。

4.自卑心理及其与排斥性的社交环境和标签化的社会舆论之互染

4.1 办证与否与个人和家长的心理因素有关

受访者一致认为残疾人是否办证与残疾人及其家属“害怕被嘲笑”“担心残疾人证的负面性印记”等心理因素相关。前述哈尔滨的研究也提到，各区办理残疾人证的工作人员反映有些残疾人因为自卑而不愿办理残疾人证，怕办证以后会受到社会关注，怕遭到歧视和排挤[2]。

一些人不愿去办理残疾人证，首先是心理感受，一些人完全不能够接受自己是残疾人这个事情，更加不会去申领残疾人证，用这个东西来时刻提醒自己，揭自己的伤疤；还有一些人觉得残疾这件事很难以启齿，是自己心里的痛，虽然知道申领残疾人证可获得一些优惠政策，但是出于自尊心，也没有去申领残疾人证。（个案10：女，24岁，法学专业研究生，对残疾人证不了解）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残疾儿童的自尊心更是强于健全人（非残疾人）。他们不想因为自身及家庭原因申请补助而让别人觉得他们得到特殊对待，或者让他们得到不同于健全人（非残疾人）的待遇。（个案12：男，24岁，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对残疾人证不了解，认为不持证是可以理解的）

受访者还观察到一些残疾儿童青少年的家长的心理：“办了残疾人证就等于给孩子刻上残疾的印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背着残疾人这个印记过一辈子。” 以往类似研究也发现很多父母也存在这样的顾虑，家长自身也不能正确对待残疾孩子，怕办证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打击[2]。本研究中受访者进一步指出，生活中持有上述想法的家长还有很多，“他们对残疾人证的理解是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标签”。有的家长还认为，公开子女的残疾人身份对家长自身的“面子”有影响。

4.2 排斥性的社交环境和标签化的社会舆论降低残疾人证的办证率

有受访者观察到残疾人自卑心理的社会根源，指出自卑实际上源于外在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包括可能存在的制度操作过程中的歧视和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传递出来的负面评价。

也可能是一些具体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损害了残疾人的自尊心，使得他们对残疾人证避而远之。（个案18：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了解残疾人证）

“唾沫星子淹死人”，残疾人被说成“困难户、吃不上饭的人”等一些不好的标签，会引来别人的白眼甚至嘲笑。所以，比起承受这些外界的压力，这些特殊家庭宁愿不去申请补助，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去生活。（个案12：男，24岁，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对残疾人证不了解，认为不持证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说，正如受访者所意识到的，残疾人的心理健康与否及是否办证是社会环境的反映，排斥性的社会环境和标签化的社会政策与舆论，无疑将导致残疾人的负面心理，体现为较低的残疾人社会福利的可及性。进一步来看，外在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包括残疾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流传的负面评价，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进而与残疾人证的申办也有直接关系。如访谈对象指出残疾人证对残疾的明文标示强化了残疾人对自身残疾的无奈接纳，残疾人及其家庭对残疾人证有消极认识，以及所处的社区社会文化环境对残疾人存在负面标签。这与以往的有关研究相印证。以往文献表明，残疾儿童在进入青春期时不免有受到同龄人冷落和排斥的经历，常导致残疾青少年社交困难，情绪压抑，缺乏自信，缺少朋友[20]，这种排斥影响了残疾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而对申办残疾人证有消极认识。而研究表明残疾人及其家庭对残疾人证的消极认识造成残疾人不愿意持证[21]。有关媒体也报道了残疾人证受冷遇的原因为“不愿被歧视所以不想办理残疾人证”[22]。

这种状况究其根源在于社会客体心理困境和残疾人主体心理困境。正如本研究中的受访者所言，社会客体心理方面，社会对残疾人存有偏见与歧视，包括认为与残疾人来往有失身份，并干涉其他人与残疾人来往；或认为残疾即残废，否定残疾人的社会贡献。残疾人主体心理方面，由于前述社会客观心理障碍，残疾人往往具有异于非残疾人的心理，如自卑、猜疑、自傲、偏激等。这些心理导致残疾人不易和他人沟通，从而使自身封闭起来[23]。而非残疾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往往是残疾人康复的最大障碍[24]。这样的两种心理困境直接影响了残疾人办理残疾人证，导致残疾人在自我层面和家庭及社区社会层面遭遇着不同形式的歧视。可见，残疾人是否办证是其社交环境的反映，排斥性的社交环境和标签化的社会舆论常常导致残疾人的负面心理，进而降低残疾人证的办证率。

5.残疾人证双刃剑：家庭条件定位了残疾人证的感知价值

受访者还观察到，对于一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残疾人，由于其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在开放的环境中成长，因而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同时社会对其接纳程度较高；在日常行为上，他们与非残疾人的社会交往常常很活跃。因此，受访者进一步认为，虽然政府和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关心和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但在这类家庭富有的残疾人及其家属看来，申领残疾人证意味着社会交往层次的下降，是对自身生存和发展能力的一种否定，从而少有申办残疾人证的考虑。与此相反，对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残疾人及其家庭而言，残疾人证所附带的福利对维持残疾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的作用非常大。

我们村的那个残疾人是领了残疾人证的，她们家情况不怎么好，平时生活主要是靠低保救济，领了残疾人证还会有一些补贴，对于家庭经济压力的减轻有一定的作用。（个案25：男，40岁，建筑工人，对残疾人证不了解）

我住的村中有一户家庭共有6口人 ，包括奶奶、父亲、母亲以及姐妹三人。老大和老二均为脑瘫，属智力残疾，二人全都办理了残疾人证。由于智力残疾，老大和老二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无法正常劳动和生活，平日基本在家中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例如剥豆子）。老大和老二的残疾不仅使家庭经济负担变重，同时也让老三和父母在心理上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担心老三日后也会患病）。该家庭属于低保户，较为贫困，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务农收入较少，另一方面是老大和老二的医疗费用较高，并且父母仍希望继续为老大和老二治疗。虽然办理了残疾人证后生活没有明显的改善，但少量的补贴对他们家而言已经很重要了，因此他们在得知办理残疾人证会有一定的补贴后就积极办理了残疾人证。（个案19：女，46岁，农民，有一位邻居是残疾人，了解残疾人证）

由此可知，社会民众观点中的残疾人证是残疾人及其家庭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双刃剑。对于困难家庭残疾人而言，残疾人证是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常常是“得知办理残疾人证会有一定的补贴后就积极办理了残疾人证”。而对某些上流社会家庭残疾人而言，残疾人证是其突破社会交往层次、实现个人发展需求的障碍。这与以往关于家庭条件好的残疾人因怕影响自身形象和家庭声誉而不愿办理残疾人证的研究发现[2]相印证。

6.社会网络与残疾人证的复杂关系

受访者揭示，在农村熟人社会还常常有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因认为“残疾人补贴没有低保金高，申请残疾人证还不如申请低保”而没有办理残疾人证；家庭经济条件尚可的非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因认为“残疾补贴本身也没有多少钱，对改善生活没有大用”，也没有办理残疾人证；某些不符合办理残疾人证的人因“在相关部门有关系”（即与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交情或亲属关系）却得以办理了残疾人证。

从受访者反映的情况来看，残疾人社会福利资源从最需要的人群流向了不符合条件的人群，扭曲了残疾人证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支持的本义。实际上残疾人补贴和低保金互不冲突，是可以叠加的社会福利。而认识到残疾人证与低保的这一关系仅需要有关工作人员向残疾人提供相关信息服务。相比动用“关系”为不符合条件的人办理残疾人证的工作复杂性而言，在日常工作中做好信息服务是如此简单。形成对比反差的关键在于残疾人是否拥有有关的社会网络。

7.交通、信息条件与残疾人福利可及性

7.1 交通阻隔导致主客观上的不利状况

结合对环境的评估，受访者指出，在偏远地区的残疾人办证不方便，偏远地区办理残疾人证客观上存在信息阻塞、交通不便的障碍。同时，这一不利的地区因素因残疾人行动不便而导致其主观上也意识不到残疾人证的实质与功能，形成了办理残疾人证很麻烦或没有必要办理的认识。有关研究对此也进行了分析：部分农村或偏远地区信息阻塞，加之残疾人因行动不便而少有出门，因此，意识不到残疾人证的作用，便认为办证太麻烦而没有必要办证[2]。本研究就此进一步总结为，偏远地区主要由交通不便形成的福利可及性差的主客观因素导致了残疾人证办证率比较低。

我了解到，一些农村的残疾人因为出行不便而没有机会去正规医院检查并开证明，所以没办残疾人证。而这种情况我想在市区一定很少存在。（个案23：男，28岁，特教老师，对残疾人证有基本的了解）

我觉得那样的特殊家庭（残疾人家庭）不持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信息的闭塞。一些贫困家庭住在山区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邻里之间、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这样的残疾人家庭可能不知道国家有一些关于残疾人方面的补助，不知道具体该如何申请，因而导致残疾人对残疾人证持无所谓的态度。（个案5：男，24岁，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对残疾人证有基本的了解）

7.2 信息不对称导致事实上的悖论

从不同职业的受访者中本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的受访者指出，农村中常见符合条件但没有办理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其缘由为没有听说过相关的政策。通常的情况是，受制于有限的知识水平，农村大部分群众对村里张贴的残疾人福利宣传告示不甚了解，久而久之对政策与有关信息漠不关心。而另一方面，据在村委会担任有关职务的受访者及在有关政府部门工作的受访者表示，有关政策的宣传与告知工作已经到位，残疾人办证率低的现象在残疾人群体中不存在。

我堂弟不领残疾人证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这方面的政策，同时不知道办理了残疾人证有什么好处；还有，他爸爸妈妈也不是很重视他，所以在他小时候也没有想过申请残疾人证这个事情。残疾人证是要评等级的，他不算重度残疾，所以没什么用。其次一些人并不知道怎么走这个程序，虽然知道可以领残疾人证，但是由于不懂程序路径就没有能够申领残疾人证；程序烦琐，让申领的人不知所措，一个残疾人证办下来十分费劲，经过这件事之后，口口相传，就导致以后的人也不愿意去办残疾人证。（个案26：女，28岁，商场售货员，对残疾人证不了解）

7.3 显性和隐性可及性障碍

可以说，正如受访者所观察的那样，残疾人的思想意识极大地受制于外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残疾人相对而言更难突破如区域经济发展条件、服务网络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重点关注了地理因素。研究发现，由地理因素所导致的种种不利条件如交通阻隔或信息不对称对残疾人办证率低有较大的解释力。目前关于福利可及性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25]如智障人士[26]等，但未重点从地理因素对残疾人福利可及性进行剖析。本研究重点关注了地理因素之后发现，在残疾人服务水平比较低的地区诸如在部分农村，存在着残疾人福利与残疾人在空间区位上和信息上的严重脱节，残疾人家庭不能便捷获取有关福利、及时了解相关的信息，遭遇了空间上显性的和信息上隐性的福利可及性障碍。这一发现与全国老年人跟踪调查数据中的研究结果类似，比如农村老年人在距医院的距离上较城镇老年人远，因此呈现出由于“路途远”而不去就医的比重较高[27]。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小型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26名普通民众进行访谈来研究民众视角下（lay perspective）残疾人办证率低的社会成因。经过基于民众观点的文献讨论，本研究认为，（1）年龄和残疾因素通过影响残疾人健康状况进而影响了残疾人证办证率，形成“封闭—开放”和“被动—自觉”的申领模式。健康状况越差，残疾人越可能对残疾人证形成封闭负面的认识，被动地由家人决定是否申领残疾人证。（2）排斥性的社交环境和标签化的社会舆论常常导致残疾人的负面心理，导致残疾人在自我层面和家庭及社区与社会层面遭遇不同形式的歧视，进而降低残疾人办证率。（3）对家庭背景不同的残疾人而言，所感知的残疾人证的社会价值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残疾人常认为残疾人证限制了社会交往层次，而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则看中残疾人证对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4）地理因素上，显性的不利条件如交通阻隔或隐性的不利条件如信息不对称对残疾人办证率低有较大的解释力。（5）本研究还注意到了残疾人福利在农村的扭曲，今后可进一步对残疾人福利资源流向以及信息不匹配等残疾人福利场扭曲的表现与根源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残疾人证问题进行了基于民众观点的理解，揭示了残疾人是否办证不仅与残疾人对残疾人证的认知及需求相关，而且还与社会歧视和残疾人福利可及性有关。今后可在研究内容上关注残疾人证机制体制层面，从而系统研究民众观点中残疾人自我层面、社会层面与更宏观的机制体制层面的歧视的表现与成因。进一步而言，今后可研究残疾人自身对其办证与否的态度与社会成因，以弥补残疾人是否办证的社会成因研究的主体视角的研究空白。换言之，残疾人是否办证的社会成因研究需要主客体视角的共同关注，而本文是这一努力的开端。总之，本研究探讨了残疾人是否办证的民众理解，指出残疾人证不仅是关乎残疾人命运的个人问题，还是与社会心理、社会政策息息相关的社会关切，反映着社会文化，提示实践中须把握残疾人对残疾人证的需求层次，消除与残疾人证有关的社会歧视，以提高残疾人证的办证率，进而促进残疾人享受残疾人福利和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