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思考

胡令远++洪伟民

2017年中日关系迎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安倍积极利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盟系列峰会等多边外交场合与中国领导人会见，显示中日关系有所趋暖。然而，趋暖的走势能否使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实现“再正常化”则取决于安倍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剑指何方。安倍在国内经济和民生领域面临压力迫使其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安倍政府推行俯瞰地球仪外交、近期又大力推进所谓美日印澳四国联手的印太战略，尽显与中国全面抗衡的战略心态恐怕短期内难以改变。中日两国关系依然脆弱。

2017年11月1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越南举行。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双方要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通过坚持不懈努力，积累有利条件，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向好发展。” [1]习近平主席强调：“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在于互信。” [2] 2017年11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时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日关系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同时存在敏感因素。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希望日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战胜困难和挑战，保持改善的势头，取得新的发展。” [3] 日本共同社据此认为：“安倍前所未有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关系改善的一个迹象。” [4]

自日本政府2012年上演“购岛”闹剧，以及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低潮状态。此次国际会议期间中日两国领导人会见，肯定了中日双边关系有所改善的近况，表达了进一步改善的意愿。诚如国际舆论所指出的，中日关系出现了“回暖”迹象。但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依然脆弱。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几乎同时开始新的任期，中日关系能否出现较大或根本改善，成为当下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战后中日关系的两个过渡期

对于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历史的分期，由于视角不同，学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如果根据中日关系的发展实态，从更大的视野框架进行区分，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至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作为中日关系第一个“过渡期”。这一时期的近三十年间，经过了世界格局、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的巨大复杂变化，中日两国关系逐步成熟地“过渡”到恢复“正常”。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大诉求是日本放弃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国家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从而保障此后中日两国人民正常交往。

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至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的近20年间，虽然中日之间有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要在历史问题上屡有“失言”以及教科書问题等发生，但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动摇中日关系的根本，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中日两国经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不断深化；国民感情密切，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蜜月期”。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国内政治得以保持长期稳定的 “1955年体制”解体，“十年十相”如同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战后日本人引以为荣的经济奇迹神话一朝破灭，从而陷入“十年不振”乃至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之窘况。与此同时，以地铁沙林杀人事件为标志，日本社会安全神话也随风而逝，日本社会处于焦虑不安之中。这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苦”一起蜂拥而至，日本人有一种看不到前景的窒息感。而此时的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面对这种状态特别是其发展趋势，日本的部分精英和右翼政客开始忧心忡忡，担心中国一旦真正强大起来，自身将陷于不利和被动局面。因此他们与以中国为潜在对手的美国联手，以日美同盟再定义为抓手，开始在安保领域采取一系列举措，如将战后一直以来实行的“专守防卫”变为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图在双边、亚太区域乃至全球与美军及其他关系密切的国家一起采取军事行动。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造军事同盟网络制衡中国的意图尽人皆知。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更令日本右翼政客坐卧不安。于是，有了同年的所谓“撞船事件”和2012年的“购岛闹剧”，他们妄图以此来刺激、煽动国民感情，渲染“中国威胁论”，并紧紧拉住美国介入中日领土主权争端。由此，中日关系急转直下，陷入战后以来最低点。

可以说自冷战结束至2010年中日经济总量出现逆转，标志两国综合实力行至一个历史性“拐点”后，中日关系随之跌入低谷，正式进入一个低位运行期。据此，可以把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0年这近20年的时间，视作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二个过渡期。古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风起于青萍之末而鸿渐于干。无论是第一个过渡期，还是第二个过渡期，雪泥鸿爪，历历可见。只可惜第一个过渡期是向邦交正常化过渡，尽管有诸多障碍，但总体是上行方向；而第二个过渡期是向中日关系的低位运行期过渡，虽然其间产生了中日间第三和第四个政治文件，但总体呈现的是下行趋势。

自2010年至今的七年中，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低潮期。然而前所述及的中日两国领导人近期的互动，能否使两国关系有根本改善，从而走出低谷，实现“再正常化”呢？这首先需要关注日本近期举行的第48届众议院选举，因为安倍所领导的自民党的选举政纲，必然会体现在其胜选后的内政外交政策上。

日本第48届众议院选举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选举结果使安倍修宪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2017年9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突然宣布将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从而引起日本政坛震动，国民反应强烈。而日本各政党措手不及，仓促上阵，经过十几天选战喧嚣，终于尘埃落定。自民党最终获得283个席位，不仅单独过半数，得以掌控国会中相对于参议院而言据优势地位的众议院的大局，使政府提交国会审议的法案容易获得通过；同时，议席数还达到了可以掌控众议院17个常设委员会的所谓“绝对稳定多数”，这样可以保证众议院的顺利运行。此外，与执政伙伴公明党所获得的29个议席相加，自公执政联盟共获312个席位，即已达到全部465个议席的三分之二。这样不仅可以使在参议院遭到否决的政府提案在众议院重新审议通过，更重要的是使安倍心心念念要修改和平宪法的夙愿在理论上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同时，安倍还会根据自己主导修改过的关于总裁任期延长的自民党党章，在2018年9月再次连任党总裁，并顺理成章地延续首相大位。因此，理论上讲，安倍可以一直担任日本首相到2021年11月，创造日本历史上首相任期最长的纪录。

不过应该看到，虽然安倍达到了提前举行大选确保继续执政的目标，但他在获取了诸多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输掉了很多带有根本性的东西。首先，提前解散众议院没有“大义名分”。国民普遍认为，安倍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是为了消解丑闻以求自保；而且过分利用宪法赋予首相的解散权，是对国家大法的亵渎。其次是手法恶劣。众议院选举是“政权选择”的所谓大选，本应该是各政党就其理念以及作为这种理念外化的重大政策“问信于民”，特别是作为执政党更应如此。但安倍在这次大选中重点是拿“朝鲜威胁”说事，而且他早就有意利用政府首脑掌握的行政资源，对此过分渲染夸大，置国民于不切实际的惶恐之中。而在选举过程中，安倍对其真正要做的修宪诉求，即便写进了选举纲领，但却刻意回避。这次胜选安倍靠的是“术”，而非大义名分的“道”。

二、分裂的在野党制衡安倍政权的能力弱化

民进党的临阵分裂和希望之党成为“失望之党”甚或“绝望之党”，是这次选举中最具戏剧化的两场闹剧。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之所以在选举前夜突然瓦解，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执政时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上举措严重失当，因而大失民望，颓然的党势一直没有改观。二是刚刚接任党首的前原诚司如果败选马上就要引咎辞职也已是可以预见的结局。所以当看到希望之党成立之初气势如虹时，前原诚司便做出了与其合流以求摆脱困境的选择。三是民进党本身是一个由不同政治理念及政策诉求的成员拼凑而成的杂烩党，黏合度不高，难经大风大雨。

而在野党最大的败笔是希望之党党首小池百合子不仅以赞成修宪与否为红线坚持拒绝一部分民进党人，而且决定自己不参选，从而导致选情大变，其党内主要干将若狭胜也把自己赔了进去，丢了议员位子。其实，希望之党在理念上与自民党几无区别，因此被讥为“第二自民党”，是自民党的“补强势力”。希望之党本来是“乘势而起”，这个“势”其实就是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小池旋风的余威，即其超强的人气。一旦小池本人出现问题，该党今后可能会沦为无足轻重的小党，其政治功能不外与维新会一起，与自民党政权小打小鬧并不时起着某种补充作用，譬如在修宪问题上的合作等。而从民进党中分出来的立宪民主党，主要由自由派人士构成，在本次选举中业绩突出，成为一个亮点。立宪民主党虽然成为第一大在野党，但仅有55个议席，难以对自民党形成实质性牵制。

自1955年到1993年期间，虽然是自民党一直执政，但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势力一直对其形成有效制衡，所谓两党势力在伯仲之间。近年日本政治生态的“一强众弱”局面，并未通过这次大选而改观，反而是在野党整体实力更加弱小，从而使安倍政权的“暴走”将更加通行无阻。

三、选举后安倍政权的内政、外交课题与中日关系

安倍在2012年至今的所谓五次国政选举中，实行的都是重经济与民生、轻政治议题的选战策略。但是一旦胜选，虽然是经济、政治两手抓，但实际上在优先顺序上是倒置的，这从安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不难看出。所以今后依然会是老套路，即面对国民，安倍首先强调的是安倍经济学，而内心无疑则把在最后的任期内实现修宪的夙愿放在第一位。

然而，修改和平宪法也并非易事。在内外压力下，安倍实际上已经把修宪改成了“加宪”，即不改变宪法第九条，只在宪法中增加自卫队的存在。安倍自降门槛是为了先破和平宪法数十年不变的金身，然后再逐渐蚀空。通过这次大选后形成的政治生态，理论上讲安倍在国会纠集三分之二以上议席方面具有了修宪的现实性，然而他还面对50%以上国民赞成这一关。所以2017年11月1日安倍继续执政之后，会实行“协调修宪”的方略，即首先会与对修宪持审慎态度但赞成“加宪”的执政联盟公明党进行“协调”。以和平理念为立党核心价值、走中间路线的公明党其实一直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同时希望将环境保护等入宪，即根据时代的变化增加宪法内容，也就是所谓“加宪”。对于与安保相关的问题（譬如自卫队入宪），公明党主张要“问信于民”。由于这次大选中自民党将此作为选举公约之一，所以公明党对此恐怕很难再持反对态度。同时因为其他政党也有一些具体的加宪方案，所以安倍与本就赞同修宪的希望之党、赞成加宪的维新会协调，达成三分之二应该不难。至于国民这一关，安倍会借助特朗普访日的机会，强化朝鲜的威胁，以及一直以来明里暗里以各种方式灌输给国民的“中国威胁论”，甚或必要时拿钓鱼岛冒险说事，最大限度刺激国民的国家安全神经，诱导他们去投赞成修宪票。虽然修宪也好加宪也罢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但以安倍的历史态度，人们有理由怀疑日本是否能牢记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的修宪或加宪，不仅对中国乃至地区安全与稳定增加了不确定因素，而且也未必是日本人民的福音。

与此同时，为了兑现选举承诺，安倍必须在经济和民生领域有所作为。虽然近来日本股市等经济指标有强势表现，但作为安倍经济学支柱的增长战略依然未有真正突破，量化宽松及财政刺激的短期效应已现颓势。面对增长乏力，已经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安倍政府做大军工企业，无疑也是其选项之一。在安倍经济学并未产生普惠效果的情况下，2018年再次提高消费税，对安倍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此外，高企不下的政府借债，已构成潜在的危机。安倍连续赢得五次国政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国民对安倍经济学虽不满意但也有所期待。随着时间的延长，一直业绩平平的安倍必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交出一份让国民基本满意的经济答卷，对安倍来说不蒂是继续执政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安倍实际上也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在外交方面，安倍继续积极推动日美同盟，但在如何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等问题上，安倍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有效方法。对中国的外交僵局，安倍政府亦尚未打破。在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纪念邦交正常化45周年活动时，安倍亲自带领政府及自民党要员出席。在前述与习近平主席及李克强总理会见时，安倍强调有意改善两国关系。安倍开展上述外交举动的原因是中国近年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深得世界赞许，越来越强大的中国难以遏制，而美国的东亚政策尚难预料。通过适度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可以获得更大外交空间。但安倍政府推行俯瞰地球仪外交、近期又大力推进所谓美日印澳四国联手的印太战略，尽显与中国全面抗衡的战略心态恐怕短期内难以改变。

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其所达成的最重要的核心成就是日本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由于冷战背景，这一过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了20余年才实现，也即中日关系“正常化”在战后历经了很长的过渡期。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双边关系进入蜜月期。也正是从该年起，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路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使中国人民“富起来”而奋斗。从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1978年起直至冷战结束的20年间，中日两国走的是合作共赢、共同富裕的道路。

冷战结束后，日本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遭受重创，而中国经过多年积累，经济反而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在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虽然中国的發展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对其起到了“反哺”作用，即日本在走出“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的过程中，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对走出泡沫经济破灭的阴影获益良多。但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强起来”日本却难以接受，逐步加深了战略疑虑，并选择了与美国联手，尽可能迟滞中国“强起来”的步伐，最终致使中日关系坠入战后最低谷。而这一个过程也大致经历了20年。因此，所谓的“再正常化”，就是日本能够真正接受中国人民“强起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步从内心看不起中国，包括其原来一直推崇的中国文化、社会制度乃至价值体系。瞧不起中国可以说已经深入日本的骨髓。所以当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站起来”时，日本没那么容易予以承认。当看到中国不仅“站起来”而且“富起来”，现在更要“强起来”时，日本就更难接受了。

其实，近代以来东亚日强中弱的格局并非东亚历史的常态。从更长的历史来看，所谓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就是回归东亚国际格局常态而日本重新认识并接受的过程。但在目前，安倍政权似乎还在留恋并致力于“找回强大的日本”，并没有认清东亚格局的基本逻辑和发展趋势。所以尽管目前中日关系有回暖迹象，也有可能从低位徘徊走到中低位乃至中位运行，但两国关系依然脆弱。例如，安倍竭力追求并具备现实可能性的修宪问题，必将刺激敏感的中日两国关系的脆弱神经，加深彼此的战略疑虑。如前所述，日前安倍与中国领导人会见，信誓旦旦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却又大力推动美日印澳四国联盟机制，鼓吹“印太战略”，其剑指中国，打造制衡中国网络的意图再明显不过。所以，中日关系的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两岸和平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第二作者系上海商学院

日语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