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危机与中东秩序重塑

王林聪

虽然叙利亚危机随着近期战场局势的变化而出现重大转机，但围绕叙利亚政治进程及战后安排的较量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美、俄等域外大国以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域内大国的多重博弈，深刻影响了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可以说，叙利亚危机引发了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的重构，并加速了中东秩序的“两极化”态势，成为21世纪中东国际关系变化的分水岭。

在中东变迁进程中，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是一种典型的“灰犀牛”现象的话，那么，叙利亚危机则是一个独特而又巨大的“黑天鹅”事件。因为人们很难设想，一个在21世纪前十年保持相对稳定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3%、通胀率为4.9%的中低收入国家，转瞬间深陷战争旋涡，成为中东地区的“风暴眼”和多种力量激烈对垒的博弈场。更为重要的是，叙利亚危机中各种“行为体”之间多层博弈，又引发了中东国际关系深度调整和中东秩序的重塑，深刻影响着21世纪中东地区的发展方向。因此，观察和分析叙利亚危机乃是人们认识和把握21世纪中东国际关系新变化和中东秩序重构的关键案例。

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特点

叙利亚危机自爆发以来其演变可谓一波三折，经历了从危机发生、扩大到“以化武换和平”实施；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崛起后攻城略地到叙危机全面升级、叙局势急剧恶化；从俄罗斯军事介入、阿勒颇战役取胜（战局转折）到全面清剿“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并迎来反恐战争节节胜利等复杂过程。叙危机的爆发和演变有着深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又是复杂的中东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反映，是内外诸多因素相互叠加又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内因看，叙利亚国内多种矛盾的积累和“叠加效应”促成了危机的爆发。叙复杂的民族和教派构成、难以弥合的社会裂痕、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不断侵蚀着复兴党政权的统治根基。巴沙尔执政以来政治自由化改革，不仅削弱了复兴党在叙政治系统中的主导地位，还造成了复兴党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竞争的态势，这三种意识形态背后交织着家族、教派和族群矛盾。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多以反抗阿拉维派独占政治权力为诉求，结果严重削弱了国家认同，扩大了社会裂痕。与此同时，经济自由化（主要是私有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的扩大，加上2006年起连续四年的严重旱灾，3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 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成为叙危机爆發的直接原因。

然而，从外因看，境外或域外力量的干预，加剧了叙危机的“聚变效应”。叙地处中东地区心脏地带，具有多重地缘政治属性，它既是大国觊觎的对象，又是中东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较量的场地。当叙政权控制力下降时，其极易沦为各方博弈场。由此揭示了叙危机缘何迅速升级，由内而外演化为中东地区的重大危机。换言之，叙危机的扩大和逐步升级乃是外力推波助澜的结果，进而引发了中东秩序的变动。

事实上，持续六年多的叙利亚战争，给该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其损失初步估计约2260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倍），死亡人数高达40—47万。另有约半数国民背井离乡，或流散各地，或出逃境外，[2]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难民潮。纵观六年多叙局势的曲折变化，叙危机牵动整个中东，波及世界，其复杂性和影响面超乎寻常，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许多新特点。

第一，叙利亚危机的演变呈现“外部性”和“戏剧性”。从叙利亚危机的“被升级”到“被逆转”，既体现其“外部性”特征，又展现其“戏剧性”变化。所谓“外部性”是指外部力量主导叙利亚局势变化和走向。因此，叙战争又被看作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被逆转”则指西方大国导演的叙“政权更迭”的大戏却未能实现，这一结局大大出乎美欧列强之预料，至今无法相信巴沙尔政权可以绝境逢生，迈向胜利。可见，叙利亚危机堪称是当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罕见的一幕“逆转剧”，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关系中“东升西降”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第二，叙利亚危机的性质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叙危机经历了从叙内部问题转变为中东地区问题、从内战演化为地区战争和国际战争的重大变化。在这场危机中，交织着多重矛盾和多种力量。对于叙政府和人民而言，多面临敌，展开了一场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权生存的民族保卫战；对于中东地区国家而言，更多地表现为一场地缘政治争夺战，即以沙特阿拉伯为核心的逊尼派集团与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集团之间的较量；对于域外大国及国际社会而言，既有美俄在该地区争夺，又有国际社会共同反对西方新干涉主义、反对“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维护中东地区安全的复杂斗争。可以说，叙危机实质是巴沙尔政权存亡和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是侵略与反侵略、干涉与反干涉、恐怖袭击与反对恐怖主义等多重性质的复杂较量。

第三，叙利亚危机在塑造中东国际关系中的独特性。就国际关系而言，不同行为体在叙危机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其中，在叙危机中，非国家行为体产生了极为独特的作用，直接影响着中东国际关系的变化，以联合国组织、“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最为突出，并展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例如，联合国组织作为超国家行为体，在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坚持下（多次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了西方大国干预叙内政、推动政权更迭的企图，捍卫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为叙问题政治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反，“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重塑中东国际关系和中东秩序中扮演了破坏者、颠覆者的角色，其影响之大在以往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叙利亚危机对中东秩序的

深远影响

中东秩序是不同行为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中东秩序的变动或重塑必将是不同行为体博弈进而达到某种平衡的过程。在叙危机中，一方面，各行为体本身的变化直接影响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其中，不同行为体实力对比的变化：域内大国诸如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国实力的上升，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实力的下降；域外大国诸如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印度等等，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变化，这一切都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预期和博弈方式。另外，作为“另类”的非国家行为体——“伊斯兰国”作为博弈的一方，迅速成为重构中东版图的颠覆性力量。

另一方面，博弈规则和博弈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叙危机中各行为主体之间博弈方式复杂多变，既有政治谈判，又有军事较量，而后者则是决定性方式。因此，叙战争及其結局就成为各行为体博弈以及判断中东秩序变化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叙危机乃是重塑中东秩序的分水岭。

首先，叙利亚危机加剧了中东地区格局“整体失衡、局部失控”的新态势，中东地区关系急剧变化，出现了“两个阵营”对垒的局面。叙利亚战争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性危机和整体地位的弱化，而“伊斯兰国”的出现更是阿拉伯世界乃至中东地区“局部失控”的标志。遍及中东地区的“脆弱国家”（西方称其为“失败国家”）多数集中于阿拉伯世界。相反，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国，所受冲击相对较小，其实力有所上升。由此形成了中东地区以教派分野为表面特征的地缘政治较量，即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叙利亚战争、也门战争、伊拉克重建、卡塔尔断交危机，等等，都成为两个阵营的博弈场。博弈的结果将深刻改变中东地区关系和中东秩序。

其次，叙利亚危机加速了“俄美对垒、俄进美退”的新变化，中东国际关系深度调整，呈现着“两极”对峙的格局。叙危机见证了主导中东的国际力量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和俄罗斯以叙危机为契机强势重返中东。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美国对中东局势控制力的逐渐下降，在中东地区采取“选择性干预”，反恐问题方面“三心二意”，不仅损害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形象，也使其中东地区联盟体系受到冲击。这一切表明，美国主导中东的时代已渐渐成为历史。但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并非战略退出。从2017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沙特、以色列等国，表明其重织联盟网，将盟友推到前台，通过“代理人”间接掌控中东局势的新意图。

与此同时，叙危机见证了俄罗斯以攻为守，通过2013年9月“以化武换和平”以及2015年9月果断出兵介入叙战争，力挽叙危局，并且在反恐大旗下，组建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方的叙问题“阿斯塔纳”协商机制，力图掌控叙问题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近期，许多中东国家首脑纷纷出访俄罗斯，显示了俄罗斯重返中东，其影响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是，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并非有些学者所说“俄罗斯取代美国成为中东的中心”。[3] 目前，在中东地区“俄进美退”的态势已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制衡，谁也很难在中东搞“单干”，在俄美较量的背后，又是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和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的对抗，两大营垒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妥协，从而将中东推向更为复杂的“两极”格局，这或许是向多极格局演变的一种过渡形态。

再次，叙利亚危机激化了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对中东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了威胁。民族国家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体，然而，叙危机进一步激活了该地区原本复杂的教派和族群纷争，强化了教派认同或族群认同，严重削弱了国家认同，直接损害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根基。伴随着叙危机，中东地区宗教和民族矛盾持续上升，成为影响中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因素，造成一些国家（尤其是战乱国家）的“裂变”，分离主义逐渐抬头。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近期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自治意向，等等，都是叙危机的后续效应。可见，由叙危机引发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波及整个中东地区，它将是影响中东国际关系，重塑中东秩序的重要内容。

最后，叙利亚危机引发了对中东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普遍担忧和关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攻城略地，滥杀无辜，从本质上说是“地区治理”和“国家建构”失败的一种表现。叙战争最终转变为一场国际性反恐战争，从反面凸显了恐怖主义的巨大能量和危害。此外，由叙危机引发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又将难民问题提上中东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议程。这些表明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关联性和紧迫性，这是21世纪国际关系最为突出的现象。因此，透过叙危机的演变，弥补国家治理和中东地区治理上的“短板”必然是重塑中东秩序中的重要内涵。

后“伊斯兰国”阶段叙利亚

危机的走向

随着“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被攻占和叙政府军解放代尔祖尔省，叙战事接近尾声，反恐全面胜利在望，叙危机即将迈入后“伊斯兰国”阶段，叙问题的博弈正从“战场”转向“会场”。然而，叙危机短期内很难结束，“会场”的争夺必将激烈而复杂，同样是中东和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延续。

目前，围绕叙利亚进程及战后安排的较量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沙特、卡塔尔，意在编织中东联盟网，为叙战后安排布局。与此同时，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主导的第七轮阿斯塔纳会议已于10月31日落幕，叙利亚停火机制担保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政治谈判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的解决途径。俄罗斯还提出召开叙各派别参加“叙利亚人民大会”。11月1日，普京访问伊朗，商谈叙利亚问题。此前，10月4-7日，80多岁的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俄罗斯，同样就叙利亚问题交换意见。11月20日，叙总统巴沙尔访俄（索契），与普京总统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商讨反恐战争即将结束后的叙利亚安排。11月22日，有两个重要会议同时上演：一是俄罗斯索契会议，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首脑齐聚索契，就叙问题最新进展、出路交换意见，并发表联合声明，即强调启动包容、平等和叙人民主导的政治进程，举行自由公正选举，强调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呼吁召开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二是沙特利雅得会议，叙境外反对派140多人齐聚利雅得，旨在协调立场，组成高级谈判委员会，为新一轮和谈作准备。联合国第八轮日内瓦国际会议也已于2017年11月28日召开。可见，以叙战后政治进程（制宪、选举以及巴沙尔总统地位等）和重建为核心的多方博弈正在展开。根据目前情势，叙危机未来走向存在着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叙利亚出现“三足鼎立”的割据态势并可能引发新的冲突或战争。目前，在清剿共同敌人“伊斯兰国”之后，叙境内出现了沿河（幼发拉底河）而成的叙政府军与叙库尔德武装力量（美国支持）之间的对峙；叙西北部等地政府军与自由军（土耳其支持）之间的对峙。这种对峙很可能由于双方矛盾尖锐，难以达成妥协，重新走上军事对抗之路。另外，美军在叙约有2000人。新的对峙若持续，势必把叙推向分裂和解体的深渊，恐怖组织也可能借机死灰复燃。

第二种是在联合国等多种力量积极斡旋下，逐步推进叙问题政治进程，促使叙境内外不同派别之间在激烈博弈中达成妥协，结束叙武装割据，避免出现新的冲突或战争，避免恐怖组织余孽卷土重来，逐步实现叙民族和解，开启叙利亚战后重建。

第三种是国际社会斡旋进展缓慢，效果有限，形成叙问题拖而难决的僵局。由于叙境内外不同派别之间矛盾尖锐，在制宪、巴沙尔政权合法性以及辖控区域划分等方面互不相让，很难达成妥协，从而使政治进程在短时期内停滞不前或搁浅，导致叙危机长期化和复杂化。

实际上，叙危机未来走向必然受多种变量因素所支配。深陷地缘政治漩涡中的叙利亚，历经战争劫难，已经从复兴党独掌大权的地区“强国”演变为不同教派和族群谋求分权的地区“弱国”。因此，叙利亚未来走向复杂多变，充满悬念，其政治图景充满着不确定性。

叙利亚危机引发了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的重构，加速中东秩序的“两极化”态势，成为21世纪中东国际关系变化的分水岭。但与此同时，叙危机也揭示了中东地区加强安全治理和国家能力建设的紧迫性。从长远看，能否真正实现民族和解，成为叙问题政治进程的关键，也是衡量叙现代国家建构成败的关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