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流通的形态变革与理论重构

时间：2024-04-23

【摘要】流通是人类社会物质与非物质要素运动和流动变化的总和，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偶然到普遍、从低级到高级、从一般到现代的发展阶段。现代流通是囊括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的全要素流通，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全开放流通，是涵盖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全过程流通，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循环流通，是体现绿色低碳循环理念的全生命周期流通，是产业链供应链相互嵌入的全链路流通。现代化流通能力既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世界互联互通水平和经济连通性，决定了全球经济运行的效率与质量。现代流通的主要形式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平台经济、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全球供应链体系、“一带一路”、以制定流通规则标准协调全球流通。

【关键词】现代流通全球供应链体系全要素流通全开放流通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7.010

2020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流通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论述为新时期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何谓流通？何谓现代流通？何谓现代流通体系？这既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理论上亟需梳理、厘清和创新的重大命题。

流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流通是不断运动着的具有交换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在运动和流动中寻找顺畅的通道并得以实现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物质与非物质要素运动和流动变化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客观的、渐进的演化形态变化，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偶然到普遍、从低级到高级、从一般到现代的发展阶段。从人类历史看，流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流通的初始阶段，或称流通偶发化阶段。在这个阶段，流通处于偶然的、片断的、局部联系与交易的状态，这时的流通是在偶然的交换活动中产生的，主要形式是物物交换，流通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占主要地位，流通速度缓慢，流通规模微小，流通范围狭窄，流通效能低下。

第二个阶段是流通的一般阶段，或称流通广发化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流通处于商品经济形成、发展直至繁荣时期，一般即指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由于以货币作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常态化，流通已作为社会再生产中独立的经济过程，商品已泛化为流通的基本元素，在流通中不断实现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从而在流通中实现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流通的定义是：“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circulation）。”马克思流通理论论述了资本流通，但并没有提出一般性判断标准，计划经济是否存在流通，不属于马克思流通理论当时的研究范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1981年）提出“流通一般”概念，指出“由不断进行着的亿万次交换所构成的流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客观经济过程。有社会分工，就有交换;有社会化大生产，就会有流通过程。这就是流通一般”。在商品经济形态下，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相对独立，流通范围延展到一切采取商品经济形态的国家和区域，相对于偶发化流通阶段，在这个阶段，流通速度大大加快，流通范围不断拓展，流通效能不断增强，流通作用不断提升，其产生的效应不断累积，使经济社会运行逐渐从以流通为末端转向以流通为主导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在流通不断扩大并趋向产业化的过程中，流通拓展到所有建立商品经济形态的地区和国家。

流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流通的现代化阶段，是全球化、国际化、社会化、现代化大流通阶段，即现代流通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生产力加速度发展，建立在流通一般基礎上的以实物经济运动为主线的流通状态发生着一系列变化和互动效应，蕴含在商品中的知识、智能、数据、信息和技术等无形要素禀赋激增，使更多的“无形商品”“无形资产”“虚拟经济”“虚拟空间”等非物质载体与物质载体共同构成流通的新空间。现代流通是流通一般的特殊形式，是流通一般发展的最高阶段，从现代流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实践来看，现代流通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决定性、战略性力量。构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商品流通体系和要素市场体系，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方法，高效率地组织现代流通，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软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流通将整个世界黏合在一起，21世纪已经和正在迈向以现代流通为先导的世界经济，21世纪的世界将由于现代流通引发的内在冲击力、爆发力和引动力，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发展和演化的重要历史时期。21世纪经济全球化将出现崭新的趋势性特征，现代流通的内涵、表现形式和内在规律将发生革命性变化。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社会化、国际化和混沌化的现代流通，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现代流通，成为重构世界版图的一条主线。经济联通性将推动创造世界经济增量和形成经济新引擎的全球性生产力，并由此构成更大范围的生产关系。

现代流通的理论内涵

现代流通理论研究，属于跨领域、跨学科、跨国界的原创性研究，马克思对所处时代的商品流通、资本流通和社会化大生产进行了深刻研究，对于今天我们研究现代流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然而，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现代流通从内涵、表现形式、趋势性特征及内在规律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现代流通理论的原创性研究，不仅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直是弱项，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现代流通理论研究既是难点，也是必须攻克的重大基础性研究与重大战略研究。1027DC9E-D6B7-4094-8CEA-1A5346504600

现代流通是囊括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的全要素流通。在现代流通过程中，进入流通的要素禀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进入流通中的要素以有形的、刚性的、有物质载体的形态为主体，如有形商品、有形货币、有形资本、有形资产等，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必须发生物理意义上存在或移动的要素。近现代的科技革命，使更多无形的、柔性的、没有物质形态的、更高级的无形要素进入流通，如无形商品、无形货币、无形资本、无形资产等。

在商品流通中，原来以实物商品流转为主体的商流，分流为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等，分流为现货交易、远期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等。在产权交易中，原来交易中固态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分流为虽然以实物形态存在，但却可分割、可交易、可流动的，以产权、商标、证券、股票或金融衍生品等无形形态存在的无形资产。原来以产业资本为基本形态的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分流为产业资本的流通、商业资本的流通、货币资本的流通、金融资本的流通，或分流为有形资本的流通、无形资本的流通、虚拟资本的流通。原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媒介――货币，分流为与金银保持一定比价的有形货币，代表信用关系的无形货币，与实物、金银、信用没有关系的完全脱离产业资本的交易物，直至出现无中生有的比特币、天秤币、以太坊等空气币。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度量的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分流为可以以此度量的和难以以此度量的人力资本与价值，劳动力体力支付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脑力和智能的支付在被使用过程中发挥的效力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在社会再生产中，以科学技术引发的无形要素形式融入生产工具、管理方法之中，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和推动现代流通形态变革的动因，主要表现为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其重要程度超过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以证券化形式进入流通过程。以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价值构成为例，世界500强企业无形资产占资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值超过80%。在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时代，进入流通的企业产品和流通物，除了有形商品之外，价值膨胀最快的是无形商品、无形资产、无形资本等，以承载知识、技术、专利、智力为核心的无形资产成为企业增长最快的资产。中国财政部2001年就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等8项准则，明确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可辨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如图1所示）。这个文件还规定了无形资产的计量和处理的方式，如购入的无形资产，应以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入账价值;通过非货币性交易获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的规定确定;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投资各方确定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规定确定，等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研究数据表明，21世纪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能达到90%左右。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1/2。无形资产中的品牌价值越来越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在2020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中，美国有51个品牌上榜，中国有17个品牌上榜，排在第一位的亚马逊品牌价值估值达到4159亿美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其品牌价值增长达1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最具价值百强品牌价值增长总量的1/3。

现代流通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全开放流通。现代流通的本质是开放、是运动，是不断地在流通中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全开放成为现代流通的本质特征，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并形成不可逆的时代潮流。信息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使流通成为一个开放的、非线性、非单一性、非均衡性的、多维化、混沌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崭新经济联系体系：从绝对意义上讲，现代流通跨越了有形边界，使流通所能到达的边界或范围，成为影响一国流通能力或竞争力的决定性力量，强大的数据流通、数据使用、数据交易、数据存储等，使各种流通业态发生着颠覆性、革命性乃至根本性变革，更多的远距离交易活动能够瞬间完成。现代流通早已跨越了有形国界，通过全球规则与标准，使几乎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经济活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这种全开放大流通循环往复的过程与呈现，全球超大经济体或比较大的经济体，基本上都采取了以“双循环”为基本特征的全开放流通（如图2所示）。

如果说过去传统流通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阻隔，受流通容量和密度、规模和速度的限制，不能真正实现全开放的国际化大循环，无法兼顾国内国际双循环，现代流通则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超级计算、现代物流技术、区块链技术与虚拟现实等，通过跨国交易与分工，把几乎所有国家的分工和交易都纳入全开放的国际化大流通轨道。生产的社会化、需求与消费的社会化、服务的社会化、资本的社会化、信息的社会化，使进入流通的一切物质与非物质载体，都需要越来越开放的全球化现代流通畅通与便利高效自由，都需要全开放的市场环境和现代商务环境。全开放的现代流通是所有进入流通的要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现代流通推动了全球的分工与交易，货物贸易流通的全球化、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货币流通的全球化、劳动力流通的全球化、数据流通的全球化、产权流通的全球化、資产流通的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不竭的内生变量与内在冲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的本质是流通和流动，是在流通中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不断推动流通规模、流通结构、流通方向和流通方式的动态变革。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76年，全球产业格局经过若干轮转移与重组，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推动了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间品贸易已成为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四轮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跨国公司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企业内、产品内的全球分工或内部交易，由此初步构成以全球性企业为主体的全球产业链。随着全球产业布局的不断调整与演化，这种企业内的全球供应链扩大到每一个参与国家与企业，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制造业全球布局的演化，使跨国现代流通方式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化，在国际贸易中，全球2/3的贸易品为中间品，东亚地区4/5的贸易品为中间品，中间品或零部件成为跨国界流通的主体（如图3所示）。1027DC9E-D6B7-4094-8CEA-1A5346504600

2001年12月21日，中国加入WTO，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构建，形成了配套能力最强和相对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成为国际产业布局和生产网络中最重要的角色。一个标志性的数字是，2019年中国中间品进口额为15753.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比重达76%。中国作为重要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从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或地区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装配后再将最终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这一生产过程就表现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交织与流通。

如果说以前的流通主要局限于国际范围内的商品流通，那么现代产业变革引发的贸易方式变革与流通革命，加之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变革，则将世界范围的全部流通物都囊括其中，生产过程即流通过程，流通过程涵盖生产过程。浙江省绍兴市柯桥的一家服装面料设计中心，则将80%以上的全球最著名服装设计师集中在其服务平台上，实现全球研发、柯桥生产、销售全球，目前柯桥市场提供的各类服装面料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以上。几十个国家的服装设计师，同时在柯桥服装设计中心数字平台上设计一款服装面料。设计团队拥有数字智慧档案，每一种面料都有与其相对应的世界著名设计师，由沟通与管理项目经理响应设计要求，寻找最适合做这种设计的国内外设计师，然后，国内外著名设计师可以在同一个研发中心同步讨论、同步创新、同步迭代。这种全球分工的设计，具有组合全球最优秀设计师的能力，还具有速度优势，是单个人和设计团队无法比拟的。这一过程就是设计、研发、品牌价值、制造、交易等加入国际化大流通的过程，现代流通越来越呈现出整体化、融合化和相互嵌入的特征，全开放的现代流通正是要素跨国界流通在空间范围的展现，世界经济正经历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化、国际化、融合发展的过程。

现代流通是涵盖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全过程流通。工业化初、中期，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对独立与分离，工业化后期，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数字经济的兴起，工业化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对独立的形态逐渐隐退，原有的边界愈益模糊，使现代流通成为涵盖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全过程流通。由于进入流通的要素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以无形为特征的要素禀赋进入流通，并加速扩张，导致流通的规模空前膨胀，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日益融合，社会的分工和交易都被流通的“囊袋”所吞食。生产，是流通中的生产，更多的产品无法在一个国度、一个工厂、一条生产线或一个工序内完成;分工，是流通中的分工，社会化、全球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越来越成为现代流通表征，把流通中各个环节、各个“部件”、各种要素配置在其能发挥效用的地方;交易，是流通中的交易，所有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其交换价值的实现必然伴随着自身的流动;消费，是流通中的消费，消费的施动者是流通中劳动力所有者、资本所有者或企业家等以人的形态存在于社会的人群，他们有生命、有思想、有不断发展的需求和欲望;服务，是流通中的服务，现代流通将服务过程变为可分割、可贸易的产品，使其可以加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为原来意义上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连接剂和粘合剂。重庆的互联网服务平台“猪八戒网”，即是类似阿里巴巴网络平台的服务品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2000多万名参与交易者，他们能够在这个虚拟平台上创办企业，同时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需求或提供自己的产品，平台撮合价格，服务国内外服务品生产者与消费者。

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中，如果把生产过程置入现代流通的全过程中，以物流占用时间为例，一般情况下，生产环节占用的时间不到10%，而物流过程占用的时间却在90%以上。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一个典型的全球性大型汽车装配企业，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这个系统一般包含15000多个零部件，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通常会由多达4000家全球一级、二级供应商提供，汽车生产的过程变成了國际化大流通的过程。其实，供应商可能会多达十层、二十层甚至更多，这就使得产业间中间品贸易形成的流通体系纵横交错，处于混沌状态和多维化、立体化、动态化的流通状态，呈现出无规律的规律、不明晰的明晰，不仅很难划清流通的一般状态与社会化大流通状态的边际界限，也很难确定相互交叉叠合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的边际和界限。

不仅如此，随着现代流通的发展，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边际界限、线上线下行为很难划清，也很难区分正在加速分流的现代流通中要素禀赋的边际界限。信息网络空间铺设着人们难以看到的“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驶着“车辆”，且不断发展为虚拟空间、虚拟现实、虚拟场景等，更多的交易活动借助网络化交易平台瞬间完成交易过程，原来意义上空无一物的空间成了现代流通无限膨胀的新领域。有些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流通的现在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现在，而成了若干体现流通过去的时间反演，现在得到的信息正好反映着流通的起点或过去，而将来得到的信息则刚好反映着由现在的选择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如果说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它超越其空间，是否可以说其他集合也同样如此？所有集合全都吞食空间，尽力扩张，画出一层又一层的屠能式圆圈。”[1]社会化大流通这个“屠能式圆圈”，成了所有要素集合的集合，形成了一幅蔚为壮观、千姿百态的“流通景观”。

现代流通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循环流通。马克思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认为生产是起点，起决定作用，而消费则是终点，是受生产支配的，流通不产生价值，其作用只是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职能。在工业化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要素禀赋都是凝固的、不流动的、刚性的，整个经济状态是短缺经济，是按照计划进行的紧平衡，必须拿短线产品来平衡市场和社会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通，是以生产为起点、通过分配和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交易过程即流通，进入商品流通的终点——消费，实现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1027DC9E-D6B7-4094-8CEA-1A5346504600

在现代经济中，现代流通已经成为引导或决定生产、分配、原来意义上的流通和消費的先导性力量，即首先创造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决定生产，形成生产与分配共同构成的供给侧，而消费和市场需求则作为需求侧，成为现代流通周而复始的起点和终点，进入无限循环的过程（如图4所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尤其是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广阔的空间和无垠的边界，是现代流通不断变革的基本动力，是现代流通周而复始循环的起点，也是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不仅使商品生产者完成了其对价值的追求，也使商品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升位，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得以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流通，把传统经济运行的逻辑颠倒过来，消费需求是经济运行的起点，消费决定生产，决定整个经济运行的过程和效率。市场有多少消费需求就会创造出多少商品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消费需求成为社会再生产周而复始的起点。马克思指出：“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现代流通把消费观念提出的生产对象，这种内心意象和需求，转化为贯通社会化大生产的四个环节的连接力量，显示了现代流通对引导生产、促进消费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已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机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不断疏浚流通的堵点、痛点与阻滞。构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也是面向长远形成无障碍全循环现代流通能力的战略选择。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这是马克思流通理论的时代化和本土化，也是对马克思流通理论发展完善的重大贡献，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再生产的四个阶段中，起点或着眼点是如何满足即期的消费需求，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创造崭新的消费需求，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经久不衰的活力与动力。围绕市场消费需求所进行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过程，就是现代流通成为社会化大流通的过程，现代流通之所以成为引导生产、引导消费、引导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道理也在于此。市场经济越发达，现代流通的地位和作用就越重要，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强大，实质原因在于现代流通生产力率先发展，在开拓国际市场中起到了先导或决定性作用。只有充分认识并懂得现代流通，才能通过提升一个国家在国际化大流通中配置资源的能力，奠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现代流通是体现绿色低碳循环理念的全生命周期流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推动现代流通成为全生命周期的流通，使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成为可在流通中进行交易的要素禀赋，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与交易机制。现代流通倡导绿色流通，以生态文明为方向、以环境保护为导向，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产品设计、生产、消费、消费后再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直接或间接促成降低污染、降低消耗和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取向的商品流通全过程。推进建立与完善从产品到商品再到最终消费之后回收利用的链条，以绿色低碳可循环可持续为核心理念，加快构建从原材料开始进行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经济体系，形成覆盖产品或商品全生命周期的现代流通，以顺向流通与逆向流通封闭式循环的模式，开启“生产→消费→废弃→处理→回收→再利用→生产”全生命周期的物流过程（如图5所示）。

绿色、低碳、可循环、可持续的现代流通体系构建，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迫切要求，也是通过现代流通塑造物质全生命周期价值利用和再利用的一场革命，是基于“全流程、全生命周期”，引导经济运行方式革命和消费方式革命。建立全生命周期现代流通体系，通过绿色贸易体系、绿色消费体系、绿色物流体系、绿色制造体系、绿色供应链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可以提高全社会投入产出比和生产效率。例如，农产品从育种到生产、流通、市场销售、消费，再到消费之后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一部分转化为肥料，一部分包装转化为造纸原材料，一部分转化为电力，形成周而复始的资源再循环和再利用的过程。绿色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循环，包括节能、生态、环保、健康，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全方位地运用节能技术、降低能源使用率，提高能源效率，为人们提供健康、低耗、无害使用、拆除后对环境危害降到最低的建筑，构建更高质量的房地产商品。在汽车或飞机制造业，产品报废之后一部分拆解为可以继续加工利用的零部件，一部分转化为再利用的废钢铁等原材料，消费之后的再循环将减少物料的消耗和浪费。

加快建设循环经济、循环园区、循环产业链、循环社会、循环城市，推动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流通，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流通与一般商品流通不同，几乎涵盖所有经济生活领域，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充分兼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一具有人文及社会属性的目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全生命周期的流通，在实现一般商品流通功能的同时，还要履行诸如支持清洁生产、经营绿色产品、促进绿色消费、进行废弃物回收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特定职能，并将这些综合性要求转化为流通中要素的交易价格。

现代流通是产业链与供应链相互嵌入的全链路流通。数字经济推动全球产业和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中的配置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逐渐形成了相互嵌入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与价值链，而且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的层级越来越多，相互咬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链接者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球制造业产生的数据指数式增长，市场交易过程中销售的激光射频标识（RFID）的数量，从2011年的29.3亿枚激增到2021年的2090亿枚，以单品为流通单位的唯一识别代码，加快了流通速度和对流通中商品的辨识度。制造商开始将流通中产生的大量数据与制造中产生的数据结合，通过CAD、CAE、CAM、协同产品研发管理、数字化制造等方式，以中间品、或零部件、或服务品、或技术品、或最终产品进入流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中形成新的排列组合。1027DC9E-D6B7-4094-8CEA-1A5346504600

实际上，产业链是通过流通配置产业，实现二维的水平链接与延展，形成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关系，分工越复杂，产业链就越长;国际化程度越高，上下游产业链接粘性就越强。供应链是三维、四维甚至多维的多层级、多层次、多元化立体空间的链接与构建，其链接的链条围绕头部企业、核心企业延伸或“打井”，由显性供应商、隐性供应商、深层供应商与若干服务环节共同组成。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往往是可见的，但三级、四级乃至无穷层级的供应商则是隐形的，有的甚至深不可测，当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时，感觉不到其存在，只有因为某一种零部件短缺、某一个环节断裂时，才能看到这个“裸泳者”。所谓“隐形冠军”，即是在供应链链条上看不见却已经成为冠军的供应商。服务环节是起链接作用的粘合剂，是由组成产业链的若干制造环节、若干零部件、若干中小型企业或若干与头部企业处于水平分工的个体提供的。国际分工复杂产业的供应商可以成千上万，目前尚没有一个国际分工复杂的跨国企业，可以把全球供应链网络梳理清楚并使其一览无余。服务链与产业链、供应链是离散式、嵌入式、悬浮式的链接，增强供应链弹性、韧性和粘性，通过服务产业链、供应链的虚拟链接，能够创造流通中的增值财富（如图6所示）。价值链是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集成效应在价值分配和财富创造中所处的位置，在实体经济运行和制造业产业链接中，没有独立存在的所谓价值链。

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四链有所不同，但是在流通中相互交汇交融，构成了全球产业布局与产业联系。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超出了国家边界的概念，超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超出了行政隶属权的概念，超出了企业产权关系的概念，通过现代流通链接在一起，形成产业关系、企业关系、产品关系和市场关联。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并不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或个人，而是产业在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在分工交易过程中，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寻找、相互适配、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过程。因此，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的本质是链接，是互联互通，是共享发展，虽然有的时候、有的环节是虚拟的、看不见的，但是往往比实体链接具有更强的黏性、更强的经济依存度和更强的支撑能力。

现代流通的主要形式或趋势性特征

现代化流通能力既是一个國家的硬实力，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世界互联互通水平和经济连通性，决定了全球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一个国家的现代流通能力，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大生产，需要现代化的大流通。只有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大流通，才能带动现代化的大生产，才能打破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现代流通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则是现代流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推动力量，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现代流通，把握现代流通发展的主要形式与趋势性特征，对于我们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博弈和新经济全球化中占据竞争主动权，提升在流通中创造更多财富、配置更优资源的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自由便利的现代流通经济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6年的总体和平的发展环境，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促进现代流通加速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迫切需要各种要素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特定区域更加便利、更加迅捷、更加自由地流通，他们主动放宽或破除束缚并影响流通的规则，甚至淡化国家主权与边界，使某一区域成为快速流通的更大经济圈，即逐渐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若干小多边地缘关系与格局，提高这一区域的整体竞争力。据WTO统计，截至2020年12月23日，全球164个WTO成员国已送达WTO组织的区域贸易协定通知累计达713个，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有305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按照区域内现代流通导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高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一般可划分为五种：优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或经济共同体。其中，自由贸易区是各国采用最多的形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或条约，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及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通过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等共同认同的政策，加速区域内商品和要素自由便利顺畅流通。爱尔兰香农开发区是全球最早的自贸区，它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免税工业区和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设立的北美自贸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活跃的自贸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是欧洲联盟，其实质是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获得区域内商品、货币、劳务、人员、资本自由流通，全球近2/3的贸易在欧盟区域内完成;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是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组成，其所覆盖的接近23亿人口、25.6万亿美元的GDP、10.4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均占全球30%左右。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各成员国采用负面清单对非服务业投资领域开放作出承诺，总体开放水平均高于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如图7所示）。

各国为了在特定区域的顺畅流通中，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效用的最大化，以某种形式的让渡、以虚化国界或部分淡化国家主权，换得现代流通的更大自由和权益，已经成为现代流通国际化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成为地缘经济关系演化的内在动因。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导航系统、超算能力、数字贸易、信息技术和现代物流技术等，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通，其中的重要表现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载体的现代流通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使大幅度降低流通成本、大幅度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可能。资源配置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首先扩展到现代流通能够到达的地方，构成现代流通经济圈，国际分工追求全球范围资源配置的优化或区域内资源配置更优，基于现代流通能力的赋能，形成了更加细密的流通渠道和网络，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也越来越深入。从当前全球各类自贸区看，如果既定目标可以实现，2030年将出现全球最大的自贸区——APEC（如图8所示），届时它将覆盖全球近40%人口、60%经济总量、48%贸易总量。1027DC9E-D6B7-4094-8CEA-1A5346504600

奥古斯特·勒施曾经形象地比喻道：一般来说，有形的国界表现为政治境界线，“国家像大沙漠中的绿洲分离存在着一样，被关税、法律、语言、社会意义、不安全感、命运和其他偶然事情分离着”[2]。国家的政治界线像一条裁剪线，剪断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市场网络，而现代流通所形成的经济景观，则像错综复杂的市场网络组织中的一条条接缝线，把政治境界剪断了的地方连接起来。当流通发展为国际化、社会化、智能化、数字化和多维化的现代流通时，如果不能使整个世界流通顺畅，则一国或几国的流通发达已不能使自身更大限度地获益，于是人们宁愿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换取便利流通带来的利益。

跨国公司——组织、配置全球资源的现代流通头部企业。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跨国公司”的定义是：至少在两个国家拥有生产设施的企业。跨国公司至少要通过两个国家的跨国界流通，把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或者通过跨国股权资本流通，获取对他国企业的控制权，参与跨国生产或流通。跨国现代流通能力是跨国公司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跨国公司基于其强大的跨国流通能力，已经成为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成为利用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获取最大利益的受益者。每一个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成熟的跨国界现代流通组织的载体，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采购体系、全球营销体系、全球研发体系、全球比较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制造基地等组织运营，其产业内交易体系构成了现代流通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全球跨国公司总数已经超过8万家，其中世界500强中的绝大多数跨国企业已来华投资，其中美资企业在华市场销售额2021年达到8000亿美元。

1992年以来，全球市场日益成熟，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最大的转型升级，就是通过强大的现代流通能力，跨越政治地理界线，在全球布局的企业体系进行内部交易或整合，按照企业经营的系统功能，创新配置全球资源的方式，在国际化大流通中成为有效组织、配置全球资源的头部企业，获得全球运行的收益。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资源配置特别是在海外的资源配置，基本上采取总部经济模式，然后在全球成本最低、市场潜力最大、盈利前景最好的国家或地区设置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财务结算中心、营销服务中心;或者把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若干环节进行外包;或者推进公司组织管理本土化、职业化和多元化;或者吸纳全球最优资源，打造具有领先水平的全球产业链和完善的全球产业系统，在全球资源配置的现代流通中，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最大化，从而形成企业基于现代流通竞争力的价值流（如图9所示）。

由于跨国公司具有组织全球现代流通的能力，其未来必将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公司，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整合生产和价值交付。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其跨国指数（包括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海外雇员占企业总资产、总销售、总雇员的比例）将超过50%。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公司，其组织全球现代流通的能力将产生加倍的效能与效率，全球最重要的工业和第三产业都已被纳入跨国公司现代流通网络体系。随着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经济形态的演化，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的模式，即由过去企业与企业通过外部贸易的跨国分工，转向由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掌握核心技术和能力，实行零部件在全球采购，生产在全球布局，产品以生产国（地区）为原产地向全球进行营销。跨国公司开展的国际化大流通，是加大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推动商品、资本、劳动力、信息、技术、服务等要素加快流通的过程，是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强大动力。这就使货物和资源跨国界流通日益增强，使服务等无形商品和资产的跨国界流通日益增强，也使不同国家的市场日益相互依存、相互融合。

跨国公司的连锁经营是跨国流通的重要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将原来垂直链条型的组织结构转变为扁平网络型的组织结构。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连锁和自由连锁三种形式，实现流通组织结构的网络化，降低企业规模扩张成本，加速了资本和资源的集中过程，大大提高了流通企业的组织化、集约化程度，实现了规模化经营、科学化管理和标准化服务，从而达到了经济学所追求的效用最大化。连锁经营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品牌价值使企业投资的边际效应凭借连锁的组织形式无限扩张，而流通效率和效益却大幅度提升。这种组织形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跨国连锁经营集团的采购网络、经销网络、现代物流配送网络和信息传输网络已经遍布全球市场。

平台经济——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在现代流通中以平台为载体形成的市场集成。1969年，随着具有四个节点的阿帕网（ARPANET）启用，人类社会跨入互联网时代，50多年来，互联网凭借实时交互、信息跨越时空传输、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技术赋能等优势，极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交易成本。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平台经济作为现代流通的一种组织形式，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链接力，成为融入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毛细血管”，改变或重塑着人们和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经营模式、行业形态和商业业态，传统产品、传统交易、传统服务和传统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随之发生了极大改变。

信息作为无形要素进入流通，不仅加快了流通的速度，而且逐渐创造出若干崭新的生活场景，同时分离出獨立的、大规模流通和超速度传输的数据流，成为形成现代流通颠覆性变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基于互联网并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链接的流通组织形式，实质上是在数字平台上组织现代流通并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市场关系总和的一种呈现，是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虚拟市场。一般意义上，这种虚拟或真实交易平台本身不生产产品，但却可以促进双方或多方在平台上交易，使若干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在特定载体提供的互联网虚拟平台上交互，产生巨大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数据流，形成比有形市场更具有虹吸效应和更能拓展空间的市场集成，以此共同创造更大价值和交易价值。因此，基于移动互联、移动支付、消费升级、数字驱动、网络赋能和流量激增，消费互联网平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027DC9E-D6B7-4094-8CEA-1A5346504600

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行为主体或经济人的假定，即人的理性行为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随着互联网广泛普及，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平台、网络店铺等不断形成，社会便真正产生了进入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这使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人性基础发生根本变化，人的理性或非理性行为选择更加自由、更加主动、更加便利，更具有市场决定性，极大拓展了人类个体选择的空间和路径。互联网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突破西方传统经济学的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开始趋向在信息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成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若干行为主体，传统的代理人、代理商、代理搜寻信息的工具逐渐失效，计算机程序替代了原有的选择方式，若干个体经济行为的选择，构成了没有边界限制的无限网络空间。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这段话的实质是，机器这一当时的先进生产工具，是在最适合其发挥作用的场所——即人口最多的场所最充分地发挥作用。当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产生后，交易信息最密集、交易参与者进入门槛最低、交易空间最大的场所出现了，形成了若干生产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在现代流通中基于虚拟平台的市场集成。

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是平台型企业，全球品牌价值最高的10家企业中也有7家是平台型企业，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前十位的有5家是平台型企业。据英国调研机构Kantanr的数据，2021年，在世界100个最有价值的品牌排行榜中排名第一位的美国亚马逊公司，品牌价值高达6840亿，品牌价值成长率为64%。在亚马逊全球19个市场中，共有近千万个卖家账户，为近20亿顾客服务，通过向用户提供建议，亚马逊获得了10%～30%的附加利润。2020年以来，亚马逊75%的新卖家来自中国。在2019年全球最大的500个APP平台中，中美两国企业占90%以上，其中腾讯排名第五，阿里巴巴排名第七。全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发展迅速，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数量目前已达132个，2021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4.6万亿元，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40%，其中出口占比高达2/3。平台经济中，跨境新零售异常活跃，形成了以平台为核心的企业生态体系（如图10所示），疫情期间发挥了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服务的独特作用。

平台经济虽呈爆发式增长，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平台上存在的市场秩序问题，如市场失灵、恶性竞争、道德风险和公共安全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平台治理研究报告（2019年）》显示，网络交易类平台的交易违法案件数量、网络购物投诉量逐年增加，交易平台中存在大量违法信息、虚假广告和侵犯版权等行为。如何既发挥平台经济的作用，又能有效维护平台市场秩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头部平台型企业具有市场参与者和组织者双重身份，虚拟平台越大，辐射范围越大，交易额越大，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维护虚拟市场与实体经济链接的责任就越大，平台型企业本身对平台用户就有一定的监管责任，于是平台经济治理就必须依靠公共规制和私人监管双重力量。

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进入万物互联、万物遥感、万物可视、万物智能时代的现代流通。人类社会是超级复杂的系统，宇宙起源理论认为，复杂系统是智能的，其最基本的智能是能量加信息减熵，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现代流通将成为能量加减熵的最大变量与动力。过去60多年，每隔12年左右会产生新一代计算平台，第一代是IBM的单板个人电脑;第二代是微软、苹果的个人电脑;第三代是PC互联网;第四代是以移动电脑为主体的云端网;第五代是刚刚出现的“AI/5G+边缘计算”的复合式数字经济载体。数字经济的深度、广度与成熟度，正是基于计算机功能与能量的迭代而不断发展，用户数量、覆盖区域、交互频率、数据流量、使用时长和应用场景等决定了能量加信息减熵，其中发挥最核心作用的是交互模式与交互频率。任何一代互联网技术，一旦其交互方式或频率实现颠覆性突破，就意味着数字化程度和数字经济成熟度的提升，就必然产生大规模商业价值，引发现代流通方式的渐次变革。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共同构成的人工智能为基础，以5G、6G和卫星导航系统为物联网链接的基础设施，实现以即时化、低时延、高频率为特征的万物互联、万物遥感，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量子计算、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引入并发挥正向作用，万物可视、万物智能将逐步实现。

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的泛化和升级，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不断重叠、交融、融合乃至成为一体化的平行表达方式。把物理世界变成信息、数字或数据流量，最后分离出来形成若干巨量数据流动，呈现出物理世界联通的网络状态、或产业与产业之间链状连接的状态，或者构成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融为一体的核心界面或核心信息架构。数字化的驱动力永无止境，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基于现实的物理世界、化学世界、生物世界持续运转，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数据生成量与日俱增，信息大爆炸越来越膨胀，连接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物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将成为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核心资源，成为现代流通中最重要的要素禀赋。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不断打破时间线、空间线和有形市场空间的约束边界，将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连接起来，形成万物互联的世界，推动迈向现代流通社会化、数字化、智能化、集成化、国际化发展的新时代。世界主要国家未来5～10年将陆续开通商用5G通讯乃至6G通讯，加之卫星导航系统、人工智能、大数据一体化中心、机器人、量子计算、云服务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普及，物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将成为全球性经济互联互通的载体，也成为现代流通发展新的基础与支撑。如果说AI是继蒸汽机、电气之后的第三次生产力革命，物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将成为填平互联网“数字鸿沟”或推翻数字“柏林墙”的基础设施革命与飞跃。在由此基础设施形成的现代流通中，制造业的产业路由器、区块链技术可以将万物遥感变为现实，通过实时连接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收集流通全过程中每一个流通环节的数据，形成产业互联网的超级节点和关键枢纽，完成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高效智能对接或链接。当这一颠覆性变革完全实现之后，传统互联网平台形成的市场集成，或将逐渐成为最初始的互联网经营业态，原来虚拟的互联网平台使若干实体制造业、实体商业店铺衰亡，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将使之再度复兴。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条件下的现代流通方式，可以使每一个行业或企业，从单边到双边或多边。由流量路由器、交易路由器、金融路由器、交付路由器等构成的万物遥感系统，形成了由多种路由器链接起来的企业之间或者市场之间的关联与对接，如果没有实体形态就不可能有物的链接与产业的链接。物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推动所有实体经济的参与方实时链接，现代物流成为包括生产在内的全场景中的流通主导、主线或主体，所有关联企业为生产或销售一种最终产品或一个管理目标，在完全不关联的地方协同作業，就像一架庞大的、隆隆转动的机器，这架机器生产的最终产品，也许经历了若干次、若干环节、若干国家的流通过程。1027DC9E-D6B7-4094-8CEA-1A5346504600

传统消费互联网完成人与信息、人与商品、人与服务、人与人的连接，本质上是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场景或商业业态，如网上店铺、无接触服务、移动支付等。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则以不断升级迭代的互联网等作为承载体，通过信息遥感技术、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技术，保障各类可能产生的网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化连接，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构成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以目前估值3000亿元的服装经营电商快时尚巨头SheIn为例，这个企业并不依赖共用的互联网平台，而是通过交易路由器、交付路由器、流量路由器和金融路由器等链接，链接中产业和营销的所有参与方，业务遍及230个国家，2020年销售额达近100亿美元，销售服装近3亿件，连续8年年营收增长达100%。SheIn成功实现了产业互联网与产业物联网的链接，在供给端，从服装设计、打样到上架的时间从平均3个月缩短为7天，打造了高效的服装供应链枢纽和分布式制造工厂，仅在广东省番禺市就发展了3000多家核心服装厂供应商。SheIn還打造了快时尚的产业路由器体系，每天从全球各大时尚网站收集大量流行服装情报，其AI算法与抖音视频推荐算法相同，一个流行服装新款推出后，即能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快速迭代。

全球供应链体系——以现代物流为支撑的全球经济布局与“端到端”跨境服务中的现代流通。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形成，是投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产业全球化、要素流通配置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物流技术应用与信息化改造，实现了企业内物流现代化和国内物流体系的构建。企业内人与机器之间的数字联通问题得到解决，如制造业中许多企业使用的ORACLE数据库、PTC公司的PDM产品数据管理、SAP公司的ERP企业资源管理，以及MES制造执行系统、WMS库存管理系统等，实现管理者对企业各种资源的实时与非实时的监控、调度和计划等。这个阶段的现代物流主要解决了企业数字化管理和物流体系数字化运行问题。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进一步实现了物的链接、设备与设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联，以升级的大数据、云服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赛博系统等为推动力，引发了全球交易与分工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对于国际化程度高、技术含量高、分工程度高的产业来说，这些很难在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条生产线上一次性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就形成了全球供应链体系。例如，参与全球半导体行业分工与交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20多个，这不仅使国际贸易结构从以最终产品为主转向以中间品为主，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体系，而链接这个体系的不是政府与产权归属，而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现代流通体系。商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和数据流，特别是现代物流体系，使得所有参与分工与交易的关联方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不论哪一个链条掉链子或被切断，都会影响全球所有关联者的正常运转，甚至使其全部停顿。

全球供应链系统呈现链状、树状、双向树状和星状等结构，如果未来实现万物可视与万物智能，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体现为这些结构交织复合的状态。全球供应链的链接关系，将超越国界线，超越地缘政治，超越产业链上具有垄断地位者的垄断权力，超越意识形态，也超越那些具有产权关系的归属关系，具有极强的粘性、弹性和韧性。全球供应链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巨系统（如图11所示），在区块链、量子通信、元宇宙等技术没有得到应用之前，对于分布在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上的所有企业和环节来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清晰地掌握供应链上的全部参与者。因此，全球供应链一旦断裂，如果不能迅速重新链接，就必然使链条上或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遭受损失。而这种损失产生的结果是不可逆的，是难以依靠任何一国、一方、一个企业、一个个人来挽救的，既难以在短期内重构原有体系，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构新的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全球现有的供应链体系是战后几十年在和平发展和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正常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原有体系中原本相互依赖、相互支撑产生的和合鸣共振，是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的注脚与产物。2020年以来，人类既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生命威胁，也遭遇了全球供应链受阻或者局部断裂所带来的噩梦，美国洛杉矶和长滩港口货物堆积，义乌市场经销者的订单无法按时交货，后续订单迟滞。根据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的数据，全球约1/5的专业卡车司机职位空缺，缺芯、缺箱、缺柜、缺托盘、缺列车车皮等全球供应链瓶颈，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问题之一。实际上，全球供应链体系是在世界充分开放条件下，率先由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形成的内部交易结构的支撑体系，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贸易的支撑体系。因此，全球供应链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现代流通的内在规律要求这个体系的流通必须顺畅、高效、无堵点。在全球供应链体系这个链条中，参与者之间联系越顺畅，分工越细密、越专业、越分散，现代流通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就越大。

全球供应链体系建设与各国供应链构建，日益成为国际共识与各国共同的战略选择。世界银行推出“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LPL），以衡量各国全球供应链竞争能力，每两年发布一次，参与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60多个。2014年在中国召开的APEC会议，明确提出了供应链战略。美国最早将供应链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201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提出美国在建立全球供应链体系上有两个战略目标：一是实现全球安全高效的货物运输、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流程的现代化，促进国际贸易及时且高效流动;二是培养一个有弹性的供应链，可以从中断中迅速恢复全球供应链系统。202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推动产业链修复和优化升级。2021年，《美国供应链安全规则》正式生效;2月24日，美国总统签署“美国供应链行政令”。2020年8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方启动“供应链弹性计划”，致力于构建高效、协同、可持续的供应链。2021年3月，德国内阁通过《供应链法案》（草案），欧盟通过欧洲版《供应链法》。从目前看，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0%制定了全球供应链战略，该战略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1027DC9E-D6B7-4094-8CEA-1A5346504600

“一带一路”——构建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提升经济连通性的跨国流通的大格局。美國学者帕拉格·康纳指出：互联互通是当今时代的元模式。人类文明的历史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经济枯荣的交替，历史的曲线足够绵长，其走向是互联互通。全球化并未走入深水区，与之相反，全球化正在进入超级全球化阶段，一幅全世界范围内互联互通的超级版图正在形成。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使互联互通成为以“五通”为核心的现代流通。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重要方向，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为重要支撑，以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为重要保障，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优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布局，走出一条跨国共建现代流通体系、提升经济连通性的崭新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五通”，五通的核心是“流通”。中国与更多国家携手建设“一带一路”，以提升经济联通性的现代流通为核心，将古老的“丝绸之路”的精神内涵，延伸至现代版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地缘关系的调整与整合，通过互联互通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共享发展机遇与成果，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重新寻找和发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建“一带一路”的“五通”，是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总和效率和集成效应的“大流通”，将极大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帮助共建国家和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促进形成便利、自由、高效、顺畅的跨区域与地区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以造福更多共建国家和人民。

（1）政策沟通，有助于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为共建国家相互开放、构建现代流通经济通道、走廊、渠道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政策沟通，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共识，构建多层次国家间、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结成具有制度基础的“命运共同体”。政策沟通程度越高，现代流通中要素跨境流动的动能就越强，更多小国和穷国便可以获得远超过国土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发展机遇和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多来，已有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12份合作协议，形成了共同推动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大势。

（2）设施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相互交织的时空，彻底抛弃基于零和博弈思维形成的地缘关系。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发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经过八年多的持续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框架基本形成，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等六廊六路和多国多港，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流通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为先导，实现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具有更广阔市场发展潜力的国家连接成现代流通经济圈。

（3）贸易畅通，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挖掘世界贸易新增长点。在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从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到原本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对跨境国际大流通造成冲击乃至重创。共建“一带一路”旨在突破各种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及各种壁垒，适应持续深化的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世界交往、交易、交融模式的改变。中国正在与共建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共同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促进共建国家和地区通过畅通的现代流通，实现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我国发展机遇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4）资金融通，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演化的资本流通优势，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更具透明性和合理性的金融体系。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成为激活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变革的积极力量，目前已有102个成员加入，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运行顺利，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合作，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中国与共建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支持共建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世界舞台上，以“一带一路”推动货币互联互通“化蛹为蝶”的超越意识形态的金融开放合作正在行进之中。

（5）民心相通，增强文化认同感，为共建“一带一路”、形成高度开放和顺畅的现代流通圈构筑社会根基。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正是要获得共建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具有中国智慧的“中国议题”、“中国方案”和“中国声音”已经获得全球2/3的国家赞同与参与。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在开放和碰撞中，提炼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

共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革命已经开启，各国构建的跨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远远超过日益落后的分割的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在支撑国际化大流通的基础设施全幅图景中，已经建设了长约6400万公里的高速公路，120万公里的铁路，148万公里的海底光缆，200万公里的油气管道，人们未来40年要建设的基础设施，将超过之前4000年的总和，世界不再是国家与国家有形边界的版图拼接，而是由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的全球体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转化为全球共识、全球行动、全球共同描绘的壮美蓝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随着互联互通的建设与完善，现代流通将再次把全球经济链接为一个整体，以构建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布局，取代被人为割裂的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断裂带，符合共建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互联互通也将使地缘关系为之改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中国过去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单向度开放、以国内为主的区域布局，重塑地缘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大棋局，形成内外联动、海陆统筹和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新空间布局。1027DC9E-D6B7-4094-8CEA-1A5346504600

协调全球流通的组织者——流通规则标准的制定与仲裁。流通是一种解放、是一种开放、是一种冲击力、是一种推动力，又是一种内生力量，它把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范围，并不断对阻碍其流动的各种规则和制度进行扬弃，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存在方式不断进行改造。现代流通的“游戏规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联合国宪章》，制定和维护国际流通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经年形成的国际共识、国际公约和国际规则等，共同构成维护多边主义和规则秩序的世界体系，在国际化大流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数据，20世纪初，世界有200余个国际组织，50年代发展到1000余个，70年代末增至8200余个，1990年约为2.7万个，1998年为4.8万余个，21世纪初超过5.8万个，包括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民间团体成立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们既包含全球性的组织，也包含地区性、国家集团性的组织（如表1所示）。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推动货物、服务、生产要素更加自由便利地跨界移动、合理配置与相互融合，大大强化了国际组织的地位，要求其建立可以实施的普遍性原则、规则、标准和制度，构建对参与全球现代流通大循环的国家行为、企业和个人的规范机制。国际社会参与现代流通的成分、结构与交易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传统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继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涌现出大量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公约。根据国际协会联盟（UIA）统计，2004～2005年，所有类型的国际组织总量共计58859个，比1991年增加1倍以上。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为735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为51509个，分别比1991年增加了61%和109%。组织全球更高水平、更快速度、更高收益的现代流通，需要形成全球共识、全球规则、标准和共同遵守的国际仲裁。国际社会日益组织化，不仅表现在国际组织数目的增长上，更体现在国际组织范围扩大形成的无数适应流通的规则与标准上，它早已冲破初创时期的地域、领域局限，活跃在当今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发展到世界贸易组织近50年的历程中，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自由竞争原则、互惠原则、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取消数量限制原则、关税为唯一饱和手段原则发展到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贸易、可预见的和不断增长的市场准入程度、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从货物商品的规则，发展到服务贸易规则和知识产权交易的规则，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不断制定和创新流通规则，力求创造世界范围内公平、透明、开放的流通秩序，不断减少或取消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及其他要素流动的自由化。通过参与流通过程的行为者的相互协商、彼此之间的妥协而非暴力解决阻碍流通的问题，使参与者共同接受国际化流通的“游戏规则”，现代流通协调组织的作用从来没有如此重要，须臾不可缺少。也正因为如此，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而获益，一些跨国公司在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时，也总是率先打破旧有的贸易规则，直至最后改变全球的贸易规则。一些大国力求获得区域内的主导权，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区域合作的内部收益，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进而获得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最终把区域内规则转化为多边贸易规则。

注释

[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1页。

[2][德]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王守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4页。

参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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