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嬗变的主要轨迹

赵学功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单独占领，并将日本改造成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前哨，“旧金山体制”确立了日本半占领、半独立的地位。日本一方面追随美国，另一方面谋求与美国的平等关系。随着双方经济实力的变化，美日关系也进行了相应调整。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一步强化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双方的贸易争端不断，但这种争端并未影响到双方同盟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美日关系 冷战 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6

冷战时期，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前哨。历届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对日关系，将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作为其东亚政策的核心，日本方面更是将发展对美关系列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因而，相互合作成为美日关系的主流。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双方的关系也不断进行调整，并在经贸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和矛盾。合作与纷争并存是这一时期美日关系发展的基本特征。

“旧金山体制”下的美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美国政府将原来对日本的“打击与限制”政策转变为扶植与支持，力图把日本纳入其西太平洋的战略防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第48/2号文件确定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政治上，防止日本倒向苏联，维持美日友好关系；经济上，使日本能够自立并尽快复兴；军事上，使其成为美国东亚太平洋战略防线中的重要一环。1950年1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将日本纳入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安全体系。[1]

为了把日本拉入美国阵营，美国政府决定加快对日媾和步伐，结束占领状态。美国国务院认为，一个对美友好、拥有全部主权的日本可以更好地帮助美国实现在亚洲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意图。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速扶植日本，积极策划单独对日媾和。1951年9月初，在旧金山由美国主导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确立了日本半独立、半占领的“旧金山体制”。与此同时，美国还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据此美国获得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驻军等一系列权利，驻日美军可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对日本国内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予以镇压。该条约显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2]1952年2月，美日双方又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进一步确定美国可以在日本各地无限制地设置军事基地，驻日美军享有优先使用日本的铁路、船舶、通信、电力和公共设施的权利；在基地内外，驻日美军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等。1952年4月，随着《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的生效，日本从法律上恢复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并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员。

20世纪50年代，日本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配合美国的冷战战略，包括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直接和间接参加朝鲜战争等，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全力发展经济， 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5%。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自主外交”趋势日见明显。1956年10月，日方不顾美国阻挠，与苏联达成协议，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恢复了双方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开始高涨，双方的矛盾集中在《美日安全条约》问题上。1955年8月底，日本政府向美方正式提出修订这一条约。

1957年6月下旬，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美国，在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时表示，“日本作为自由各国的一员，与美国的合作是基本政策”，强调“日美新的关系应当是两国之间友好、伙伴的关系”。为了“使日美关系在一切领域里都实现对等”，开创日美关系的“新时代”，并以此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他要求重新研究日美安保条约，明确提出日本对条约内容的很多方面“都不满意”。在他看来，这一条约的存在使“日本仍然处于和美军占领相同的状况之下”。[3]杜勒斯认为，现在还不是就美日安保条约“任何一个具体条款”进行重新谈判的时候，“这一程序需要最仔细的研究和准备”，主张对修订条约问题应采取拖延手段。[4]但是，美国并不能长久地拖延下去。美国政府内部，包括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美国驻日大使等官员，都认为现行条约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修改条约有助于加强日本与美国的合作，防止其走向“中立”。1960年1月，美日就《新日美安全条约》达成协议。该条约虽然仍允许美国继续在日本驻军，并使用日本的军事设施，但删去了旧条约中驻日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内乱”等条款，并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进行合作的原则，表明日本虽然继续依附于美国，受美国的种种控制，但日本的独立自主倾向开始明显加强。即便如此，条约的修订仍遭到了日本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迫使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取消原定于1960年6月下旬的访日计划。

美日关系的调整

1960年池田勇人出任日本首相，提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61～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高达16.2%。1970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975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6.5%，先后超过加拿大、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使美日关系发生了变化。1961年6月中旬，肯尼迪总统与池田举行会谈。双方认为美日关系进入了“平等伙伴关系”，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伙伴关系，决定成立部长级的美日贸易和经济联合委员会、科学合作委员会和教育文化合作委员会。11月初，美日贸易和经济联合委员会在日本箱根举行第一次会议，主要议题包括美日经济状况和展望、进一步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等。肯尼迪称这次会议“成功地把美日伙伴关系概念扩大到经济领域”，认为“这是在两国关系中向前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约翰逊执政时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对日政策主要是争取日本對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1965年1月中旬，约翰逊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就越南战争以及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应加强两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确认以两国各自的经济成长为基础的日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双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如此，但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持批评态度，这无疑给美日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在美国高层看来，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日本的利益。[5]1965年9月，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向佐藤抱怨说，“由于众多日本人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日美关系处于停滞甚至恶化的状态”。他非常担心，日本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使美国在日本的地位和影响有“动摇的危险”。[6]为了使日本民众更多地了解美国的越南政策，美国政府高层多次出访日本，向日本政府和民众说明美国的亚洲政策，谋求日本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在越南战争期间，日本不仅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特需”收入，而且还曾秘密出动登陆艇为美军运送弹药等，并向南越军队提供上万部电台及大量药品等物资。[7]

尼克松政府执政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因而更加倚重日本，视日本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将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1972年1月初，美日两国举行首脑会晤。双方表示，要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所有领域密切合作。2月初，尼克松发表外交咨文称，“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虽然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很快被迫辞职，但接任的福特总统依然将加强美日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中心。1974年11月，福特访问日本，这是100多年来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赴日访问，也是福特接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显示了美国对日本的重视。他表示，同日本的“伙伴关系”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根支柱。日本方面也一再强调，坚持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1975年9月，日本天皇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访美。1979年5月，卡特总统在与来访的大平正芳首相会晤时重申，日本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大平则表示，“我们同不可替换的友邦、同盟国美国结成了紧密的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日美两国有着必须履行的同样的任务”。[8]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准备在世界范围内协助美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20世纪70年代，美日政治关系有了长足发展，仅首脑会谈就有12次，超过此前20年的总和。与此同时，双方进一步加强了在国际问题上的相互合作和支持。[9]

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美日防务关系更加紧密。1975年8月，美日就两国军方领导人每年定期磋商达成一致，并同意就双方防卫合作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1976年7月，“日美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成立，主要任务是就包括军费在内的日美合作前景进行协商。该小组委员会设有作战、情报和后勤支援三部分。1977年8月中旬，日美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就以下两点达成一致。第一，日军主要对付有限和小规模的入侵。在发生较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日军将负责防御作战，美军负责进攻作战。第二，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78年11月，美日提出了《防卫合作方针》，规定双方应研究制订联合作战计划，适时进行必要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在日本以及远东的事态对日本的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日美将随时进行协商；进一步明确了“美攻日守”的作战分工等。[10]与此同时，日本还决定大幅提高其所承担的驻日美军的费用，由1977年的5.8亿美元提高至1979年的10亿美元。

美日之间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经济领域。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从入超转为出超，此后日本的顺差数额直线上升。1968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突破10亿美元，1969年为13.98亿美元，1971年升至32亿美元。在日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的同时，日本却对钢铁、计算机、汽车等460多种商品实现进口限制。因而，美国政府一直敦促日本实行贸易自由化。在美国的压力下，至1970年日本仍对100多种商品实行进口限制。

纺织品贸易是这一时期美日贸易摩擦的重点领域。由于日本纺织业发展迅速，出口量占世界纺织品总出口量的近70%，并且大部分流向美国，对美国南部的纺织业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双方就开始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交涉。美国多次要求日本实行自主限制对美出口，遭到日方的抵制。1969年5月，日本众议院全票通过了反对美国要求日本限制纺织品出口的决议，认为美国的要求 “违反了关贸总协定”。日本纺织业也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坚持自主经济外交。1969年12月、1970年1月，美国两次提出限额方案，要求日本的30多种毛纺、化纤产品每年出口美国的增长率不得超过30%，否则将禁止进口。美国国会内一批力主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议员要求单方面实行纺织品的进口配额制。美国商务部部长甚至称，日本目前是在进行一场经济战，“其直接的目标是试图控制太平洋，然后或许是整个世界”。[11]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一切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这使日本蒙受巨大损失。美国政府还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1971年10月15日之前仍不能就纺织品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采取进口配额制。经过双方多次交涉，1971年10月中旬，日本就纺织品贸易问题最终做出妥协，接受了美国的解决方案，决定对所有化纤及毛纺织品的出口实行自主限制。此举将使日本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比原计划减少30%～40%，造成30万～40万纺织工人失业。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出资对遭受损失的中小企业给予补贴。[12]尽管日本对纺织品以及钢铁等的出口作了“自主限制”，1972年受限制的日本商品数量有130种，其出口增长率不得超过5%，同时扩大美国商品的进口，放宽对美国投资的限制，但仍然无济于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在贸易领域的矛盾。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日贸易摩擦从纺织品转向汽车、彩电等产品。1971～1975年，日本每年向美国出口彩电100万台左右，1976年猛增至253万台，1977年高达295万台，占美国市场的40%。1980年，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192万辆，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21%。随着日本产品的大量涌入，双方贸易摩擦再度加剧。1976年日本对美贸易逆差为38.3亿美元，1977年为73.2亿美元，1978年升至101亿美元。美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对美出口，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1977年双方签订了《维持市场秩序协定》，规定今后3年间，日本每年对美出口彩电限制在175万左右；从1981年起，对美出口汽车自动限制在168万辆以内。在农产品方面，双方也进行了多轮交涉，并于1978年12月达成协议，日本承诺扩大进口美国柑橘、牛肉以及橘汁和葡萄柚汁的数量。到1980年，美国出口牛肉的57.6%和柑橘的14.7%都销往日本。[13]至此，美日紧张的经贸关系得以暂时缓解。

美日同盟关系的深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日關系发展更为迅速，政治、安全合作有了大幅提升。里根政府多次表示，与日本的关系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甚至认为“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来说，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布什政府同样认为美日同盟是“太平洋共同体”的基轴，美日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布什还将美日基轴推向全球，要求日本不仅在亚太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为美国分担责任，同美国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广泛合作，协调行动。而日本也一直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1992年1月，布什上任伊始就出访日本，双方签署了指导未来两国关系的《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强调两国要建立更加密切的“全球伙伴关系”，“承担建立新时代的特殊责任”。

美日关系强化的重要表现是双方在安全与军事领域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利用美苏关系缓和的有利时机，加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对美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为了遏制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攻势，美国迫切需要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利用日本的有利位置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实力，确保在该地区的利益。1981年5月，美日首脑会晤后发表了联合声明，首次明确提出双方是同盟关系。里根总统颁布的“国家安全指令”第62号明确表示，为维护和发展与日本的伙伴关系，防止这一关系出现重大转变的可能性，美国应在磋商等级方面，将日本等同于北约盟国，在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保持各个层次的频繁交流。[14]1983年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美时承认日美同盟具有军事性质，表示在对苏战略上日本与美国处于一个“同心圆”中，美国是进攻的矛，日本是防守的盾。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更是明确表示，日本将成为阻止苏联轰炸机南下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并且在战时负责封锁苏联潜艇和军舰必须经过的津轻、对马和宗谷等海峡。他还表示，日本将承担起“保卫”西太平洋1000海里海上通道的责任，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协助美国研制开发新式武器。他宣称，日美两国是“隔海相望的命运共同体”，双方之间牢固的合作“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基石”。[15]

美日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长足进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双方相继完成了“日美联合作战纲要”以及“保卫海上通道”的研究。1983年11月成立了“军事技术联合委员会”，拟在人工智能、光纤通信、火箭推进技术、复合材料等16个尖端领域进行技术合作。1985年底，双方签署了有关日本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的细则。1987年，日本决定参加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研究工作。在日本媒体看来，此举“将使日本越出迄今的日美同盟关系，明确地加入西方军事同盟”。[16]与此同时，双方多次举行双边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参与的兵种也逐步增多。美国还在日本青森县三泽空军基地部署了两个轰炸机中队。日本政府不仅增加了驻日美军的费用负担，而且不断增加防务开支。1987年，日本的国防预算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福威茨在国会作证时称，美日防务合作“从来没有这样好过”。[17]

然而，在经贸领域，双方关系却依然紧张，纷争迭起。根据美方统计，1980年美日贸易逆差为99.2亿美元，1986年达到514亿美元，1987年升至598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数的1/3。贸易摩擦的领域包括汽车、钢铁、电子、半导体技术以及农产品等。美国政府认为，造成对日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市场的封闭性。1987年5月的一份民意测验表示，69%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正在进行不公平的贸易。[18]为此，美国多次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贸易壁垒，限制对美出口，并改变货币金融体制。美国国会则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制定限制日本产品大量进口的法规、提高进口关税。1985年美国国会出台了300多项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提案，其中大都将矛头对准了日本。

汽车贸易是双方冲突的重点。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并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占据了美国市场的21.3%，对美国汽车工业造成重大冲击。1979年美日就汽车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并于1981年5月1日达成协议：日本同意今后三年内对美国出口汽车实施“自主限制”，最初两年限制在每年168万辆，第三年再根据美国市场情况进行调整。1984年协议延长一年，限额增至185万辆。

实际上，汽车贸易摩擦只是双方经贸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美日经贸关系的紧张已经扩大到工业、农业以及金融体制等各个方面。双方围绕半导体的摩擦一度达到白热化。美国曾在半导体产业一直居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政府的扶植下发展迅速，其物美价廉的产品特别是存储器颇受美国消费者青睐，这对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商构成很大威胁。美国半导体协会指控日本公司存在不公正的贸易行为，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在美国的压力下，1986年9月，美日双方达成了第一个《日美半导体协议》。据此，美国暂时停止对日本公司的倾销诉讼，日本则同意此后5年内，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由8.5%提高到20%以上。1987年3月，美国指责日本违反协议，向美国倾销计算机芯片，决定对进口的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半导体产品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美日在半导体领域的争端进一步加剧。[19]

在金融领域，美国敦促日本在“金融市场开放和日元国际化上采取强有力的大胆步骤”，要求提高日元对美元比价，从而减少美国对日贸易逆差。1983年11月，美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开放日本金融市场的要求。1985年9月，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由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五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会议，并达成“广场协议”，决定共同采取行动使美元贬值。据此，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升至1美元兑200日元，1987年2月则达到1美元兑150日元。日本政府成立了以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为首的“应对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负责向政府提出中长期政策建议。1986年4月，该研究会向日本政府提交报告，建议日本应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从依赖外需到内需主导的转变；减少财政盈余；转变出口依赖型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开放市场；实现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等。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日从1989年9月～1990年4月就经济结构问题进行谈判。两国领导人对此都非常关注。布什强调，美日结构问题协商必须成功，必须把美日经济关系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日本首相海部也表示，结构问题协商极为重要，日本将尽全力进行结构改革，这是新内阁“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美国的谈判目标是：促使日本改革其经济制度，使之由出口大国转向进口大国，全面开放市场，从而减少对日贸易逆差。在美方看来，日本应在下述几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第一，日本的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在今后的3～5年由6.7%增至10%；第二，日本的土地价格过高，妨碍了美国企业的进入；第三，日本的流通渠道复杂，应废止《大型零售店法》；第四，日本应加强《反垄断法》和《专利法》的实施；第五，商品的内外价格差别较为突出。为此，美方向日本提出了270条需要改进的建议。

日方要求美国采取对等行动，并向美国提出了80多条建议。经过多轮艰难谈判，美国终于迫使日本同意：在计算机、商业卫星和木材制品等方面更大地开放市场，放宽外国企业对日出口和投资的法律限制；增加政府的公共投资，以扩大内需；改善流通渠道，使美国商品顺利进入日本市场；消除日本国内的结构性障碍；改革储蓄制度和价格机制；鼓励民间消费；推动日本企业改善经营制度等。美国方面也承诺降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等。美日结构协商达成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经济矛盾，但并未改变贸易的不平衡。

20世纪90年代，美日围绕汽车贸易的争吵依然非常激烈。1991年，美国国内汽车销售量为817万辆，日本汽车公司的销量占了246万辆，占美国市场的1/3。而美国汽车销量却只占日本市场的1%。日本汽车的倾销导致一些美国汽车生产商亏损、裁员甚至倒闭。在美日贸易逆差中，汽车和汽车配件占了3/4。布什政府不断要求日本开放汽车及汽车零配件市场，提高美国汽车在日本的占有率。经过反复交涉，双方于1991年10月达成一项协定，一致同意努力消除美国汽车及零配件销往日本的障碍，以解决美日汽车贸易的赤字问题。1992年1月，布什访问日本，汽车贸易问题成为美日首脑“最优先讨论的问题”。在1991年度美日贸易中，日本出超410亿美元，75%是汽车出口造成的。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方不仅同意到1994年将进口美国汽车配件数额从1990年的90亿美元提高至190亿美元，每年进口美国汽车2万辆，而且还宣布实行“自主限制”，保证1992年度对美出口汽车不超过165万辆。

为减少贸易逆差，美国一方面不断敦促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增加对日出口，另一方面依据综合贸易法“特别301条款”，多次威胁日本征收惩罚性关税，限制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内还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民众反日情绪高涨。1989年美国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多达68%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是美国未来的最大威胁。1992年7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主要针对日本的贸易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参与不公正贸易的国家采取报复行动，要求限制日本汽车进口数量和提高日本公司在美生产的汽车所使用的美制部件比例。日本方面则认为，日美贸易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工“素质低下”“缺乏职业道德”，工作不够努力，这些言论更加激起美国民众的愤怒。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由于美日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美日贸易逆差依然居高不下。1992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仍达490亿美元，占其全球贸易逆差总额的40%。

结语

通过梳理二战后美日关系嬗变的主要轨迹，可以发现：一方面，双方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不断加强、提升，而贸易摩擦不仅从未中断，反而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这种争端并未影响双方关系稳定地向前推进。合作与分歧贯穿于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关系发展的这种特征依然存在。克林顿政府强调要与日本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和“面向21世纪的日美协调关系”，认为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重要，要努力加强两国之间“极其重要的伙伴关系”，并把日本看作是“最坚定的朋友”。小布什认为美日同盟是現代史上“最伟大和最牢靠”的同盟，是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奥巴马政府也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和亚太安全的基石，美国和日本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美日关系永远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心。日本方面也一再重申，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基轴”。

在全面提升政治关系的同时，美日在安全领域、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以及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等方面一直存在分歧，纷争不断。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更是居高不下。1994年为620亿美元，1999年为770亿美元，2006年则高达920亿美元，双方有时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美日每次都是通过谈判、磋商解决分歧，化解矛盾，使之不对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应当说，政治手段是解决双边争端的唯一有效办法，经济制裁、贸易战等强制手段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使事态愈发恶化，其结果将是两败俱伤。实际上，双方之间的这些矛盾和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两国关系的紧密性、复杂性以及相互依存。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如何使竞争性的经济关系不会危及政治关系的稳定发展，仍然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注释

[1]NSC48/2， RG273，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2]《国际条约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94页。

[3][日]岸信介、矢次一夫、伊藤隆：《官场政界六十年》，周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8、154页；[日]田尻育三：《岸信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8～159页。

[4]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23，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pp. 346-347.

[5]Warren Cohen and Nancy Tucker，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7； 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0页。

[6][日]五百旗头真：《日美关系史》，周永生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

[7]Walter LaFeber， The Clash： A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7， p. 343.

[8]日本大平正芳纪念财团：《大平正芳》，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612～613页。

[9]刘世龙：《美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48页。

[10]刘世龙：《美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68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9页。

[11]Walter LaFeber， The Clash： A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7， p. 353.

[12]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13]John Emmerson and Harrison Holland， The Eagle and the Rising Sun，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88， p. 70.

[14]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 No.62， "United States-Japan Relation"， October 25， 1982， Reagan Library.

[15][日]室山義正：《日美安保体制》（下），东京：有斐阁，1992年，第476页；[日]五百旗头真：《日美关系史》，周永生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16]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17]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947页。

[18][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19]徐更发：《美日半导体摩擦刍议》，《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第8期，第54～59页；何晓松：《日美政治经济摩擦与日本大国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2～83页。

责 编/刁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