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政治关联、产权性质与碳信息披露★

时间:2024-04-24

季 燕 郭尚君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一、引言

近日,***主席与奥巴马再次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明确提出了一些短期目标: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这一体系将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强调,中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总战略,希望以此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

“低碳经济”是近年来一直热议的话题。虽然“低碳”目前尚在探索之中,在概念、技术等方面还不是很成熟,但是专家们认为低碳经济确实为中国跨越式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这一新理念的提出不但引发了各界对能源、环境等的重新思考,也将使中国的发展战略进入一个新阶段。

“十二五”规划提出以后,建立碳交易市场的意识逐步在我国形成,因此,真实、完备的碳排放数据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碳排放数据的核算和披露是交易的前提,也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保障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此外,碳交易过程中,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会计要素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可见碳信息披露已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会计管理活动[1](Dhaliwal et al.,2011)。因此,在当前时代要求下,企业除了追求自身业绩目标之外,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碳减排责任,加强对碳信息的披露,走“清洁、高效、减排”的绿色发展道路。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发展

(一)碳信息披露现状

国外学者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碳信息披露的现状和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等。Stanny(2013)研究发现公司会选择回避披露碳排放数据以及碳会计处理方法,更偏好概括性地披露碳减排信息[2];Kolk等(2008)的研究以CDP报告为基础,发现报告企业披露的碳信息质量不高,主要是可比性和可靠性存在问题[3]。从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业绩影响的角度看,Murray等(2006)通过对英国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如果披露较多的社会环境信息,那么同期就会有高回报。[4]此外,Al-Tuwaijrietal.(2004)通过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业绩,发现两者呈现显著正相关[5]。

国内对于碳信息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公司内部治理等内部特征的角度,而外部特征如政治关联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则相对匮乏。张巧良(2010)认为完善碳信息披露,不但要从披露内容方面(如碳排放导致的公司战略的变化、公司经营风险等)入手,也要考虑方式上的完善,建议实现两个报告(碳排放报告与主流财务报告)的有效融合[6]。何玉(2014)研究了公司的资本成本与碳信息披露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表明公司选择碳信息披露可以减轻合法性压力,并且降低资本成本[7]。

(二)政治关联与碳性息披露

无论是在转型经济国家还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可否认的是,政府都享有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垄断权。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的存在,致使企业选择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Faccio,2006)[8]。国内外文献中虽然目前尚无对政治关联与碳信息披露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存在对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研究,这对于本文的研究也有很好的理论基础。Chaney(2011)等通过20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并且经过对比发现,关联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显著差于非关联公司[9]。

而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政治关联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往往是负向的。 姚圣(2011)认为,投资者与公众无法及时对环境信息优良的企业作出相应的反应,我国尚未形成对环境业绩的信号传递机制,因此,企业常会选择按政府的要求披露环境信息,这种情况在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尤其突出[10]。

上述文献表明,政治关联会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政治关联往往会影响到政府对其所掌握资源的分配,而这些分配极有可能是不透明的。为了取得相关的资源,上市公司会做出一些“隐性”交易,进而选择性地去披露信息,信息的披露质量的可靠性受到了挑战。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1:政治关联与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

(三)产权性质与碳信息披露

Shleifer等(1986)认为,股权分散时会产生“搭便车”现象,股东对管理层激励不足,而股权集中可以避免“搭便车”现象,充分激励管理层,从而降低管理层利用信息披露侵占股东利益的可能性[11]。Porta等(1999)认为,当股权过度集中时,大股东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进行选择性披露,损害其他外部股东的利益[12]。此外,Bushman等(2004)研究发现,拥有国有股权的上市公司其信息透明度较低[13]。

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演变而来的,所以中国对于股权结构和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多。赵选民(2015)认为,机会主义的存在可以解释一个现象,即政治关联的公司会选择不披露或者尽量少披露碳信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公众及投资者的信任。而产权性质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政治关联的程度,其碳信息披露不受高管政治背景的影响[14]。

产权性质不同,其政治关联也不同,进而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也可能不同。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产权性质对政治关联与碳信息披露的负相关关系有调节作用。

三、样本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

由于资源型行业处于环境监管制度的中心,环保核查也主要针对资源型行业进行,所以本文以2012~2014年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据以对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现状进行分析。本文确定资源型行业主要依据2014年证监会披露的行业分类结果,其中包括煤炭开采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开采辅助活动。样本公司的年报从巨潮资讯网站上手工收集取得,社会责任报告从证券交易所网站收集取得。其它有关数据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得。本文运用STATA12.0和SPSS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1列示了71个样本公司的行业及市场分布情况。

表1 资源型上市公司市场分布情况

(二)碳信息评价指数的构建

本文所采用的碳信息披露计量方法为指数法,该方法评价较为客观,在我国被充分肯定。在对披露质量进行评分时,借鉴Freedman等(1992)[15]、陈华(2013)[16]、王仲兵(2013)[17]的方法,采用对碳信息披露质量按指标分类,从五个方面进行打分(具体见表2),即包括一方面内容打1分,分数由1到5分。同时,再以1到3分对碳信息披露的质量、数量和内容赋分。最后,对二者分数之和取平均数。

表2 碳信息披露指标具体内容构成

(三)实证模型与变量

本文建立了以下模型来验证假设:

其中,α是常数项,β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解释变量下标it表示第i个样本单位在第t年的指标,εit是随机扰动项。

模型中,对于解释变量政治关联(PC)的度量,本文采用虚拟变量,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则PC=1,否则PC=0。具体的衡量方法是研究所选样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背景,现在或者过去是否担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如果有,则认为存在政治关联。

对于产权性质(State)的度量,本文根据样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性质进行区分,分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同样采用虚拟变量,如果是国有企业,则State=1,否则State=0。

其他控制变量的定义见表3。

表3 控制变量定义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4给出的是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4表明,CD均值为1.779,标准差为1.24310,由于碳信息披露指标分数范围是0~4分,1.779分相对处于均分偏下,说明现在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差距也比较大。但是比较三个Panel,国有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平均要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些现象也为对假设研究提供了初步证据。公司政治关联的均值为0.43,表明在所研究的样本中,约有43%的公司选择建立政治关联,通过与政府建立关系以获取高额的利益,这个比例符合实际情况,政治关联的普遍性不高。

表4 描述性统计

表5 SpearmanPearson相关系数

表5给出了主要变量的Spearman和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与预期的假设一致。譬如,政治关联PC和碳信息披露CD在Pearson相关上显著负相关,政治关联PC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CD质量越低;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State对于碳信息披露质量CD存在显著影响。

(二)模型估计

表6给出的是模型估计的结果。基于回归结果分析,政治关联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公司政治关联显著影响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并且关联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量显著差于非关联公司。这个结果支持假说H1,与Chaney等(2011)[9]已有的关于政治关联负影响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是一致的,这一广泛认可的研究结论在应用于碳信息披露领域上也呈现出一致的结果。同时,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中,除了公司规模和企业偿债能力以外,其他的几种因素对于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并不显著。接下来,本文对假设2进行了分析。根据表6可得,β2显著,表明产权性质的不同是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量的。但是,产权性质对政治关联与碳信息披露的负相关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呢?现有领域对于这方面有两种主流观点,一方面,认为国有企业由于与生俱来的“国有”特性,政治关联密切程度也自然比较高,按照前文的研究结果,这就意味着会加强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本身具有高思想觉悟,为了维护“国有”的面子问题,在碳信息披露方面又必须作出相应的表率,从而减弱了政治关联与碳信息披露的负相关关系。根据表6可得,β3接近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本文接受上述第一种主流观点,即认为产权性质对政治关联与碳信息披露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国有企业下,政治关联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加强了。H2得到了验证,这个结论也与已有的文献研究相一致。

表6 模型回归结果

总之,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碳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表明政治关联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量。此外,政治关联和碳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受产权性质的影响是接近显著的,并且认为在国有企业会加强这种负相关关系。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的准确估计,避免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等变量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表7是多重共线性检验的结果。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差(Tolerance)对变量整体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根据经验可知,VIF大于10或Tolerance小于0.1时,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我们以碳信息披露质量CD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表7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由表7可得,变量的容差均大于0.1,VIF也均小于10,二者都在经验值内,即本文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五、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考察碳信息披露与政治关联及产权性质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我国的碳信息披露尚不成熟,处于较低水平,公司与公司之间对碳信息的披露差异也比较大,难以满足投资者与公众的需要。此外,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和碳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表明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越不够充分,这意味着上市公司通过取得政治关联这一社会资源来建立一种“保护机制”,以保证公司能获取高额利益,这种“后路”显著影响了碳信息披露的质量。此外,产权性质对政治关联与碳信息披露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碳信息披露的研究已然成为一个热门研究,本文认为碳信息披露质量除了受公司内部特征的影响之外,外部特征如政治关联也会对碳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并且观点得到了验证。所以,除了必要的“内治”之外,“外治”也是不可或缺的。上市公司有必要规范政治关联,限制有政治关联的高管的影响力,减少上市公司和政府之间的交流,从而促进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1]Dhaliwal,D.S.O.Z.Li,A.Tsang, and Y.G.Yang.2011.Voluntary Non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the Initi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The Accounting Review,86(1):59~100

[2]ELIZABETH STANNY.Voluntary disclosures of emissions by US firms[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3,22(3):145-158

[3]ANS KOLK,DAVID LEVY,JONATAN PINKSE.Corporate responses in an emerging climate regime: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commensuration of carbon disclosure [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08,17(4):719-745

[4]Murray,A,Sinclair,D.,Power,D.and Gray,R.,Do financial markets care abou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Accounting,Auditing And Accountability Journal,Vol.9,No.2,2006

[5]Al-Tuwaijri,S.A.T.E.Christensen,and K.E.Hughes.2004.TheRelationsamongEnvironmentalDisclosure,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9(5-6):447-471

[6]张巧良.碳排放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差异化研究[J].当代财经,2010,04:110-115.

[7]何玉,唐清亮,王开田.碳信息披露、碳业绩与资本成本[J].会计研究,2014,01:79-86+95.

[8]Faccio,M,R.W.Masulis,and J.McConnell,2006,"Politically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Journal of Finance,61:2597—2635.

[9]Chaney,P.K.,M.Faccio,and P.David.2011.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51(1):58-76

[10]姚圣.政治关联、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业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11,04:78-85.

[11]Shleifer A,Vishny RW.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3):461-488.

[12]La Porta R,Lope z De Silanes F,Shleifer A.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1999,54(2):471-517.

[13]Bushman,Piotroski&Smith.What Determines Corporate Transparen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4(42):207-252.

[14]赵选民,霍少博,吴勋.政治关联、政府干预与碳信息披露水平——基于资源型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5,01:222-226.

[15]Freedman,M.,and A.J.Stagliano.1992.European Unification,Accounting Harmonization, and Social Disclosure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27(2):112-122

[16]陈华,王海燕,荆新.中国企业碳信息披露:内容界定、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会计研究,2013,12:18-24+96.

[17]王仲兵,靳晓超.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01:86-90.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