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信息社会向何处去

吴靖 云国强

编者的话：在本刊2015 年5 月（下）“互联网+中国=？”专题中，邬贺铨、王世伟、欧阳日辉、王国华、姜奇平等专家学人，就“互联网+”的理念与价值、机遇与挑战，以及“互联网+”对经济形态、治理模式、生活方式的影响与冲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本期，我们又约请了两位著名学者，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作跟进探讨。敬请垂注。

【摘要】信息社会在成为现实之前，首先以话语和论述的形式存在。这些论述塑造了人们对于信息社会具体形态的期待、想象和理解，并能动地影响现实中信息技术的开发与社会组织。在批判性地分析中国语境中出现的关于新信息技术、尤其是有关互联网技术的主流话语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理解精英阶层们关于信息社会的想象是如何产生的，其内在的差异性是什么，影响其观念的来源是什么；同时，通过分析这些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改变的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想象与观念，可以描绘一幅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相关联的社会期待和社会想象的价值光谱，以此建构一种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视角，用来评估和阐释当下流行的新技术与产业话语，如“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与社会发展模式及方向选择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信息社会 互联网+ 现代化 新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有关信息社会的论述出现的时间，大体与中国为了追赶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而开始进行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时间相一致。信息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及技术形式，信息化作为一种带来全新文化价值观的社会组织的新方法，必然会吸引那些致力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描绘蓝图的技术及文化精英的注意力与想象力。正如新技术的社会史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技术本身并没有单一的、本质化的属性，可以从外部影响与塑造社会。任何新技术在特定社会中的使用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都是被人类的价值观、想象力，以及文化传统所干预与塑造的。（Flichy， 2007； Gitelman， 2006； Streeter， 2011； Williams， 2005）

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就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小型的电子工业体系，并开始尝试工业生产的自动化，以及涉及导弹、卫星及其他军事与航天技术方面的自动控制工程。这些前沿技术研究的指导原则是为防止帝国主义入侵而采取的国家自卫行为，以及增强工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对工业生产过程的控制。（王洪喆，2014）然而，改革时代的历史叙事基本遮蔽了中国信息革命在文革期间以及之前的早期发展。改革开放后，1978年之前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史、工业史和科技史在大众传播渠道中基本被简单化约为一个疯狂的时代，那时中国领导人为了追寻空想社会主义而非理性地抵制西方科技和现代化，推行不切实际的激进生产关系与政治斗争。于是，当下有关信息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和中国的论述，其框架主要来自于一种改革共识，这一共识将改革前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二元对立的划分，划分的标准之一就是对待西方经济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态度。之前的闭关锁国和之后的改革开放成了截然对立的社会发展理念，早期电子革命的论述与实践便与当代的信息经济完全割裂开来，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两者之间毫无关系。

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网络和信息技术完全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象征，人们认为它能够超越旧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中国经济的更新创建全新的条件。这个时期有关信息技术与经济的意见领袖有在美国大学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而后返回中国的技术精英，也有中国本土的科技人士和注意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媒体精英。几个群体都将美国的信息革命看作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并认为中国应该追赶这种世界潮流。在这个时期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新鲜概念包括“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第三次浪潮”等，它们和“速度”“自动化”“清洁”“效率”等现代生活和生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意味和表征着一个更合理和更先进的社会。这些描述中透露出来的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与中国本土所产生的“国家发展”“四个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等话语非常契合。这些话语与民族主义、技术主义和致力于教育等几种文化价值观相互塑造、相互推动。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语言不再时髦，但是在实用主义的官方话语中也没有遭到公开反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没有实际效果的、陈旧过时的官样文章，人们也许可以依旧熟练地背诵一些原则，但都发现其与现实的实践相差甚远。而现代化框架下的技术民族主义则作为其替代品，提供了有关国家和民族发展方向的宏大叙事。

然而，跟随着世界进入新千年的脚步，金融资本很快发现了互联网这种新兴技术的商业潜力。信息网络的建设迅速地从一种服务于国家竞争和国家发展的集体工程转换为每个个体通过冒险、努力和机遇就可以获得的创富奇迹。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私有化进程的深化，使得互联网作为企业家与技术专家获取财富的全新领地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比新信息技术可以带来国民经济的升级这种社会主义对信息技术的想象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捕获大众对于未来的期待。越来越多的有创业精神的技术专家跳进了“互联网创业的海洋”，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商业包装与消费品转化来吸引金融资本。在互联网创业的浪潮中，关于互联网用途的新观念和新创意不是以其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贡献为衡量标准的，而是以它们能否创造轰动效应、能否从股票市场套现的潜在能力为主要的评价指标。在此期间，一些瞬间成功、一夜暴富的创业英雄在信息市场中搏击的故事成为了一种主流叙事，塑造着人们关于互联网的想象。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会首先回顾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信息技术的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的新文献，目的是建立一种技术的社会建构视野。这种理论认为，在特定历史张力和语境下产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与社会想象，并不是技术发展的衍生品或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一股积极参与构造及重造人们如何使用科技、科技的特定发展模式、科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内在力量。之后，在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文献梳理的基础之上，笔者将批判性地阅读一些中国语境中出现的关于新信息技术、尤其是有关互联网技术的主流话语，这些话语的主要生产者是媒体或学界的技术专家、企业家、IT评论员等可以称为文化中介和意见领袖的人士。笔者希望能在历时的梳理中理解他们关于信息社会的想象是如何产生的，其内在的差异性是什么，影响其观念的来源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想象这种技术所归属和运行其中的理想社会形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些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改变的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想象与观念，描绘一幅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相关联的社会期待和社会想象的价值光谱，以此建构一种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视角，用来评估和阐释当下流行的新技术与产业话语，比如“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与社会发展模式和方向选择之间的关系。

在解释信息技术的发展史时，媒体话语中有两种主导范式，它们看似截然相反，但都使用非常抽象化与神秘化的方式来理解新技术与社会趋势之间的关系。一种范式不断告诉人们，技术与社会生活的进步是得益于某些英雄人物的天赋、创意、灵感、毅力或者偶然的机遇。历史因循着这样的特定道路发展，是因为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小部分促进技术前进和创新的精英。另一种范式则将重点放在对新技术本身的崇拜上。比如，相信信息技术有去中心化、平等、自由、灵活性、创造性等固有品质，一旦它被采用，就能改变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天性和社会实践。两种看似相反的叙述，经常同时出现在大众媒体对技术所造成的所谓革命性社会变革的颂扬中，它们实际上共享了同样的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的思维方式。历史变迁常被描述成神秘力量——英雄人物或者新技术——驱使的后果，人类只能接受和遵循，而不是有意识地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人类目标去建构和塑造新技术。这种论断拒绝探索一种更加辩证、更语境化地理解社会意愿与技术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视野。（Williams， 2005）将技术与社会变迁放置在简单的进化论和因果关系的框架中，忽视其他因素，尤其是社会意图、社会心理和观念在其中的能动性，就无法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关人类如何在可能或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洞见。人类社会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对经常是由资本的利益和能动性所导致的现状进行认可与肯定。

近年来，一些研究互联网与新信息技术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术著作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想象是如何影响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社会渗透的。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2006年出版的《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斯图尔德·布兰德，全球网络和数字乌托邦主义的兴起》（From Counter 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d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信息技术意见领袖的话语论述及社会活动，并且探讨他们如何创造性地表达一种能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与主流的情感结构产生共鸣的新技术文化。（Turner， 2006）特纳考察了当代大众文化中对硅谷及IT精英的崇拜，将他们作为反主流文化的、体现自由价值观的、充满个性及创造力的英雄来普遍颂扬。作者指出这种现象有其历史吊诡之处，因为信息技术，比如IBM的打卡机，曾经被反主流文化群体认为是一种对人的工作和生活进行控制及标准化的反动工具，完全与个人自由的社会理想相悖。这本书的任务就是解释这种奇怪的观念反转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使得“美丽新世界”式的集权统治的象征——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摇身一变成为反文化、自由文化和反叛文化的标志。作者认为，像史都华·布兰德（Stewart Brand）那样从反文化运动中兴起并成为新技术意见领袖的文化中介人代表了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另外一个潮流。主流历史叙事似乎认为，反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反对权威，注重环境保护，为底层群体寻求社会正义，推崇艺术激进主义等观念，是一套相互紧密联系而统一的信念系统，并且由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所共享。而特纳指出了运动内部的差异性，甚至是矛盾之处。像史都华·布兰德那样的意见领袖促成的反文化版本，通过他所创立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ue）或《连线》杂志（Wired）之类的传播平台流行开来，体现了中产阶级表达文化反叛及反抗权威的方式——即将大型技术转换成小型的、个人化的工具，并利用它们获取信息、交流和娱乐，其目的和功能主要是改变个体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而不是调动新技术服务于集体行动或者是改变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微型电脑和迷幻剂、瑜伽、冥想等反文化运动中的流行工具属于一个类别，那就是协助个体的思维与精神转换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理想的世界）的技术手段。而这种转换取消了人们通过集体行动而改变现实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只要拥有和使用某种新技术，便立即获得了解放。（Turner， 2006）

因此，当像IBM这样的巨型计算机变成小型台式个人电脑，其象征意义似乎也瞬时改变了——从一种控制和标准化的机器变为促进自由及个性化的技术。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的改变是电脑使用的社会领域的变迁：大型计算机通常被当做生产工具，用来进行生产性事务，而个人电脑则主要被用来进行休闲和娱乐。几乎是突然之间，关于信息技术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想象从作为工具理性的化身以及自由的敌人，变成了个性化和创造力的技术基础以及新经济的推动者。与此同时，技术本身的基本特性和设计制造并没有实质性的变更。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信息技术的反文化话语就与推崇资本化与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霸权越来越兼容。新自由主义霸权意识到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和个体化是摆脱20世纪70年代以来困扰美国经济滞涨的好办法。信息经济在没有对主导性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新的消费市场和劳动方式，以及重组资本流动，带来了让少数人暴富的新经济。从文化观念的角度理解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左倾的反主流文化与保守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二分法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勾连与共识——比如对于个人解放代替社会变革的推崇，以及对于商品带来自由的信仰——使得历史在特定方向的发展获得了主导观念的推动与塑造。

特纳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伦理与反文化实验中的强调个体体验的分支具有高度的亲和性。其他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信息革命和IT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成功可能有更深的根源——冷战时期在国防及航天工业中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的准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这个话题在托马斯·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和本·彼得斯（Ben Peters）的作品中被进一步探讨。在《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一书中，托马斯·斯特里特注意到，人类历史中对新技术和制度的设计，经常被人类的文化想象以及我们想要怎样与某种技术共存于社会中的意图所左右。而关于信息技术不仅可以作为计算和控制的机器，也可作为沟通、创造、合作和娱乐的工具的社会理想，在冷战期间的军事—大学联合体的科研活动中就已经生发出来。这与流行观念中军事研究具有集权和工具主义文化的想象并不相符。斯特里特特别谈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和管理者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企业自由主义”思想，认为该思想是美国成功启动“信息/互联网革命”的关键体制和意识形态基础。（Streeter， 2011： 24）这种思想解释开来就是，私人投资者大都不愿意冒财务风险投资新技术的初期研发，因此政府、军队、大学等公共机构应该主动资助这种探索性研究，然后将得到的相对成熟的结果转移到私营部门来推进其商业化。这种思想的根源来自于“罗斯福新政”的传统，即公共部门积极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投资、引导和管理。在当时，这种“企业自由主义”的观念非常有影响力，它帮助创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然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被后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拒绝并妖魔化。但实际上，帮助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的硅谷新经济的爆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军队和大学在基础信息与计算科学研究方面的共同投资和组织协调。

我们再来读一读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对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中，苏联为什么没能建立起与美国相抗衡的网络系统的历史研究，会发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的攻击在今天显得更加具有讽刺意味。他的研究表明，那种认为互联网在美国的胜利崛起归功于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的传统智慧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与此相反，彼得斯论证说：

考虑到苏联官僚机构内部的不同部门对于网络化发展规划的激烈竞争，这种修正主义观点以反讽的方式刷新了我们对于全球网络化发展历史的认识：简单来说，美国互联网最初是在国家补贴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与之相反，苏联互联网建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官僚部门之间的无节制竞争。意识到这种国家对共享知识和基础设施资源的积极管理是建立全国性通信与信息网络的关键，是对传统冷战经济逻辑的一种有益的历史修正。它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互联网的成功发展，是因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采取行动，而相反关于苏联的案例研究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资本主义的原则行动时，网络发展遭遇了失败。（Peters， 2010）

基于以上的梳理，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关注中国，看看这种对信息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视角，能否揭示处于现代化建设、改革、技术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交叉点的中国，其信息和通讯产业发展背后的观念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与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相似，中国也有政府主导的关于控制论和自动化的研究项目，主要集中于军事部门。最著名的成就是核武器、远程导弹和航天项目。这些大型科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使当时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跻身于拥有一流军事实力的国家行列。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的工厂里甚至曾经有过发展生产自动化技术的努力，主要是通过动员普通工人与科研人员共同进行研究和开发。（王洪喆，2014）这个时期中国关于信息技术的主导意识形态与美苏两国有些不同，后者主要是为了发展出高效、自动地应对来自敌方威胁的复杂而万无一失的进攻与防御系统，意图在可能爆发的热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中国发展核武器和自动化技术，主要是避免受到核讹诈以及遏制对核武器的首先使用，这都是出于一种致力于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受制于人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拥有自己的计算和自动化控制能力不仅仅只是对国家发展需求的满足——在那个时代可能根本没有人能够清晰地表述信息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更是关乎一个古老民族处于西方军事与科学实力霸权的阴影之下的民族自豪感的问题。另外，之前所述的工厂实验也带有一个时代所曾经有过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即工人控制生产过程并依据生产的需要参与研发生产工具——这标志着由开发技术的科研人员和被新技术所监控和规训的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与阶级分化所造成的异化关系，可以通过社会对技术的主动塑造而被克服与超越。

到了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改革的主流思想开始通过更加富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方式来增强国家认同——保留民族主义的情感动员而清空社会生产方式中过于激进、脱离实际的内容，代之以新的有关先进管理、效率、技术进步和经济效能等去政治化的价值观，并且用经济发展来涵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目标。这些新的价值观恰逢其时地获得来自西方的后工业与信息经济的思潮的支持与丰富。最著名的传道者们包括，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John Naisbitt， Megatrends），以及像IBM这样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公司。当这些有关信息社会、超级现代性，以及颂扬大企业的未来主义世界观以畅销书和媒体热点的形式抢滩中国的时候，美国内部对机器及控制论的反文化批评渐渐消退，而中国试图建立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业社会的激进热情也已经逝去。因此，特定时空、思潮、历史事件的交叉组合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就可以深入地阐释与理解信息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被赋予的社会角色，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期待与想象。

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框架，同样主宰了信息技术和个人电脑进入大众观念的方式。美国文化中曾经有过的IBM巨型计算机和小型私人电脑之间的二元对立和文化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很明显的表征。在埋葬了文革激进主义之后的中国社会，几乎所有来自西方的技术都被认为是现代化、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象征。而根据《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信息主义传道士的教诲，信息技术带来的是继工业革命、电子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因而是位列不断进化的现代化序列中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是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就必需去学习和掌握的全新的知识体系。“信息社会”也成为了最新潮最有力的口号，完美地把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技术民族主义和对科学与工程知识的去政治化崇拜凝聚在一起。此种对知识与技术的尊奉可以从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间广泛传播的动员口号中清楚地体现出来——“知识就是力量”，以及后来的“知识改变命运”。作为跟上信息社会步伐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的学校和市场上开始普及一种与Apple II兼容的学生电脑，它的名字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中华学习机。许多70后出生的、在当时上中小学的学生，一定会从这个名字中联想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典故。另外一句那个时代的学生群体耳熟能详的口号，“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是邓小平在1984年访问上海的一个科技发展展览时，摸着一个展示计算机编程的小学生的头说的。受到这些口号的鼓舞，更重要的是浸染在追赶信息社会的热烈思潮中，全中国的学校都在增加计算机课程，整个社会都开始流行购置电脑、学习打字、学习BASIC语言、学习英语，甚至连玩儿电脑游戏，都被理解为为了现代化而进行的学习。“学习”和“科技”成为那个时代与计算机相关的关键词，它们指向的是一个理性的、工业化的、全民受到良好科技教育的未来社会的想象，而个人电脑是这个未来社会必备的生产工具。

这种现代主义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十年，在美国被民用化后迅速成为新兴产业的计算机网络化也进入了中国精英的视野。尽管后来的互联网通俗历史倾向于颂扬个人才能，认为是少数的硅谷天才奇迹般地带来了互联网与基于它所产生的新信息经济的繁荣，但严肃的历史研究已经显示，几十年来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后来互联网的民用与商用开发的必要条件。（Anderson， 2005）这些必要的条件，并没有被中国互联网建设的先驱们所忽略，因为他们大都受到技术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作为改革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观念，技术民族主义认为一个强大的、坚决的、专注的国家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只有强大的国家能够邀请和动员国家精英，资助并协调他们在国家经济与技术系统升级方面的科研活动。田溯宁，中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最先把艾尔·戈尔（Al Gore）与美国政府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介绍到中国的人物之一，他在多篇文章中敦促中国政府和精英们不要错过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实现中国经济赶超的机会。田溯宁是生物学和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留学。他在海外组织一个环境生态学家联合会的时候，接触到美国新生的互联网，这也是他后来持续进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事业的开端。90年代初，他就在有影响力的中国媒体上推介“信息高速公路”。在一篇题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的文章中，他将当时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比作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提醒人们这是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把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升级到信息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政府在发展新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政府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的角色问题。虽然当今经济界都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越来越小，然而即便在几乎是完全自由经济的美国，政府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气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信息高速公路”从概念的提出，到规划的制定，联邦政府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使这样涉及诸多领域，前瞻性强的规划得以实施。美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教训之一，便是各种产品的规范不一。各个厂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展出一系列自成体系的产品。这种不一，不仅使信息产业本身发展受到限制，而且耗费了巨大财力。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一定要汲取这一教训，从一开始就应由国家领导和引导工业界制定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田溯宁，1994）

作为一个技术现代主义者，又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优越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地方有着朴素的信仰，田溯宁几乎是本能地对政府撤出一切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表示怀疑，他的观点与上文所述万尼瓦尔·布什的“企业自由主义”理论在国家在信息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都认为政府和市场应该携起手来，认真制定规划，从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和需求出发，促进科技最好和最合理的发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田溯宁对信息技术的期待超越了布什，他指出了开发新技术在培育新市场之上更加长远、更加根本的社会使命：

“信息高速公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意义和迫切性在于，它有可能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而又难以用传统方式解决的能源、交通和环境问题，提供一种新型的缓解方法。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新兴技术，不沿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就能解决对能源、交通的大量需求，以及对环境的巨大破坏问题。（田溯宁，1994）

在这篇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的文章中，田溯宁早已提出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可能应用——无纸办公、视频会议、在家工作，等等。但与今天的流行话语把这些科技应用当做一种对个体来说新潮而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同，田溯宁的技术畅想中包含着对现代社会工业化发展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他认为以互联网、传真机、无线通讯等构成的新型“家庭办公室”，会使传统高速公路的流量减少30～40%，可以极大缓解对能量的需求和环境危机。（田溯宁，1994）这种相信基于集体理性规划、以社会需求指引新技术发展并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技术民族主义视野，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随着互联网商业的爆发式兴起与无序竞争，已经逐渐丧失了对公众的信息社会想象的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英雄崇拜——企业家和金融资本，他们正在占据有关创新和进步的舞台中央，并且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下，把互联网在世界各地的繁荣归功于自己。

1994年，比尔·盖茨第一次访问中国，给中国消费者带来了中文版Microsoft95操作系统，微软公司也表现出继续在中国进行业务拓张的热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接待了盖茨，这体现了中国精英阶层和主流话语对复制美国新经济成功奇迹的渴望程度以及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认可。截至2007年，比尔·盖茨访问了中国10次，几乎一年一次，每次都会带来有关微软帝国的神奇故事和对中国市场的乐观展望。他是一系列代表信息社会奇迹及经济繁荣背后的驱动力的传奇人物中，第一个来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所熟知和津津乐道的。

紧随其后的是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这样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企业。而曾经昙花一现的还有王安电脑这样的公司，但因为大众传媒成王败寇的逻辑很快就被遗忘了。这些成功者在传媒中都被推崇为人们膜拜和学习的榜样，而大众媒体叙述他们的成功故事时，赋予了他们非常相似的特征、性格和人生经历。他们通常都是年轻的、不安分守己的、独立的、蔑视传统的、聪明的，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追寻成功时并不走普通人都会走的寻常路，比如说，他们会早早从大学辍学，并在自己家后院或车库开始自己的电脑事业。这些描述把个人与他们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网络隔离开，更关注其事业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个人与社会条件。对公立教育和按部就班地学习与实践的贬抑，以及对特立独行和天马行空的推崇，正好契合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标榜成功来自于彻底的自由市场。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斯特里特（Streeter）在研究社会想象与互联网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一些流行的幻想认为，信息经济时代成功的企业家是从天而降的，他们能创造奇迹纯粹是因为个人的洞察力及天赋。但事实与此正相反，像苹果公司这样的传奇企业里几乎总是少不了拥有广泛人脉和资金充足的经理人，他们有直通投资者的社交网络，也有市场营销和创造企业品牌的成熟经验：

苹果不是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在苹果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业余爱好者在组装小型计算机，并且有些人已经开始制造和销售了。而使苹果公司脱颖而出的，是它让这一新兴产业超越了业余爱好者的市场，进入了更广阔的消费者的世界。据称，马库拉（Markkula），是让这一切发生的人。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关系，将企业从业余者生产、业余者使用的小天地中带到更广阔的市场中，从而使苹果公司从所有其他早期的微型电脑设计商里脱颖而出。（Streeter， 2011： 69）

非常相似地，人们对比尔·盖茨和后来中国的IT精英如张朝阳、李彦宏、马云等人的赞扬，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聚焦于奇迹，而忽略了背后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元素。虽然在大致同一个时期，田溯宁等人怀着通过信息技术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梦想，致力于推进由政府主导与协调的，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和传播通道的工程，但是关于新技术和新经济的流行社会想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前对“第三次浪潮”的现代主义理解，认为其只能来自理性思考、技术知识、政府远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贡献，现在都转变成另外一种视野，即反正统文化的个体去自由地、开玩笑式地、无目的地思考和创造，只有这样才能触动消费者的情感机制而在自由市场上获得成功。在新的话语体系中，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是极客们而不是正规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是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管理，成就了激动人心的信息时代的繁荣。

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想象，在它的视野中，创业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建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的关键所在，政府的干预并没有鼓励创新，而是极大地限制了创新。这样一种观念在对互联网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以及信息产业的产品与市场增长的大肆颂扬中，得到了最显著的表达。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从谈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话语中逐渐退却，而硅谷作为新经济的起点成了传媒再现中的圣地。

这个时代的新圣经是一些类似于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失控》（Out of Control）等书籍。如果把它们和十年前那些未来主义的畅销书——如《第三次潮流》（The Third Wave）和《大趋势》（Megatrends）做一下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技术进化的现代主义话语究竟是如何被再阐释与转变为一种由反文化的后现代风格与重新崛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所结成的奇怪联盟。

由于新一代的未来主义作品通常是由那些熟悉信息产业的商业化面向的人所著，他们通常会从城市的、中产阶级的、个人化的需求和便捷性的视角描述一些可能的技术进步，以及它们带来的收益。盖茨和尼葛洛庞帝都告诉读者的关于电话会议、虚拟购物、快速传播的媒体内容、在线教育、无纸化办公、导航服务、虚拟的沟通及互动等技术产品，大多是把之前冷战时期开发的信息系统小型化及商业化之后的产物。这些描述中完全没有田溯宁曾经关心过的对现代化和机器生产负面效应的反思与缓解。这使人想起弗雷德·特纳的观点，即中产阶级青年反文化的热情主要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减轻个人焦虑，而不是把世界看作相互关联的整体并寻找系统的解决方案。（Turner， 2006）与《第三次浪潮》中出现的那种对于新技术的社会角色更加历史化和结构化的论述相比，新一代的未来主义作品呈现出一种与今天的各类产品目录相似的特质，通过承诺人们这些新技术能带来时尚、炫酷及奇迹，来诱惑他们购买这些新奇花哨的小玩意。这种相似之处当然不是偶然出现的，因为在互联网创业的时代，未来主义话语成为了一种创造心甘情愿、甚至是急不可耐的消费者的宣传手段。这些书中呈现给广大读者的神奇景象及可能性与企业的研发设计高度互动与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技术预测与产品促销区分开，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关信息社会的想象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这是一个由企业家和自由市场，而不是工程师、大学或公共部门，来带头创造新的想法并推动信息社会向前发展的世界。那种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创新的引擎，最聪明的人集中于此并投身科技的现代主义理想被默默地掩埋，因为在新的成功学叙事中，英雄们通常从大学辍学了，并且对正规教育没有兴趣。在中国，大众传媒所认可与推崇的互联网英雄开始从科学家、工程师转向了一些有奇特思想和强烈个性的大学毕业生，然后又迅速转向了有钱人——投资互联网新经济的风险投资家们，也就是从钱学森、维纳，转向了比尔·盖茨，最后聚焦于巴菲特。最终，那种能够吸引眼球、俘获民众对于新经济的想象力的，是那些懂得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和绕过现有问题的人，而不是开发技术、提供愿景以解决特定问题的那个群体。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只能通过成为被动的、享乐主义的消费者与信息社会产生联系，技术进步的推动者是少数聪明或者有钱的人。但仅仅是十几年前，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者曾经提供过全民学习计算机知识，将信息技术纳入到日常生产之中，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目标的另类的信息社会想象。

仅仅用新自由主义的视野来理解信息社会是有巨大的局限性的，因为它用个人化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结构性的问题，只满足于改变人们对现存事物的看法，而不是对现状进行改变，并且将金融资本和市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方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是人类的想象力塑造了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模式，而不是相反。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试图垄断我们对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的视野与想象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回顾历史，认识到今天成就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还需要超越仅仅将人看做孤立的经济人，将市场关系看做所有人类可能关系的新自由主义思维方式，将社会看做是不同的主体、文化、阶层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共同体，将技术看做是提供公共服务、推进共识与互助，而不仅仅是个体满足以及与他人竞争的商品与工具。在讨论“互联网思维”或者“互联网+”的时候，我们是只看到资本的增值与市场的开拓，还是能够从人类社会更加基本和紧迫的需求——平等、公正、生态、健康、身份认同、交流、创造性等——出发，去讨论技术与政策设计，左右着一个社会对信息技术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也同样影响着信息社会的未来如何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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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溯宁，1994，《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科技导报》，第2期，第25～26页。

王洪喆，2014，《漫长的电子革命：计算机与红色中国的技术政治1955～1984》，博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