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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的扩张冲动之源

时间:2024-04-23

韩毓海 谢韫

【摘要】探究近现代日本史,有三个问题应该重点思考。第一,500年来,西方统治世界的战略为什么是围绕着欧亚大陆展开?第二,日本近代的“大陆政策”与西方的欧亚大陆观的关系是什么?第三,日本的神道意识形态与日本的扩张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大陆政策”与西方的欧亚大陆观之间,存在着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利用的关系,而支配日本扩张主义的神道意识形态源远流长,至今未得到国际社会清醒的批判与清理,从而依然对当今的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关键词】大陆政策 扩张主义 军国主义 神道思想 天皇制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西方的欧亚大陆观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引言中指出:“自从世界各大洲在大约五百年前开始在政治上相互影响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①围绕着这一论断,西方有三种统治世界的大战略。

第一种是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提出的全球战略观念的三段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1919年)。②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把世界岛最核心的地方称为“心脏地带”。麦金德的某些预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成现实。

第二种统治世界的理论是二战期间,美国地缘政治学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中提出的“三海战略”。

斯皮克曼指出,“三海”,是控制世界五大洲的三个节点(咽喉),也是美国统治世界的三大要塞。第一个是地中海,这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第二个是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它被斯皮克曼称为“美国的地中海”,这里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交通要冲;第三个便是由中国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的约克角围成的所谓“亚洲地中海”(the Asiatic Mediterranean)③——其实也就是中国南海,这里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咽喉,是控制欧亚大陆和澳大利亚的要塞,更是未来数十年亚洲的地缘政治中心,是未来世界经济核心区。

斯皮克曼据此提出“三海理论”,即利用海上优势,通过控制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来控制欧亚大陆,并阻止陆上强国控制欧亚大陆。斯皮克曼一方面接受了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世界岛”观念和“大陆腹地论”,但另一方面又对麦金德的“三段论”反其意而用之。他认为,美国只要与英国等海洋国家结盟,控制包括欧洲近海、中东、印度、东南亚及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沿海地带,就能掌控世界地缘政治之锁钥,阻止任何陆上强国控制欧亚大陆。他因而提出了与麦金德“三段论”对立的“反三段论”,即:“谁控制“边缘区”,谁能从“三海”对大陆发动进攻,谁就能统治大陆,而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是从地中海发端的,历史的经验表明,谁控制了地中海,谁就能控制欧洲,同样的,按照斯皮克曼的划分,欧洲地中海、美国的地中海和亚洲的地中海,则是控制世界的要害,谁控制了“三海”,谁就能够统治世界。

实际上,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实践,基本上遵循了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在前苏联基本主导乃至控制从东欧到东北亚的欧亚大陆“心脏区”的情况下,美国借助北约、美英同盟、美日同盟及其他一些欧亚沿海联盟,在从西欧经中东、南亚、东南亚至东北亚的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带建立起漫长的“遏制”线,与苏联对峙。可以说,控制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带,以防止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继而控制世界,是冷战时期美国地缘战略的基本内容。

第三种统治世界的理论则是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盘”理论。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由此开始了20世纪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后冷战时期”,并催生了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盘”论。布热津斯基在全面分析冷战后世界地缘战略形势后得出结论,即控制欧亚大陆是控制世界的总枢纽。因为“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集中了世界三个发达地区中的两个,七个大国中的六个,控制了欧亚大陆,“几乎就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纪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④苏联解体之后,从建立、巩固美国“新型霸权”理念出发,布热津斯基宣称“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要求美国“管理”欧亚大陆,“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国家出现”。⑤正是在这一战略的支配下,美国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

他还指出,美国在亚洲还面临着两个强大的力量,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日本,同日本建立密切关系,对于美国的全球政策极为重要。但同时,为了制衡日本以及使中日之间互相制衡,必须贯彻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必不可少。⑥

日本欧亚大陆观的形成背景

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是:日本也有关于欧亚大陆的构想,其实质是将欧亚大陆收入天皇治下。这个构想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对抗西方的日本战国末期、为清除中国(清代)影响力而闭关的江户时期、以及为脱亚入欧而举国走向军国主义的明治时期。日本的扩张野心,并非始于明治维新。欲将天下疆域、特别是欧亚大陆收入日本治下,至少是日本统治阶层近500年来的梦想。这也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将“志在全球”的日本界定为“国际性国家”,而非“地区性国家”的原因之一⑦。

日本欧亚大陆(政策)理论成型于日本完成国内统一的16世纪中后期,即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期。战国时代,发展出了日本的“兵农分离”体制⑧,在此基础上促成了专业武士阶级的形成。战国后期,葡萄牙海盗将热兵器长枪带入日本,提升了日本武士的战斗力,改变了日本武士的作战方式。这种历史性“巧合”使得日本统治阶层初次滋长了统治欧亚大陆的野心。在此基础上,日本产生了征服世界的武士意识形态,这就是神道(神国思想)。

西方带到日本的,除了长枪之外,还有天主教。而西方的冲击,迫使丰臣秀吉在灭天主教的同时,创新出替代性的,向全世界扩张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武士版本的神道。首先,他针对天主教国家奉耶稣为创世主的特点,将日本的“神”打造为万物之根源;其次,凭借日本“神”的优越性,烘托日本为亚洲“中心”,以对抗号称普世价值的天主教;再次,借鉴天主教对于社会秩序、人伦纲常的影响力,赋予“神道”以社会教化和社会组织作用。⑨

与此同时,丰臣秀吉将天主教界定为邪教,着手驱逐并残杀西方传教士。这是针对天主教在日本的迅速传播而做出的强烈反应。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给百姓们送教的同时还热心送医,致使天主教以及欧洲风俗盛行于日本的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甚至出现了极度热衷于天主教的大名⑩,他们还将受封的领地上呈教会,致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教会在日本列岛上拥有领土。

1587年,丰臣秀吉先是发布了驱逐外国传教士的命令“伴天连追放令”,第一条明确规定,“日本是神国,不容天主教国家普及邪教”。1596年,当从漂流至土佐(现高知县)的西班牙海员口中证实了天主教传教的目的就在于侵略日本之后,丰臣秀吉下令在日本禁止天主教,并在长崎处死了信徒和传教士共计26人。在与天主教的扩张性的对抗中崛起的神道,成为丰臣秀吉对内统治对外扩张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对于从一介草民爬升至关白一职的丰臣秀吉而言,对内彰显其作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性尤为必要。丰臣秀吉本人提出的“日轮受胎说法”,便是为了暗示其是奉神的旨意降临人世、统治日本,而且是可与天主教对抗的万物之根源的日本神的旨意。在丰臣政权时期,“神国思想”在实践中超出了原有的“神孙为君、神明保佑、神祇崇拜”的内容框架,被粉饰为“宣扬日本优于亚洲其他国家、理应统治亚洲”,即宣扬日本统治世界的理论依据。

神道(神国思想)从此变成了具有了全球扩张色彩的武士集团的意识形态。日本从此有了一种以统治世界为旨归的“普世价值”。以此武士版的神道为意识形态,日本开始其扩张进程。

首先,丰臣秀吉的国家扩张构想“三国国割”——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东北亚地区。这一构想的主要内容就是占领欧亚大陆,首先征服朝鲜,待朝鲜汉城沦陷后,由丰臣秀吉亲自率兵渡海打败明朝,两年后请后阳成天皇移居北京,献上首都附近的十国作为天皇领地和朝廷领地,丰臣秀吉的内侄秀次担任协助后阳成天皇执政的关白(辅佐天皇事务)职务,并交给一百国领地。日本的帝位由皇子良仁亲王或皇弟智仁亲王继承,关白职务由丰臣秀保或者宇喜多秀家担任。朝鲜由丰臣秀胜或宇喜多秀家掌管,九州则由丰臣秀俊掌管。并要求大名们自发地远征天竺,尤其是被分封到距离天竺较近领地的诸位大名。秀吉本人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后将转至日明之间的交通要道宁波,履行远征印度的计划。

在日本国内,凭借自身努力从一介草民成长为辅佐天皇宰相的丰臣秀吉被视为与成吉思汗、忽必烈以及西班牙菲利浦二世比肩的民族英雄,多次入围当代日本民众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排行榜,成为年轻人的立志榜样。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行为以及对中国的扩张计划至今依然被视为英雄气概的组成部分。

在“三国国割”构想中,朝鲜主要是丰臣秀吉征服中国大陆、控制东北亚的跳板,而琉球则被强迫承担提供军需。1592~1598年,以朝鲜半岛为舞台,丰臣秀吉的远征军与明朝、朝鲜的联军对战,朝鲜称该两场战役为“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战役”,中国称为“万历朝鲜之役”。当时的日本远征军在陆战中尚有些优势,但在海战中完全败在明朝与朝鲜联军手下。

但是,日本的野心并未因此终结,自16世纪起,朝鲜在日本大陆政策中的地位始终是直取中国的重要通道。四百年后,日本明治政府再以朝鲜为跳板,发动甲午海战入侵中国清朝,割占中国台湾,最终将朝鲜化为日本殖民地。

其次,江户时期的经济扩张战略——以琉球为支点辐射区域贸易。1603年成立的江户幕府由于被明、清两朝孤立而陷入财政危机,于是便采取了以经济扩张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政策。具体是由萨摩藩入侵并挟明朝重要朝贡国琉球,垄断琉球的对明贸易以及区域的中继贸易,攫取琉球在区域海洋贸易中获取的丰厚利益。即便是在所谓的锁国时期(1639年至1853),江户幕府不仅没有放弃对琉球贸易的掠夺,相反不断加大掠夺规模。与荷兰、英国之间的军需贸易也始终维系着。

江户时期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日本欧亚大陆观的理论依据,即“神道思想”的内涵发生重大演变,首先是以复古神道的名义,清除中国文化的影响,以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国学家为代表,激烈地批判和排斥中国思想,明确神道为日本文化原始精神的基础。

截至江户前半期,即日本国学者所倡导的神道兴起之前,神道思想依然带有强烈的儒教色彩,故又被称为“儒教化神道”。江户时代的“国学者”废除了四书五经,以日本古代的传说故事重新塑造和编织日本历史,从而提出了日本的国体是神国——世界之祖国,而履行对外扩张,是“世界之祖国”神国日本履行统领世界的使命。

本居宣长在论述日本政治道德的专著《玉匣》(Tamakushige)中写到:“我皇国乃天照大御神出生之国,万国之根元大本,故万事皆优胜于他邦。我国乃天照大御神之本国,皇统之治,乃万国之根元,大本之所在,万国臣服,四海遵此之道,乃当然之理。”本居宣长在维护“皇统连绵”观点的基础上,掩盖天皇只是东亚王权之一的史实,彻底否定日本天皇制源自古代中国的观点,切断天皇与华裔思想圈的核心成员中国之间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为日本统领世界打造合法性。

在江户末期西方势力与幕府签署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水户学派和国学家们将“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赋予日本统治世界以具体的策略。他们认为,日本只有通过将欧亚大陆纳入囊中,方才能积攒起与西方列强抗衡,并最终战而胜之的资本。于是,江户末期,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以吉田松荫等鼓吹“神国论”的代表人物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思想,并且培养了秉承该思想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和明治维新的重要骨干。该思想最终成为明治政府与西方列强联手侵略大陆时的大政方针。将在与欧美各国的双边关系中受到的不平等对待转嫁至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双边关系,将自身受到的外来危机转嫁给邻国,并冠以神国日本以从西方列强手中解放亚洲、捍卫亚洲的所谓“大义名分”。

第三,明治时期的举国扩张战略——与西方列强的合流。在明治时期,明治政府赋予扩张性的神道思想以国家权威,举全国之力推动大陆政策。但是,当时的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庞大野心缺乏估计,相反,英美两国一致将日本视为牵制和抗衡中国和俄国的打手,在英美拉拢之下,日本成为英美等西方列强在亚洲的“代理战斗力”,而美国则是日本侵略亚洲的最大幕后金主。日本作为海权国家在地区的崛起,是西方列强殖民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崛起历来是西方列强、特别是美英两国扶持的结果,当然,也是日本为实现统领世界之使命乐意而为之的。但是,其终极结果是英美反被日本所制。

1854年,打开日本锁国政策大门的佩里(M.C.Perry)就主张占领台湾就能控制中国,但由于当时的美国实力不够而未付诸于现实。而美国在1867年染指台湾未果后,便唆使日本攻取台湾。美国驻日公使德朗(Charles E. De Long)推介美国驻厦门领事李让礼(又名李得仙)诱导日本出兵台湾,在其上呈美国国务卿费雪的报告中,解释其唆使日本攻取台湾的目的是,使日本在行动中彻底舍弃闭关主义,与中国交恶,最终使日本成为西方的同盟国。而日本的企图则是将对东方邻国的侵略成果,用于西方列强交涉的重要筹码,以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继而确保并扩大在亚洲的侵略成果。1894年和1911年,日本分别与英美签订新的通商航海条约,收回治外法权以及自主权,从而壮大为可以与西方列强抗衡的亚洲霸主。

除了结为军事同盟之外,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合流还体现在金融领域。由于缺乏有效的融资手段,封建时代的日本在国内、国际战争中屡屡陷入军费短缺困境。明治政府则通过与国际金融垄断集团联姻,加入国际货币体系,成为世界主要投资国,以此解决了军费短缺问题。在英格兰银行的“指导”下,日本明治政府要求清政府将价值2亿3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日本当时国库年收入4倍多),折合为4000余万英镑,其中一大部分存入英格兰银行,主要用于采购军需物资扩大军备、兴办军工在内的企业,用于日俄战争的日本战舰全是在甲午战争后购入的。同时,由于英镑可直接兑换黄金,这就为明治政府1897年将货币制度转向国际通行的“金本位”制度创造条件,一举使日元加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为日本募集战争外债以及崛起为世界主要投资国铺平道路。

1898年1月,横滨正金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奉命前往欧美各国,名义上是视察正金银行驻外各支店的业务情况,实际上是为接触罗思柴尔德、卡赛尔和谢弗等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家,为募集战争外债铺平道路,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介绍日本政府与华尔街合作的中介人。日俄开战前的1902年春,全球关于东北亚局势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英日同盟,美国在背后支持;另一个是法俄同盟,虽然德国在欧洲与法国势不两立,但在远东则一同支持俄国。

1904年2月12日夜(日俄开战后第4天),高桥是清被任命为日本的全权财务官,前往英美借债,以海关税收和烟草专卖收入为担保前后共计募集资金8.2亿日元,一手承担了日本的所有战争费用。所以有观点认为,沙俄与以罗思柴尔德、卡赛尔和谢弗等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势力渐行渐远,导致日本趁机获取支持,最终战胜沙俄独霸东北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日本还通过金融手段试图从经济上独霸中国。大正政府在正式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在政治上独霸中国未果后,便组成对华投资的特别银行团,通过对华贷款方式从经济上控制中国。为使美国承认日本在大战期间从中国获取的利权,1917年11月,日美两国发表“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作为交换,日本也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

与欧洲各国在一战中受到严重打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和美国得到迅猛发展。但是,这也诱发了一战后美日两国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利益而对立。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便是美国旨在抑制日本扩张,以确立帝国主义国家间新秩序的一次势力划分会议。日本大正政府对于美英等国的限制和打击,一边以“裁减军备”和“协调外交”加以妥协,同时同苏联建交,借改善日苏关系来抑制美英。但是,为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洋扩张的计划并未中止。

当下,美国再次拉拢日本以实现其“管控”欧亚大陆继而维系全球影响力的战略。但是,美国最大的误判其实是对日本的野心估计不足,估计不足的知识原因,集中表现为统领世界的神道思想的形成,以及对于天皇是延续扩张性的神道思想的必要条件,缺乏分析。

其实,在《菊与刀》的《战争中的日本》中,露丝·本尼狄克特对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实现日式欧亚大陆观,乃是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已有深刻认识。她指出,日本用以证明其战争之正义性的前提与美国完全相反。日本以别样的眼光看待这场战争,日本认为自己才是世界老大,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就会有政治混乱,日本必须为建立由日本领导下的等级秩序而战斗,因为只有日本代表着一个从头到脚真正具有等级秩序的国家,只有日本理解“各就其位”的必要性。但是,美国小看了日本,美国一直对天皇制、神道与扩张主义的内在关系缺乏分析。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出于推行其远东政策和冷战战略的需要,把日本的天皇制保留了下来。但出于对国际上要求审判裕仁天皇、废除日本皇室舆论的考虑,依据1947年开始实施的《日本国宪法》,天皇作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得到保留。但是,从天皇只与外国元首(总统、国家主席、国王)会见,以及外国驻日大使到任之前必须先将国家元首签发的国书上呈天皇,内阁成员必须得到天皇亲自颁发的任命书后才能赴任这一规则来看,天皇的确是在行使国家元首的部分职权。

近代国家神道的大本营靖国神社虽然已经“丧失”了国家神社的封号,表面上与政治分离,却依然享受着国家神道的待遇,履行着国家神社的职能。自1956年起,日本政府便与靖国神社共同推进战犯合祀,并于1978年完成甲乙丙级所有战犯的合祀工作。日本战败后,日本天皇每隔数年便亲自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自1975年以降,天皇虽然中止亲自参拜,但在重大祭祀之际委派钦差代为参拜,参拜的形式虽有不同,天皇与阵亡者之间的忠孝关系始终得到维系。自1969年起,日本自民党政权力推由国家来管理靖国神社的“靖国神社法案”,1974年强行在众议院通过后却在参议院遭到否决。作为“补偿”,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日本自民党为主的政客们打着祈愿和平的旗号屡屡参拜,毫无疑问,政客们在用行动来证明靖国神社依然是国家神社,并通过参拜方式维系着与天皇之间的君臣关系和忠孝关系。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美化、篡改历史教科书还是参拜靖国神社,其本意不单纯是为了否定侵略事实、否定东京审判,而是为了赋予神国日本发动侵略扩张以合法性,为扩张主义性质的神道思想平反昭雪。由于天皇制以及靖国神社在二战后得到保留,导致世界应由神国日本来管控的神道意识形态无法被彻底清除,更确切地说,由于天皇制得到保留,二战终结前与终结之后的日本的国体以及神道思想的延续,并未发生本质性断裂。

今天的世界各国,仅仅从道义上批评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是不够的,因为靖国神社乃至天皇制只是神道的装置,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神道的实质是扩张主义,它是在日本扩张的历史中形成和铸就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理解500年来日本的扩张主义,其实是一个一脉相承、“前赴后继”的历史过程,如果仅仅把神道当作一种日本特殊的文化与风俗来对待,我们就会犯历史的错误。

注释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32~33、201、226页。

[英]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陆权论》,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2页。

Spykman, Nicholas J., American'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New York,1942), p132.

李征:《日本中世末期兵农分离的原因》,《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

庄佩珍:《日本丰臣政权时期外交文书中所见“神国思想”的发展与创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88~92、71~91页。

九州地区的大村的大村纯忠、有马的有马晴信、府内的大友义镇、中津的黑田孝高、以及高槻的高山右近是有名的天主徒大名,其中大友义镇添置了罗马字的印章,即FRCO。

帕多雷为葡萄牙语神父之义,日本人受到日语口音影响将外国传教士称其为伴天连。

中野等:『豊臣政権の対外侵略と太閤検地』、校倉書房、1996年、第17~35頁。

[日]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8、144页。

皇国は格別の子細ありと申すは、まづ此四海萬国を照させたまふ天照大御神の、御出生ましましし御本国なるが故に、萬国の元本大宗たる御国にして、万の事異国にすぐれてめでたき、(中略)萬國共に、この御國を尊み戴き臣服して、四海の内みな、此まことの道に依り遵はではかなはぬことわりなる。本居宣長『玉くしげ』,http://www.norinagakinenkan.com/norinaga/shiryo/tamakushige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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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露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面面观》,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4页。

二战后,昭和天皇分别于1945年、1952年、1954年、1957年、1959年、1965年、1969年、1975年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共计8次。

责 编∕凌肖汉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there are three issues which merit careful attention. First, why did the West focus its world dominance strategy o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in the last 500 years? Secon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s "continental policy" in the modern history and the Western concept of Eurasian continent? Thir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apanese Shinto ideology and the Japanese expansionism?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Japan's "continental policy" and the Western concept of Eurasian continent are contradictory as well as useful to each other. The Shinto ideology, which supports the Japanese expansionis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yet to be criticized and cleared ou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still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world peace now. For this reason, we should have enough vigilance.

Keywords: continental policy, expansionism, militarism, Shinto ideology, the emper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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