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无解难题

陈晓律

【摘要】摆脱奴役、渴望自由是一种本能，但如何实现人们渴望的种种自由却是一个永恒的难题。自由主义在阐述人们对自由的追求方面拓展了自由的深度和范畴，对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它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矛盾，而全球化的趋势把穷国和富国拉在了一个时空内，使这些矛盾更加难以解决。或许，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自由主义无法突破其诉求只能在某一个特殊语境下运行的局限。而作为自由主义主张的普世原则，却无法宣称自由主义的原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行使，于是，自由主义宣称的普适性与其实践上的“特殊性”形成了一道无法化解的难题。

【关键词】自由主义 现代化 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 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识码】A

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主要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1500年以来西方社会在思想领域的主要成就。无论这种成就在世界各国的评价如何，对其影响力所造成的社会变化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为了维持这种商业社会的运转，每个政府都必须尊重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自由。但是，这种“现代”的自由包含什么内容，却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每个社会都有它的基本组织原则，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根据自由主义理论而来的。就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哲学。自由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理论，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包容性很广的理论；除政治外，它对许多问题都有一套看法。对于自我、理性、价值的主观性或客观性、社会的性质等纯哲学问题，自由主义对它们都有系统性的理论说明。自由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的特性也就是现代世界的特性。①在某种意义上，目前西方掌控的话语权就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话语权。因此，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已经成为我们剖析西方社会政治生态的一门必修课程。

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裂痕推动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

当代的自由主义与西方传统的自由理念既有渊源，也有巨大的变化。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对某种特定的善的概念有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而不是像当代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保持中立或以权利为基点。这种古老的自由主义概念的特点是强调自由的社会准则，如市场和民主，因为它们促进了某种个人成功。它将一种对人类发展的完美主义叙述与对社会进步的坚定信念联系了起来，因此，从传统上看，自由主义或许更应被看成是共同体式的自由观念。

然而，现代世界的发展却使自由这种原本的定义发生了很多变化。从本质上看，目前各界认可的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现代的社会思潮。这是因为，古代人的自由与当代人所理解的自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对现代人而言，自由只是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或处死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理由而迁徙的权利。……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而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几乎是两回事。他们只是以集体的方式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但他们同时也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所有私人的行动都受到严格的监视。因此，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都是奴隶。②

换言之，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自由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古代人的自由大体上是一种集体行动的自由，而现代人的自由却是一种真正个人意义上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在很多涉及私人事务领域内的行动自由。而这种自由也必然地与其他领域的相应变化联系在了一起：政治的、司法的、社会福利的，等等。所以，自由本身也已经不可能不与其他的现代社会的观念和制度设计发生联系。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由应该与现代社会哪些大观念相联系，开始产生了疑义。自由应该与民主密切联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自由应该与自治相联系，也是美国宪法制定者一再强调的。但19世纪以来，自由应当与民主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却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黑格尔学派甚至将自由解释为个人完全自愿地从属于国家的权力。另一些人则否认任何强制性的政府，把个人意志作为社会行动的最高准则。③

在这样的争论中，关于自由本身的属性开始发生了变化：那就是，现代自由究竟是一种摆脱束缚的自由还是获取权利的自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哪一种应该获得更为优先的位置？

对此展开的讨论，密尔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的《论自由》被认为是论述现代自由的经典。研究自由主义的著名学者理查德·伯拉米指出，密尔通过对边沁的批判表明，他反对那种被我们称为是对消极自由的“狭隘的读解”，仅仅将其看成是摆脱了外界束缚。密尔相信，边沁将自由定义为在人类需求的满足中不受阻碍，很容易导致曲解。他认为，由于能够得到满足的需求数量是固定的，因此理论上讲人类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那么，只要减少欲求，我们就能扩大自己的自由。而在密尔看来，人类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个人能以无限多的方式增加并扩展他的需求。人类自我表达的潜能是无止境的；对它的任何限制都是对人类自由的制约。这种观点使密尔坚持自由即自主性。如伯林所提到的，密尔驳斥边沁的心理学是因为“对他来说，人类有别于动物主要因为……他是一个能够选择的存在，……是目标，而不仅仅是手段的探求者”。④

然而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英国与欧洲其他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对比，令伯拉米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发现，大部分欧洲大陆自由主义者是亲英派。但事实证明，尽管欧洲大陆的经济和社会都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自由主义政权的建立在大陆要比在英国更困难。这就迫使这些理论家们比他们的英国同行们（如果不是苏格兰同行的话）更充分地对自由制度的社会和文化前提条件加以研究。他们开始质疑现代社会之发展是否必然是为了支持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关于个人发展的价值观与形式的。一方面，社会分化、增加的复杂性以及相互关联的理想与利益的多元主义，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内部官僚政治的组织形式的发展，使得个人生活比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具有更大的冲突性和更小的自主性。市场和民主分别都变得不再具有企业家精神和缜密的特点，因此也就不再能促进传统上与自由主义特征相关联的那些特性了。于是，欧洲大陆的理论家们不得不用更现实主义的话语对自由主义进行再思考，并探讨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在复杂的、多元的和官僚政治的社会中将会如何运作。

一些自由论者同意，有必要更多地从明确的政治意义上对自由主义重新加以思考，而不像过去多停留在形而上学或是伦理的意义上。然而，更强硬的自由论者拉兹重新提出了关于传统自由主义中的完美主义和进步的观点，主张自由论中的自主性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是相互支持的。非多元主义的和非自由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尽管自由论者有谨慎的、以公正为基础的理由，来使这一过程尽可能地避免痛苦。自由意志论者则更顽固些，但观点与之相似。他们认为，市场给予了个体以选择任何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机会，只要他们愿意承担相应的代价。这样一来，它就提供了最公平、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以此来决定谁应当继续存在，而最不受欢迎的和最不可行的则会立刻遭遇失败。⑤

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些争论绝非是学者们心血来潮或学术偏见所致，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要求提供切实解决问题的思路或答案。事实证明，这样的一些争论与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很难寻找到一个欧美各国都能接受的一般原则。但从学术思想的发展而言，自近代以来，围绕着一系列西方社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与时俱进，还是在争议中产生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如果可以简单开出一批清单的话，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下面一些东西：比如以赛亚·柏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论述，提出了具有两个不同概念的自由；德沃金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某种特定平等概念上的理论，换言之，自由与一定的平等具有重要的关联；哈特与德弗林则对社会是否有权利以及是否应该用法律来强迫人民遵行它提倡的价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海耶克则认为法治而非权利是自由的基础；诺齐克的极端自由主义则要求“最低度的国家”，国家只承担一个守夜人的角色；罗尔斯的《正义论》则从社会契约的角度为自由主义的实施提出了两个公正的原则：第一为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则，第二则是“差异原则”，第一原则主要是指机会均等的政治权利，第二则是指物质方面的分配。⑥然而，自由主义却不能忽略一个人性的基本需求：人必须与别人发生关系，同别人联系起来。这种与别人保持一致的需求乃是人的最强烈的欲望，甚至较性欲以及人的生存欲望更加强烈。⑦这样一种“社会性”的自由属性给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巨大的困惑。换言之，自由主义必须由社会或政府来提供保障自由的基本条件，否则这样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有自由主义学者转而论述“自由主义的终结”。其立论分析基于二点：首先是从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起源，以及基于其原则产生的政府和政策之间的内在矛盾；其次则是现代自由主义政府本身，它过时的意识形态和弄巧成拙的政策。最终是政府既无法计划“自由”，也无法达成正义。⑧

换言之，自由主义理念与实践之间产生的裂痕，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学术争议来得到解决。

现代国家是自由主义生存的土壤和稳定发展的平台

如果从自由主义本身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虽然它的内核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它与社会其他领域关系的边界，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要维持一个人具有自由生活的能力，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需要自由的迁徙；要从事商业的自由贸易，需要有一个公平的法律体系；要对政客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人们就需要投票权和其他的监督机制。总之，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的理念要得以实施，需要一个坚实的平台，而这个平台本身，并非上帝自动提供，而是欧洲各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地构建起来的。在这种意义上，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也是各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推动力——它要求各国的现代化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轨道运行，并最终给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可以实现其理念的平台。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可以认为，欧洲各国1500年以来的历史就是构建自身得以按照现代标准生存的历史。毕竟，人类社会的自由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它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一切硬件：一个有效的现代国家机器，一个法治的社会，一个有着竞争政党的政治制度，有选举和议会，国家首脑有任期，公民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能得到有效的维护，等等。没有这样的一些硬件，自由主义就只能是一种社会思潮，一道飘在空中的彩虹。近代以来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基本上产生在欧美发达国家而非第三世界，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现代国家是自由主义得以生存的土壤和稳定发展的平台，而自由主义则是推动这一类国家发展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

一旦将自由主义理念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史联系起来，自由主义就不那么抽象和难以把握了。因为，自由主义理念的实现只能在一个人类社会的实体中，这个社会必须提供一个适宜自由主义生长的平台，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平台只能通过各个国家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任务才能构建起来。换言之，要使自由主义的理念得以落实，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自己国家的现代化。

没有一个现代国家，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根基。但是，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被动地反映国际关系的变化，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个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时代，为了不被淘汰，而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自己的位置的拼搏和努力；不仅与相邻的对手，而且要与世界范围内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角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触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观念文化、军事组织、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变化，并且，一个国家一旦参与这场竞争，就永远不可能止步，因为其余的参与者不可能让你止步，除非你完全服从其余大国为你安排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15世纪从西欧开始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人类在此之前的一切竞争都还是地域性和区域性的，但是自15世纪开始，人类的竞争便成为全球性的。由于“现代化”的这种全球性质，参与竞争的对手众多，无论是一时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也就激发出所有参与者创造的潜能与激情，结果便在政治、经济、管理、技术、观念与体制等方面不断产生新的东西与新的标准，并成为人们对现代化的定义不断加以补充和扩展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又是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正如托夫勒所说，把历史比喻为变革的浪潮，比泛泛谈过渡到“后现代主义”，更具有能动性和展示性。浪潮就是能动的，当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向前冲击时，强大的逆流也会一股跟着一股向前涌去。当历史的浪潮相互冲击时，整个文明也就会互相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今天看来似乎毫无意义，或是偶发的事件，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却会对未来的世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遭遇到现代化的挑战时如何应战，实际上也是一个民族在外部的压力下能否成功地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促使内部进行变革的过程，如果以欧美国家为例，也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改造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进行得越顺利、越彻底，这一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其自由主义理念得以落实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没有一个类似的平台，哪怕仅仅是处于构建过程中的平台，自由主义也始终只能是知识阶层的某种精神标记而不可能是一种大众的价值追求。于是，自由主义与发达和不发达的问题密切相关，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相关，这样一个发达的现代的平台究竟应该有哪些要素，就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了。

按照我们的体会，这些最终在现代化的竞争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的民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都有下面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及时地建立了有效的国家机器和行政体系，能以一种民族国家的集团形式参与国际社会的竞争；第二，将内部的矛盾冲突始终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和时间内，并尽可能将内部的矛盾通过协商化解；第三，无论是否解决了政治的民主化问题，都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上取得了一致，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法治就没有现代国家的繁荣；第四，在工业的起步阶段都奉行过重商主义国策，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而这一点，似乎又与自由主义的原则不甚吻合）；第五，密切关注他国的发展，尽可能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机遇，使自己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一个特定领域脱颖而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也许人们都知道，但却很少作为重要原因分析的因素：即一些重要的个人在本民族的发展关键时期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人物的推动，有些国家就不可能有目前的地位，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而这样的领袖人物是否愿意奉行自由主义的价值准则，对这些国家以后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是现代德国。没有俾斯麦，或许就没有现代统一的德国。因此俾斯麦的历史功绩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由于这个统一事业，是由普鲁士的容克地主由上而下发动王朝战争来实现的，容克资产阶级的保守思想和强权政治文化实现了绝对统治，而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政治文化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德意志帝国留下了大量封建专制的残余和军国主义因素，这对以后德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甚至成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之一。而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对日本后来成为东亚的战争策源地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换言之，现代化平台的搭建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自由主义的平台，然而，自由主义对于这样一个平台的稳定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德意日轴心国成为二战的策源地，与自由主义在这几个国家始终不占上风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二战后盟军对这三国的改造，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十分彻底，自由主义政治占了上风，从勃兰特到默克尔，对纳粹和二战的罪行都一再谴责，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也已经成为德国脱胎换骨的标志；而日本却比较微妙，美军对旧日本的改造是不彻底的，或者说，制度的现代化是成功的，但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却是滞后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似乎建立了起来，但军国主义的幽灵却始终不散。其结果应该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在欧洲没有人再担心德国会发动新一次的战争，而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和韩国，对于日本却始终不能释怀，甚至美韩同盟也不能使韩国减轻对日本的戒备。而日本安倍政府越来越“出格”的言行，甚至使美国也感到了丝丝凉意。这样一种现象的根源是耐人寻味的。自由主义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固然可以探讨，但在抑制各种军国主义思潮复活方面，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希特勒等法西斯势力上台的首要行动，就是强力打击各种自由主义的团体和思潮，最大限度地收回公民的自由权限。或许可以说，自由主义的属性是军国主义和其他极端思潮的天敌。从这个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衡量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是否彻底的一种重要标准也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全球化使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及构建平台遭遇重大挑战

从一个较为狭窄的范围上讲，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的主线基本上在西方，这并非是对世界其余国家历史的歧视，而是因为现在意义上的“世界”基本上是欧洲文明扩张的结果。西方也不仅仅是一个方位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理、政治与文化的综合概念。从地理概念上讲，所谓西方就是中国以西的地方，所以中国古代有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开始具有了一些特殊的含义，它只是专指世界发达国家，所以开始有了东方与西方，甚至东风与西风的提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有了西方7国集团（现已发展为8国集团，不过俄罗斯在其中的地位比较微妙），所以，西方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的一个代名词。

但问题是，全球化已经使自由主义构建的平台再次遇到了麻烦。如果说自由主义如何影响现代国家建设和公民的权利原本只是西方国家的“内部事务”，现在却成为了全球事务。于是，麻烦就来了：西方在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改造自己的社会时，是否同样愿意让这些国家分享全球化的红利？有学者计算，1500年前，西欧人均土地占有面积约为24英亩，地理大发现将这一数字扩大到了148英亩，增加了6倍。⑨无论从空间、物质还是从市场方面来看，这笔巨大的资源都对西方的发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换言之，西方国家的发展，或者说自由主义得以立足的平台，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率先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自由主义要把自己的理念推广到全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了：那就是西方国家是否愿意与全球的后发国家分享全球化红利，甚至对后发国家做一些补偿？

虽然西方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和一些官方的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无可否认的推动作用，但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二战后反而越来越大。

从世界银行对全球120个国家财富分配情况的调查结果看，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瑞士与最贫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所拥有的人均财富有着天壤之别，瑞士人均财富为64.8241万美元，埃塞俄比亚则人均只有1965美元，相差近330倍。这个差距恰好反映了最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与最落后的贫穷国家之间的贫富鸿沟。按照国际衡量标准，每人每日收入不到1美元即为赤贫。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3亿人生活在这一水平以下，其中8.4亿人挨饿或营养不良，10多亿人不能享受最起码的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和饮用自来水，20亿人用不上电。更为严重的是，南方欠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为什么穷国会每况愈下呢？有分析认为，穷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源衰竭，不论是矿产资源还是土地资源，经过长年累月的殖民掠夺以及无节制的开垦，再加上不断的天灾人祸，人们赖以生存的有限资源已经消耗殆尽，因此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仍在原地踏步。⑩

对此现象，西方学界开出的自由主义药方是，这些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减少国家的干预。结果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一波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几乎横扫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华盛顿共识”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潮基础之上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国家先后被迫或主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而一向被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之典范的东亚和具有因社会改良而使“资本主义文明化”之誉的西欧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法国学者布迪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他说：“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的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在世界范围内，这些“障碍”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随着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被淹没在“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单一话语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话语霸权地位也得以确立。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银行低息贷款的诱惑下，拉美国家大量举借外债。但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紧缩政策，利率大幅提升，拉美国家的外债负担骤然加重，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机要求这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1985年美国提出“贝克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改正价格扭曲现象，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其后于1989年再提出“布雷迪计划”，敦促拉美国家加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各国迫于外来压力，被迫接受了苛刻条件，通过经济市场化、私有化和国际化的调整改革，逐渐改变了过去的“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⑪

然而，这样的一场改革对拉美国家而言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多曾经还不错的南美国家现在长期停滞不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发展起步的时间也早于亚非其他地区，但在奉行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却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2015年初到中国访问的南美厄瓜多尔领导人科雷亚总统，以“新自由主义是歧途”在清华做了一次报告。在演讲中，科雷亚总统介绍了厄瓜多尔经济上发生的巨变，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该国的影响。他主张“政治经济不分离”，并且认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的经济自由主义不科学，是“趋于宗教的迷信”，“国家应该采取行动干预经济，厄瓜多尔的经济发展就是证明”。⑫

然而，西方并不愿正视自由主义改革在这些国家失败的根源，却指责这些国家未能按照自由主义原则改造自己的国家机器。由此，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开始在西方的主导下席卷了中东、中东欧和西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原苏联范围的一些新成立的国家也同样面临这种思潮的冲击。

在这种思潮冲击下，无论这些国家政局是否还能保持稳定，一个基本的评估是，这些国家都未能完成为自由主义的实施而搭建现代化平台的任务。而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虽然这些国家的民众尚未获得享有自由主义界定的那些权利，他们却可以通过移民、通过互联网而分享到自由主义的部分思想：这与上一个世纪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球化至少在信息流动和移民方面部分地做到了自由化，尽管在很多国家这一点依旧有着很高的门槛，但已经不可能完全隔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了。于是，这种趋势逐渐使发达国家的“内部事务”变成了外部事务。

2015年1月7号，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查理周刊》遇袭，包括编辑在内的12人遇害。1月9号，两名枪手在巴黎东北30英里的一家印刷厂内被警察包围后击毙。1月11号，星期天，法国发起了自二战以后规模最大的游行，超过一百万人参加。多国政要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手挽手的照片旋即出现在全世界的媒体上。这一事件表明，原本在西方各国内部经历了几百年逐步协调好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共识，再次遇到了全球化的挑战。如果说，西方国家过去主要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奉行自由主义原则，并且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步达成了社会共识，那么，现在这些国家则必须在新的基础上来重新寻找自由主义的共识了。法国的《查理周刊》事件折射的并不仅仅是西方言论自由的限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宗教宽容问题，而是因为全球化的因素，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再次遇到了重大的挑战：那就是，其他宗教和非西方的社会，能否真正地信奉西方的自由主义原则？如果其他主要宗教并不愿意“皈依”自由主义的理念，那么，即便西方社会能够尊重其他宗教信众的选择，其他信众也未必会按照此种自由主义的原则行事。所以，由于全球化人口和信息流动，自由主义原则会再次在自己的“领地内”遭遇空前的危机。如何协调这种危机，至少目前还看不到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案。

从西方历史的经验分析，可以认为，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在一个现代平台上，在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前提下，按照法治的规则充分享受个人拥有的在这个范围内的最大行动自由。然而，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本质却要求不仅仅在某一范围或某一平台才能享受这种自由，而是要求所有的人类个体都能享有这样的自由。这就产生了无法客服的困难：因为目前的世界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构成的世界，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基本的安全、生产和福利的结算单位。个人不可能超越国家而生存并享有自己的自由。要使每一个人（注意，这里所指的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公民）都享有自由主义所规定的那种自由，那么，即意味着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和福利的自由，都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迁徙和寻找适合自身的工作。这样美好的场景，想必不会遭到普罗大众的反对，但目前充分享有这些自由权利的精英，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上层，是否真正愿意让大家分享这样的自由，却是令人怀疑的。

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自由肯定都是一个具有正能量的字眼。人们摆脱奴役、渴望自由是一种本能，但如何实现人们渴望的种种自由却是一个永恒的难题。自由主义在阐述人们对自由的追求方面拓展了自由的深度和范畴，对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它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矛盾，而全球化的趋势把穷国和富国拉在了一个时空内，使这些矛盾更加难以解决。或许，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自由主义无法突破其诉求只能在某一个特殊语境下运行的局限。而作为自由主义主张的普世原则，却无法宣称自由主义的原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行使，于是，自由主义宣称的普适性与其实践上的“特殊性”形成了一道无法化解的难题。如何化解这道难题，既取决于人类对于未来世界的构想，也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注释

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序言”。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35页。

[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页。

[英]理查德·伯拉米：《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4页。

参见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美]埃利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

Theodore J. Lowi， The End of Liberalism， Ideology，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Authority， W.W.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9， preface.

E.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1981， pp.82-83.

翁东辉：《全球南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日报》，2005年12月20日。

曾杨希：《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理论工具》，环球网，2015年2月6日。

刘瑾：《厄瓜多尔总统清华大学演讲：新自由主义是歧途》，环球网，2015年1月8日。

责 编/武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