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一盏马灯照亮长征路

李鑫

苟坝会议陈列馆内展出的“会议场景雕塑”。新华社

一

在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1935年3月10日那晚，缓缓移出一缕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马灯，它的主人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

此时已是深夜，毛泽东沿着村头这条几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无名小路，若有所思而又无比坚定地向前走着。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山村小道，谁也想不到，在那盏马灯伴随着那个身影在那个夜晚走过之后，这条小道就和中国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

对于毛泽东来说，进入贵州的这些日子极不平静。在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扎西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而几个小时前，在这个叫作苟坝的小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上，与会者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的作战计划，他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这个建议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毛泽东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的支持，会议还通过急转直下的表决，作出了免去他刚刚被任命不久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夜色渐浓，毛泽东心潮翻滚，红军的命运在脑海里激荡。在他看来，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之黔军的决议，过于仓促和武断了。他完全能够理解红军指战员一心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华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问题是，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忽视了。一方面，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大家心气很高，但敌我综合力量对比悬殊，而且红军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而且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召之即来。就是在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况下，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发来“万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在有20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就打与不打争执不下，会议时间一拖再拖。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澤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会议非但没有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举手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而且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苟坝会议会址全景。新华社

毛泽东觉得，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以卵击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必须即刻上路，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劝说，作最后的努力。

二

一盏昏黄的马灯，带着坚定的理念，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动。那是新中国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灰暗的日子。好在，手里的马灯还亮着。

在那条仅仅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不知毛泽东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艰难。这正如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但救亡图存的信念始终如青春的脉搏跳动着。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86000多人，分别自瑞金等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继而，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一路突进，缕缕的希望燃烧着战斗的激情，可喜的胜利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只有37000余人的有生力量，约有49000多个鲜活的生命血洒沃土，永远成了革命的根须。

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其滇、川、黔各部，摆兵布阵，把刚刚在胜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红军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围圈之中。而当时的红军将领，无论是领导能力还是决策方式，都与战局和形势的变化不相适应。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为己任的队伍，此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我拯救。红军必须尽快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在军事思想、全局观念和战役决策等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必须拥有比这盏马灯还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须以真理的目光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三

历史，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无可置疑地成为党和红军的伟大转折。通过这次会议，产生了新的党中央负责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军事“三人组”。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只是通过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进入3月10日，在苟坝会议上，他又被免去了职务。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亦犹未悔。”被免了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长征中身心困顿的毛泽东，无法安睡。他提着马灯来了！

历史湮没了很多细节。在80多个春秋更替中，我们早已无从得知那天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分析战况时的神色和情景，只能从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口中得知：“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gzslib202204032107

次日，苟坝会议继续进行。会上，周恩来、朱德同红军将士们摆情况、讲形势，力陈利弊，其他领导人也从善如流。如此一来，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敌的作战计划，彻底翻了盘。接着，会议又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因势利导，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战机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局势，指出决策指挥上的弊端。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的同时，敌人以八个师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而此时，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以说，那一夜毛泽东改变了世界。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主要指挥者，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在此后的军事生涯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把战争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最终，他和他的战友们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乘着胜利一路北上，直到黄土高原的吴起小镇“锣鼓响，秧歌起”，直到“三军过后尽开颜”……

四

站在“苟坝会议会址”的老式黔北农家四合院前，遥望会场之外的那条小路，总会想起那盏在小路上缓缓移动的马灯和那个为了坚持正确道路而在深夜前行的人。

在那條小路上，在那个夜幕沉沉的时刻，绝不能没有毛泽东，绝不能没有那盏马灯。这是思想的灯盏、智慧的灯盏，这是为真理而不顾小我、勇于担当的灯盏，这是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可以夺门而出、冲向暗夜的灯盏。

真理有时会被阴云遮蔽，会被冷雨淹没，甚至有时会被孤立，被排挤。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会以排除万难的弥天大勇坚持真理，就如毛泽东手提马灯走暗夜也要说出真理，坚持、坚持、再坚持，力争不让真理失真、失效。

历史反复证明，真理最开始常常掌握在少数有崇高理性的人手里，而真理的流布与践行，需要人们与崇高的理性同频共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会在真理面前放下一切狭隘与成见，心底无私、从善如流，甚至敢于否定既有的偏私。这就如当初否定毛泽东提议的红军将领们一样，在是非辨析、利益权衡中自觉纠正偏差，主动靠近真理、拥抱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