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早朝怎么抓纪律

湘桥蓬蒿人

明朝初年，在工作狂明太祖朱元璋的設计下，早朝制度除了开朝时间频繁、开朝时间早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开会时间长。如《明仁宗实录》所载，明初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大到军事行动，小到民间诉讼，往往参与早朝的有司所管之事，都需要一一进奏、讨论。

明太祖朱元璋也非不通情理之人，明代的朝会制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过分庄严肃穆。

按照明代朝会制度，如是上朝议事时遇到紧急情况或身体不适，通报之后经允许是可以离去的。《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凡近侍御前，毋咳嗽吐唾，如有旧患齁喘一时病发者，许即退班。或一时眩晕及感疾不能侍立者，许同列官掖出。”

若是咳嗽吐痰，或眩晕生病的，都可以告明原委后离去，要是站都站不稳，也可以由周围官员搀扶着离开。反而官员如若不及时离开而出现咳嗽、吐痰或步履飘浮的情况，倒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锦衣卫、鸿胪寺、礼科官员记录下来，称之为“纠仪”。

明代官员尹直所著的《謇斋琐缀录》，也记载了借故离去并不属于失仪的相关事例：

“今制，早朝班定，鸿胪宣赞谢恩、见辞，行礼毕，各官奏事，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其有痰嗽不可忍者，许引退自便……成化中，文华殿经筵，户部尚书马昂以咳退出殿门外，俟讲毕仍同行礼，此予所亲见。”

讲的是，明宪宗时的一次经筵中，户部尚书马昂感觉不适，便称自己想要“咳嗽”，为避免失礼，请求退到殿外。实际上参与经筵的官员也不知道马昂到底去干了什么，只知道他咳嗽完了回来，没被皇帝责备。而其他人则不敢先退，且多以为马昂此举属于失仪。

马昂之所以知道此事不算失仪，则与他的职业经历有关。马昂早年任职鸿胪寺，主掌外宾、朝会仪节之事，与礼部多有联系，知晓此事通报无碍，也不会遭到皇帝责怪。大多数明代皇帝，即便在朝会时，也算不上太过严肃，如隆庆阁臣高拱《病榻遗言》载：有次朝会刚一结束，隆庆皇帝便对高拱说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话：“有人欺负我。”明代君主或是由于明初洪武、永乐皇帝为草莽、行伍出身，不拘小节，其后多数皇帝在言语交流方面并无过多顾忌，若是真遇到内急，以咳嗽或身体不适为由陈情离去也没事。

但如果不知道此礼节，想要忍住待到仪式结束，则更有可能失仪，甚至可能遭到处罚。

明英宗时，刑科给事中曾瑄因为早朝时内急，不知是怕禀报失礼还是真的太着急，竟然直接在殿前丹墀（即宫殿前的台阶）失禁，在诸多同僚面前丢脸不说，还引得明英宗大怒，将其一降到底，贬为福建连江县主簿，从此仕途黯淡。

曾瑄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太常寺卿陈道瀛奏祭祀，咳嗽失仪，遭到御史陆琳弹劾。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谭纶因咳嗽被夺俸一月。可见，若明朝官员身体不适或内急选择忍耐，承担的风险实际上比告退离去要高得多。明朝早期，对于失仪的处罚多有杖责，隆万年间之后，罚俸、降调、去职则是主要手段。

这类失仪尚且不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但在排班问题上的失仪，除了引起礼仪原则的讨论外，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朝臣之间的对立。所谓排班，即朝会时的排序。洪武初年规定，以品次排立。朱元璋下令制作百官班序牌，列宫殿前阶梯左右的木栅，规定文武百官上朝时需按排序排立，违反者要受到惩罚。

后来的明代皇帝虽多次强调，但实际上没能起到约束作用，关于官员上朝时品级混乱等问题屡被提及。明武宗时期，文武百官例赴灵济宫学仪，成国公朱辅与定国公徐光祚争为班首，原本是成国公朱辅列于班首，而徐光祚则失仪欲与朱辅争夺，官司打到明武宗朱厚照那儿。明武宗各打五十大板，二人同时处罚，实质上则表明对徐光祚的支持，继而引发了勋贵之间的矛盾。

随着洪武、永乐这类强势君主的逝去，官员们逐渐也不再那么在意失仪的事情。据历史学者邱仲麟研究，明中叶以后，明代朝仪逐渐无序，朝臣在朝堂上愈发肆意。对于各种乱象，明朝皇帝也有整顿的想法，《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年间，皇帝见到朝堂上毫无秩序大为光火，上谕发鸿胪寺，要求鸿胪寺整治朝堂上随意咳嗽、吐痰、窃窃私语的官员。

但显然，嘉靖皇帝的整治效果并不明显。万历初，甚至出现了百官服色、束带都未遵从规定；行礼时也出现了咳嗽、吐痰的现象。这一点也体现在同时期的礼科都给事中林景旸的疏陈中：

“近日以来，朝仪不肃，人心滋玩。入掖则互叙寒暄，声闻上彻。及至丹墀，则转相回顾，嬉笑自如。侍班而唾涕不已，序立而倾跌失容，甚至称疾偷安，任情高卧。”

到了这时候，官员若在朝堂上告退前去解决内急，也不必如明初一般如临深渊，至于是否失仪，在意的人也越来越少。明代中后期的官员“失仪”行为逐渐增多的同时，早朝也越来越少，官员上班时内急的情况也就很难出现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