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消费回归应为最紧迫政策目标

蔡昉

从疫情之前的几年时间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在逐渐转变发展方式，也就是说逐渐转向了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支出中占到七成，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已达62%。三年的疫情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遭遇阻碍，在正在改变着的路径上产生一些颠簸。更大比例的劳动力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周期性失业状况，影响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居民收入受损必然负面地影响消费；家庭预算曲线得不到修复，必然构成对经济复苏的需求制约。

受损的家庭预算曲线

居民持续失业和就业的不充分，导致本就偏紧的家庭预算曲线失衡，或者说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物价预期、收入感受与收入信心、就业感受与就业预期等各种指数的读数，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计算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2022年消费者信心已经处于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虽然居民信心和预期在2023年第一季度已有改善，但第二季度却再次堪忧，可见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压力仍然较大。

如果这种破坏了的家庭预算曲线不能得到补偿，不能尽快恢复就业和增加收入，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刺激，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就有可能从短期行为转成长期行为。这个长期行为就意味着进入到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既然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就应该考虑如何针对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防止出现更不利的情形。

疫情后中国经济新常态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转入到一个新的常态。但这个新常态可能与是否遭遇疫情相对无关，而是经济和人口发展到这个阶段后带来了全新的变化。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种常态的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需求侧的新常态。过去我们说新常态的时候，主要是供给侧的新常态，是指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进而造成实际经济增长下行。而现在，需求侧因素、消费因素越来越重要。

这里提供两个跨国数据揭示的规律。其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老年人口超过14%以后，人们会发现居民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其二，在老龄化加深的过程中，过度储蓄现象也趋于严重化。以总储蓄超出总投资的比例作为超额储蓄率，可以看到其与老龄化率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中国的老龄化率2021年就超过了14%，2022年达14.9%，消费和储蓄或许也面临上述新趋势。

其次，从劳动力市场上看，一个新常态就是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可能会更高。目前，由结构性因素和摩擦性因素构成的城镇自然失业率大约为5.1%。从几个方面判断，未来自然失业率攀升到5.3%～5.5%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每次衰退或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会趋于强化。第二，农民工等流动就业群体、各类毕业生、大龄劳动者等，在总就业人群中的比重趋于提高，易于导致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加快，对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这种趋势有可能强化就业的灵活性，进而导致就业的非正规性和不稳定性增加，不利于收入增长、劳动者权益保障和社会保障覆盖。

最后，居民的微观行为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常态。未来在经济增长有所下行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效应并影响到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以及资产负债表设定。一是收入效应。黨中央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因此，在未来GDP潜在增长率趋于降低、需求因素对实际增长可能构成制约的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速度，也不可避免地会慢于以前的速度。二是城镇化效应。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我们需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费潜力。固然需要促进他们收入的增长，但是，最重要的是确保新市民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解除其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意愿。三是结构性效应。未来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时代，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在减速，因此，越来越多的动力和动态都来自于结构性调整，无论是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还是把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他们的消费层次，都要依靠调整结构进行。

从刺激消费入手扩大内需

对于上述导致新常态的因素，特别是居民微观行为的新常态，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新思路，创造和动用新手段。把中国经济遭遇的短期困难和面临的新常态结合起来，这里着眼于从刺激消费入手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复苏，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总体来说，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因此，需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也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这也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对象、新手段和新目标。其核心是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经济中的堵点和短板。同时，对居民的消费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而乘数效应的大小，决定刺激政策的效果。此外，这有利于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统一、措施的兼容，可以减少后遗症，尽可能不在“三期叠加”中造成新的“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通常被认为是一项长期的改革任务，其实，如果及时出台的话，完全可以产生真金白银和立竿见影的刺激效果。我们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消费。2022年，外出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收入达4.2万元，接近城镇中间收入组平均4.4万元的水平。由于没有城镇户口，未能均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的消费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平均30391元的水平，据估算他们消费被抑制的程度为23%左右。因此，1.72亿外出农民工如果成为城镇户籍居民，平均消费人均可增长6686元，由此产生的居民消费增量可超过一万亿元。关于疫情期间形成的超额储蓄说法不一，如果按照GDP的3%计算，大概是3.6万亿。所以，只有万亿元量级的新增消费，才能抵消过度储蓄。

此外，一系列与老龄化相关的基本社会保险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都可以借此机会显著提高保障水平。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开始，2022年—2035年期间，老年人口抚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养老、医疗、照护的人财物保障，都高度依赖于相对有利的人口抚养比，随着今后十几年抚养比加快提高，保障的难度明显加大，必须有相应举措才能维系。这要求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普惠水平，个人积累的部分只能是必要的补充，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面临着一个机会窗口，可以把长期的制度建设目标与短期经济刺激效果结合起来，用改革红利推进经济复苏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摘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