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征服日本军官

时间：2024-04-23

韩毓海

1956年秋，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日本陆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

日本必败

远藤三郎，1893年1月2日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进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

1947年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埼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第一，毛泽东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

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头号敌人。中日战争便是这种政治较量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

第二，中日之间的较量，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还是意志的较量。能救中国的，只有中国人民的求生意志，中国人是为了求生而反抗，生存还是灭亡，这就是底线，中国没有退路。

第三，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

日本在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因此，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输在“中间”

直到战败，日本的决策层还在争论日本的战略究竟是什么。而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准确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这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日本的战略，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毛泽东用几十个字就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虑、非常清晰的：柿子拣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地抵抗。

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两翼”，实际上是输在“中间”。

中国抵抗

远藤三郎去世前一年，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出版了《近代的超克》，回答了究竟什么是“抵抗”这个问题。

竹内好指出，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他把日本称为“转向型”，把中国称为“回心型”。所谓“转向型”，是说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立即放弃自我，转向西方。但是，中国把这种压力变成内在自我变革的动力，从而在抵抗强权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一条中国道路。

竹内好引用鲁迅的话，来说明什么是“抵抗”和“亚洲的抵抗”。

鲁迅这样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则抽刃向更弱者。”

在竹内好看来，日本恰恰就是这样的真正的弱者。

中国与日本的最大不同是什么呢？竹内好概括地说：这就是“中国抵抗”。

“中国抵抗”——这就是一个日本思想家，对以毛泽东和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精神的最精准概括，它一举说到了《论持久战》的核心。

胜利之本

让我们再次回到《论持久战》那震撼了远藤三郎的最关键的一部分吧。

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回答了日本的战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国抵抗”。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这样告诫我们：

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

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

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做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

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在这里，毛泽东既没有寄希望于美国和苏联，更没有寄希望于“日本人民”和日本的“中和派”，毛泽东寄希望的是中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