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1923：狂风暴雨中的陈独秀

董可馨

1922年11月，身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的陈独秀动身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令参会的中国代表感到极其意外的是，陈独秀和中国代表团，没有受到多少重视和礼遇，更没有受到列宁接见，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拉狄克不留情面的“训斥”。1922年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尴尬，是他在国民党、莫斯科之间处境越发尴尬的缩影。

三个心理坎

拉狄克对中国代表团的“训斥”是：“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

在陈独秀听来，这话多少有点官僚主义的自以为是和想当然，但他和共产国际真正的心理隔阂在于对方的轻视和自我期许不符的心理落差。

个性刚烈如他，有几个心理的坎要过：一是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由怀疑到信任，再到服从。二是和国民党的关系，由排斥到接受合作。三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由两党平起平坐的党外合作，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

据和陈独秀联系密切的包惠僧回忆，建党早期的陈独秀认为，在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还很遥远，无产阶级革命还要一百年上下，所以要慢慢来，不要妄想一步登天。

在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第三国际、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之前，陈独秀对共产国际与苏俄仍然有很大的心理距离。当时的陈独秀主张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要第三国际的钱，因为拿了钱就要受制于人。

因此，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触之初，陈独秀与他多有矛盾，一度闹得很僵。不过，陈马关系在一次颇为偶然的机缘下，发生转机：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家中被捕。之后，马林花大力来营救，最后，罚了一百元结案。陈出狱后，两人关系有所缓和。陈独秀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

形势比人强

按陈独秀原本的意思，他是不愿意和国民党合作，更是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但和国民党越走越近，却是形势比人强。

关于国共合作，列宁曾亲自提议。1922年1月，列宁接见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孙中山指派的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人，并在会面中问二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两人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同年3月，来到中国的马林提出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想法。陈独秀对列宁的提议“深表同意”，但反对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

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发了一封信，表达了不同意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一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和基础不同；再有，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另外，国民党的名声很不好，共产党员如果入了国民党，也要被连累，等等。

但是，陈独秀并非一股脑地反对，他也做了改变。比如，他在6月份发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党的决议的方式，向外界宣告共产党邀请并接受和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合战线。但是，陈独秀的底线对于国民党和莫斯科来说，仍然太高了。

1922年8月，为促成国共合作的西湖会议召开。这次会议过程比较激烈，据陈独秀的回忆，当时与会的几个中央委员及他自己，都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两党的混合方案会牵制共产党，影响独立性。

面对他们的拒绝，马林最后提问，中共是否服从共产国际。陈独秀只好表态：“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更改的决议，我们应当服从。”随后，陈独秀也开始说服党内的反对者。

西湖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前提条件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也很痛快地答应要以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召开。三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服从在西湖会议上确定下来的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最后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革命的复杂性

接替马林的鲍罗廷于1923年8月底来华。之后，国民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升温，而对于陈独秀来说，他的空间则在收缩。

1924年，列寧逝世，次年，孙中山逝世。陈独秀所面对的两方面，内部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莫斯科，斯大林胜出。国民党内，蒋介石胜出。斯大林口中的“国民党领导”，在陈独秀听来分外刺耳。

此时，共产党获得大发展，党员人数大增，成长为全国性的群众性政党，但国民党内部酝酿的排共倾向，也愈发明显。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两度想退出国民党，但均没得到莫斯科的同意，而他亦失了方寸，最后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1927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独秀威望急剧下降，最后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留下历史定性。

在具有离别意味的《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检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坦述自己如困兽般的处境。他有个人意志，但当他的意愿和莫斯科的意见相左时，他最后不得不“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自己的提议。

这一点，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也有所表达：共产党既要发展农民运动，又不能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既要实行领导，又不能变成指挥，这是特别困难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的处境和所犯的错误，也是中国革命复杂性的一种反映。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