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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理论(七)

时间:2024-04-24

张兴胜

经济学中的屠龙术,不限于各类复杂、臆想的成本曲线。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率相等等厂商均衡条件,虽具思辨价值,在真实的企业管理中却往往“无所用其巧”。战国时期著名的长平之战中,赵孝成王要用知兵之名颇盛的赵括替换廉颇,蔺相如讲得好:“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用一堆黑板经济学“成果”武装起来的“赵括”,在实际企业经营中很难纵横弛张。在真实的经济世界中,如何看待“人”这个最能动、最革命的生产要素,激发人的潜能,防止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才是厂商生产经营的真实的、常见的问题。

“均衡”

在厂商理论中,厂商均衡条件等知识成果,是生产函数、成本曲线等知识成果的延伸,也是影响无数经济学人的知识创造。讨论厂商均衡条件,不能不从“均衡”说起。

萨缪尔森坦言,“‘均衡是经济学中最难掌握的概念之一”(萨缪尔森2012,第3章)。日常生活中所见的现象,譬如静止的钟摆、碗底的桔子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均衡状态”。物理学中表明二力反向相等的概念“均衡”,能够引入经济学世界,拜19世纪后期边际主义大兴时几位青年经济学人所赐。其中贡献最著者,首推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

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颇具家学渊源,其父奥古斯特·瓦尔拉曾著《财富本质和价值起源》一书,提出商品价值取决于其“稀少性”。瓦尔拉斯青年时期喜欢文学,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参办过生产合作银行,并曾任《劳动》月刊编辑。1871年,瓦尔拉斯成为洛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开始自学微积分,1874年出版《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瓦尔拉斯把经济学分成纯粹经济学、实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三大部分,认为“纯粹经济学本质上是在假定的绝对竞争制度下价格规定的理论”,主张用数学方法论证,并认为“是一门如同力学和水力学一样的科学”,用代数公式和几何图形对“纯粹经济学”理论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论证。

早在1803年,路易·波因索著名的力学教科书《静力学基础》出版。瓦尔拉斯自青年时代就一直熟读此书,受该书及同好影响,瓦尔拉斯认为各种经济现象均可通过数量关系表现,积极用数学函数表示经济关系。在瓦尔拉斯的论著中,相关变量互相依存和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达成“均衡”。《静力学基础》中的物理范畴“均衡”,经瓦尔拉斯引进发挥,变为经济学新范畴。在瓦尔拉斯看来,只有当整个价格体系中每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都相等时,才形成普遍的市场均衡,其观点史称“一般均衡理论”。

瓦尔拉斯的研究成果,大开经济学探索视野,在当时的经济学界蔚成一时风气。后世普遍认为,所谓效用价值论、一般均衡论等等,至瓦尔拉斯而大成焉。

瓦尔拉斯讨论的均衡问题,仅限于市场价格引发的供求变化,相关知识成果为马歇尔和萨缪尔森吸纳引申。马歇尔认为,市场上有偶尔的均衡、稳定的均衡的区别,稳定的均衡存在时价格如果偏离则具有“恢复的趋势”(马歇尔,2005,第5篇第3章),供需均衡时的价格、供给量可以分别称为均衡价格、均衡产量。萨缪尔森指出,“在经济学中,均衡意味着市场动作中不同力量处于平衡,从而价格和数量使购买者和供应商的愿望达成一致”,并认为“竞争市场是一种形成均衡的机制”(萨缪尔森,2012,第3章)。

马歇尔承认,均衡“这个名词涉及到许多难题”(马歇尔,2005,第5篇第3章)。萨缪尔森更是坦承,“均衡概念似乎具有某种诡辩性”,并引述如下观点:“正如一位权威所诊断:‘不要同我談什么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石油的供给总是等于石油的需求。你找不出二者的差异。”(萨缪尔森,2012,第3章)被萨缪尔森隐去名姓的那位“权威”,就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确实指出,“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

真实市场中可以统计的“需求”,总是等于“供给”。萨缪尔森承认:“从会计的角度来看,这位权威的确有理,石油生产者记录的销售量显然恰好等于石油消费者记录的购买量”(萨缪尔森,2012,第3章)。大搞所谓“厂商均衡”研究的人们,对前贤的顾虑争鸣,确须回念再三,于返顾中踵新知!

需要说明的是,使“均衡”光亮经济学沃土的瓦尔拉斯的政治主张颇值关注。瓦尔拉斯曾经颇受圣西门学派影响,其著作《社会理想的研究》一书主张社会改良,倡议国家根据正义原则干预经济。瓦尔拉斯因有“共产主义”倾向,导致入聘洛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困难重重。但是,瓦尔拉斯的政治主张大异于圣西门及马克思,从以下论说中,不难窥见其政治主张:“社会主义必须能解释这个或那个原理如何与怎样引导和维持各类服务和产品的供求均衡。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从空想进入科学。这是马克思的集体主义所没能做到的。马克思主义把一个完全行不通的制度当作一个行得好的制度加以宣扬。”从理论取向上讲,边际效用及一般均衡诸说,均与古典经济学时期李嘉图、马克思等一脉相承的劳动价值论相异,更是远离了马克思揭橥的剩余价值论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革问题。瓦尔拉斯之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等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理论,渐次形成洛桑学派,瓦尔拉斯是洛桑学派的实际创始人。讨论“均衡”,应当向创造“均衡”的前贤致敬,也应当清晰区分前贤们的社会主张。

“厂商均衡”

经济学中的“均衡”几乎从产生开始就有泛化使用的趋势。讨论市场供需及价格涉及的均衡范畴,不时进入厂商行为、消费者行为讨论范围。在厂商行业理论中,有论者称利润最大化企业在成本、收入等变量满足“特定条件”时,利润最大化目标实现,厂商处“均衡”状态,称为厂商均衡。在中国引述再创造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那些“特定条件”又称厂商均衡条件、均衡解等,“均衡”状态下厂商安享利润最大化之利,似乎成为厂商经营的至善之境。假定一系列条件、公式后计算分析厂商均衡条件,成为不少经济学家的新探索。这些泛化讨论的所谓“均衡”问题,往往也自称为均衡分析云云,实际已超迈瓦尔拉斯、马歇尔、萨缪尔森等的均衡讨论范畴远矣。

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资金、一般劳动力、土地、管理团队等生产要素,需要对不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按照经济学家创造的厂商均衡诸理论,在充分竞争市场,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的要素配置均衡条件是:

条件一:同一类型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边际贡献率相等。

按照这一条件,企业内不同劳动力单位时间产出金额不同,企业支付的要素成本也有差别,各个劳动力产出与成本的比率相等时劳动力要素内部配置实现了最优化。不断淘汰高成本低产出的“低效”劳动力、引进高产出低成本的“高效”劳动力,使用“价廉物美”的劳动力,则是隐含的实现这一条件的操作手段。

按照这一条件,资本、土地、经营者才能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也遵循产出、成本比率相等原则。资本形态包括现金、厂房、设备等各种资本品的不同性态,资本优化包括资本品的形态、数量调整。淘汰产出成本比率低的生产要素,追求所有要素产出贡献相等,则是实现这一条件的必然选择。

条件二:各类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边际贡献率相等。

资本、劳动力、土地、经营者才能等马歇尔-萨缪尔森经济世界中的生产要素,均对厂商产出产生贡献,其边际贡献称为要素的边际贡献率。各类生产要素的边际增量对产出的贡献率相等,才能实现厂商均衡。

按照这一条件,厂商经营中需要通过各类要素的内部优化及增减调整等,寻求最优化配置。在各类要素的边际贡献率均相等的条件下,厂商没有动力也没有必要再进行要素调整,即实现了“厂商均衡”。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厂商均衡条件下实现了厂商利润最大化。

厂商均衡条件等知识创造,表述中往往辅以各种曲线及函数,极为炫目耀眼,在厂商行为理论世界中具有独特地位和影响,颇值得一说:

厂商均衡条件等讨论,为厂商优化要素配置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厂商在持续优化要素配置中变革,早期汽车工业、手机代工生产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却成为机器作业程度非常高的产业,甚至出现了全机器生产的智能化“黑灯工厂”。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不同要素成本、产出效率的动态变化。厂商均衡条件等讨论揭橥了要素优化配置行为的理论逻辑,对于厂商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强化企业管理颇具启发借鉴意义。硬化生产成本约束、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也确实是企业管理中的永恒主题。

厂商均衡条件等的讨论,为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的发展提供滋养。二战后兴起的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学等学科,颇得厂商均衡条件等讨论的滋养,为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样本。

厂商均衡条件等的讨论,开辟了市场理论新领域。厂商在自由竞争、垄断、寡头垄断等不同市场条件下,具有差异化的定价、生产、研发特点,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对消费者福祉影响颇大,经济学人的相关讨论被称为市场理论(又被称为“市场结构理论”)。厂商均衡条件的讨论及相应的函数求解探索,开辟了市场理论新领域,使市场理论与厂商行为理论并驾而驱、各擅胜场。

真实的问题?

形式完美、炫目繁琐的厂商均衡条件讨论,在黑板经济学教学中颇费学子心力。我们观察事物当持“两点论”。对厂商均衡等知识成果,我们也需要深知其弊端,关注真实世界的厂商经营问题,才能避免在真实的经济世界“言必称希腊”。

真问题之一:如何解决“均衡条件”落地难题?

真实的企业经营中,各类要素的边际贡献率往往是难以核算的。除了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外,大多企业的员工融入企业生产管理体系中,核算其对最终产品的“边际贡献”难矣哉。

不同类型的边际贡献率往往可比性不高。土地、廠房、机器等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并不可比,不同性态的现金、厂房、设备等资本品的边际贡献率更是难以核算和类比。真实的企业经营中,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大多不具备可比性。

企业劳动者在不同的精神状态、工作激励下产出能力往往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经营者才能”这一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往往定义各殊使用各异,统一的、可核算的经营者边际贡献率可能“只存在于庸人的头脑中”。

真实的经济世界并不存在厂商均衡理论中设想的“均衡点”。要实现不同要素边际贡献率相等等均衡条件,企业经营中事实上无从措手,所谓“厂商均衡”的理论要求与各要素边际贡献核算的技术可行性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要素边际生产贡献率相等等均衡条件,似乎是只适合黑板经济学的“屠龙术”。中国古代史家著史,要求史评时“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美”,著史中“不虚美,不隐恶”。对厂商均衡条件等知识创造亦然。既服膺其见地影响,又知其局限缺憾,经济学知识创造才能更好地武装新时代的俊男靓女们!

真问题之二:如何激励“最革命的生产要素”?

“厂商均衡”之类的论说存有价值导向误导,存在“见物不见人”的突出问题。厂商均衡理论将厂商中的劳动力视为与厂房、设备、土地等“物的要素”一样,认为边际成本与贡献可以像厂房、设备、土地一样既知,并根据其贡献率增减调整,这些论说属典型的“见物不见人”。“厂商均衡”之类的论说言者谆谆,无非是讲选用“价廉物美”的工人、机器、资金天经地义,“见物不见人”“见利不见人”是本质特点。

“见物不见人”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价值导向问题。人是一切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能否重视人、尊重人、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展示了不同理论派别的价值追求。简单地将劳动者描述为类似机器、厂房一样产出能力、要素成本均相对固定的企业生产要素,鼓吹使用“价廉物美”的生产要素,在社会实践中必然诱发“老板养着工人”的企业伦理,为“老板帝王化、员工奴隶化”的企业管理逆流张目。毛泽东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

人是“最革命的生产要素”,是厂商生机所在。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就称:“人不同于机器。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努力工作。如果人们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他们就难以被激励了。这是现代劳动经济学的核心原则之一。”(斯蒂格利茨,2020,第4章)缺少对人的尊重与关注,只简单地比较要素成本与贡献,是“厂商均衡论”者的浅陋。生产为了人、生产依靠人,践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是社会文明所望,也应当是众望所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

真问题之三:如何防止“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风险普遍存在。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及股权分散化,企业股东往往成为“弱所有者”,企业内部成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参与企业战略决策、从事具体生产经营决策,事实上掌握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内部人通过对公司的控制,追求自身利益,损害股东甚至公众利益的现象,被称为“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甚至可能导致财务造假,使得股东、公众利益受到巨大侵害。

“内部人控制”往往引发企业薪酬分配伦理问题。各国企业管理者的薪酬安排,带有鲜明的分配伦理差异。薪酬分配中向一线劳动者及高级技术人员倾斜,限制高级管理层与普通工人过大的薪酬差距,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分配制度的重要特点。美国企业CEO与普遍工人工资差距不断扩大,颇受各界非议。按照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研究,美国公司CEO与普通工人工资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超过200倍,在四分之一世纪前这一数据只是30∶1左右,美国前100家大公司CEO平均薪酬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1000多倍。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有大量的银行损失巨大,但银行高管们仍然拿到巨额奖金,“公司裁员,声称支付不起工资,却用省下来的钱增加高管的奖金”(斯蒂格利茨,2020,第1章),这种行径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愤恨。

“内部人的控制”问题事关社会未来。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深刻表明,美国企业高管与工人薪酬差距的显著扩大,原因并不在于如“厂商均衡”理论所讲的,是由于高管类生产要素边际贡献率的上升,而是政府政策导向、经济学谬见影响等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斯蒂格利茨,2020,第2、3章)。美国企业高管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高管正在效仿他们的美国同行”。就是大成厂商均衡理论成果并使之走向校园的萨缪尔森,也承认高管与工人薪酬的大幅扩大是美国存在的“一幅令人忧心的图画”,“是美国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原因之一”(萨缪尔森,2012,第6章)。这些真实的经济世界存在的问题,远比“厂商均衡”的设想更为深刻和沉重!

真问题之四:如何防止管理层逆向激励问题?

管理层激励在无法按照“厂商均衡理论”教条去核算边际贡献率的情况下,只能是各种千姿百态的探索方案。上市公司的市值激励方案等,则广受社会各界关注。遗憾的是,这些激励方案中,往往存在逆向激励问题,由此引发的问题可谓多矣。

波音公司的管理层激励方案就颇多非议。波音公司是全球民航客机市场占比第一的巨型企业,2018年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净利润高达104亿美元。2019年,人们吃惊地发现,深陷737Max事故漩涡的波音公司年末总资产1336亿美元,总负债1419亿美元,净资产居然为-83亿美元,现金只有95亿美元。波音公司2017—2019年利润分别为84.6亿美元、104.6亿美元和-6.36亿美元,三年合计利润183亿美元,经营性净现金流入262亿美元。据喻隽哲研究,波音公司在现金流、盈利水平良好情况下资不抵债的原因,就在于高管们运用杠杆大量借贷,回购股票拉升股价,导致这家航空巨头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2013—2019年,波音公司股本回购金额434亿美元,股东分红208.4亿美元,远远超过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金额(506亿美元)。2019年,在经营已经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波音公司仍然回购26.5亿美元,分红高达46.3亿美元,合计72.8亿美元。大额股本回购带动了公司股价的持续上涨,2017—2019年,波音股价年度上涨幅度分别为94%、11%和3.4%,2015—2018年,波音公司CEO米伦伯格共获得7000多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9亿元)报酬,2019年底,他辞职后仍获得3000万美元至4000万美元的赔偿金,此外还有1100万美元的补充高管退休金,合计高达1.1亿美元—1.2亿美元(喻隽哲,2022)。

与波音高管的行为形成巨大讽刺的是,美国政府拿大量政府税收去救助波音这家“太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波音高管们重复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华尔街金融机构高管们的伎俩。人们曾经推崇赞美的美国式大企业管理层激励的丑恶面目,在这些极端案例中毕显无遗。这些真实的问题,都不在“厂商均衡”类理论的研究视野内。

令人遗憾的是,习惯于推崇膜拜极端美式企业管理理念的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面对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时,居然还可以进行大言不惭的自我辩护:米伦伯格们的高薪是市场形成的,高薪缘于股市显示的高边际要素贡献率,尽管这是无法证明的!瞧,所谓市场万能、“厂商均衡”类假说成为一些人的信条后,习惯性辩护的热情已超越事实认定、细节研究及问题反思!经济学屠龙术影响之远、误人之深,确实不能不使人悚然惊惕了。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9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3]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中译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

[4]喻隽哲.《CEO的贪婪,毁了波音——美國制造业皇冠最亮的明珠》《2020年美国最惨的公司:波音通向死亡之路?》,载于微信公众号“远川科技评论”,2022年.

(作者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杨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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