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分化

欧明刚 陈嘉俊

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是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区域性金融机构。经历连续几年的重组，我国城商行的数目有所减少，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128家城市商业银行。2021年6月，随着齐鲁银行成功在上海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上市城商行达到30家，其中在A股上市的有17家，在香港上市的有16家，同时在A+H股上市的有3家（见表1）。所有上市城商行均在2022年4月30日前公布了完整年报，本文基于这些年报分析其2021年的表现。

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

总资产。自2017年以来，尽管面临监管的加强、资本补充的压力增大以及银行业竞争的白热化，城商行仍然保持着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2021年，全国城商行总资产增长9.7%，虽然略低于2020年10.2%的增长速度，但超过了大型商业银行的增速（8.1%）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增速（7.6%），也超过了2018年和2019年的水平，使总资产额超过45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3%。2021年底，30家上市城商行的总资产规模比2020年底增长10.5%，使总资产达到了27万亿元，占到全国城商行总资产的60%（见图1）。

截至2021年末，共有八家上市城商行总资产超过了1万亿元，其中北京银行总资产规模超过了3万亿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城商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和宁波银行的资產均超过了2万亿元。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在2021年被金融管理部门认定为19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的城商行代表。上市城商行中，在香港上市的泸州银行资产规模最小（1345.1亿元）。2021年，有19家上市城商行总资产增长率超过了10%，其中7家城商行的增长率超过了15%。增长率最高的是宁波银行（23.90%），其余依次为齐鲁银行（20.32%）、杭州银行（18.93%）、成都银行（17.77%）、苏州银行（16.74%）、厦门银行（15.55%）、南京银行（15.28%）。唯一出现负增长的是盛京银行（-3.07%），增长率较低的有中原银行（1.42%）、贵阳银行（3.05%）等（见表2）。

贷款。2021年，在稳增长的宏观政策下，上市城商行的贷款余额比2020年增长14.76%。增长率最高的是成都银行（37.25%），其次为齐鲁银行（26.07%）、宁波银行（25.45%），增长率最低的是哈尔滨银行（4.92%）。从贷款余额的规模来看，北京银行（16732亿元）、江苏银行（14002亿元）和上海银行（12237亿元）贷款余额均超过了1万亿元（见表3）。

从贷款结构来看，2020年，央行、银保监会等机构对房地产企业提出了“三道红线”指标;从2021年1月1日起，央行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实行集中度管理。除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面向房地产企业的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占比上限分别为27.5%和20.0%，其他城商行的这两个限额分别为22.5%和17.5%。上市城商行面向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占比都能达标。2020年占比最高的上海银行和九江银行的这个指标刚刚超过14%。但是2021年，共有19家城商行的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厦门银行，达27.4%。2021年，上市城商行房地产业贷款整体比重为6.98%，相较于2020年（8.33%）有所下降。除徽商银行、泸州银行、苏州银行、贵阳银行及南京银行外，其他上市城商行的房地产业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均有所下降（见图2、图3）。

相比面向企业的房地产贷款，2020年底，共有9家上市城商行个人住房贷款在贷款总额的比值超过相应的监管要求，其中江西银行、成都银行、中原银行面临的压力最大。但总体来说，大多部分城商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因此，上市城商行面对个人住房贷款的行为有所差异。从总量上来看，仅有贵州银行（-1.1%）、哈尔滨银行（-2.06%）个人住房贷款减少了，其他上市城商行均实现了增长，增长率最高的三家城商行为锦州银行（74.83%）、宁波银行（60.40%）和晋商银行（30.31%），增长率超过10%的城商行达22家。

从贷款结构来看，2021年上市城商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总体占比为14.02%，相较于2020年的14.22%下降幅度不显著。共有20家上市城商行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与贷款总额之比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江西银行（4.7%），但未达标。10家城商行的占比实现了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上海银行（1.48%），但从监管约束来看，上海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比例还有可调整的空间（见图4、图5）。

小微企业贷款是城商行的传统阵地，随着国家对普惠金融的重视和金融科技不断发展，小微企业贷款成为金融机构竞争的新领域。2021年，全国城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26669亿元，占全国银行机构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90727亿元的13.98%，这一比重与城商行总资产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比重大体一致（见图6）。

26家上市城商行在年报中披露了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的情况。所有这些银行的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增长较快的有上海银行、天津银行及九江银行，增长率分别达到了64.55%、42.5%及84.62%。2021年，除了重庆银行、锦州银行（这两家银行2020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相对较高）和甘肃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有所下降外，其他23家城商行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都比2020年高。这说明，即使小微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但银行为其提供的信贷支持力度仍然较大（见图7）。

除普惠金融外，绿色金融也是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一个着力点。在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下，绿色信贷在绿色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角色。截至2021年末，全国绿色贷款余额为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比上年末高12.7个百分点。共有18家上市城商行在年报中公布了完整的绿色信贷信息。其中，除甘肃银行外，其他城商行2021年绿色信贷余额占比都明显高于往年。2021年18家城商行的绿色信贷都实现了增长，增速突出的有上海银行（180.07%）、成都银行（141.89%）等（见图8）。

存款。城商行一直面临着存款压力。2021年所有上市城商行的存款增速与其资产增速接近，平均增长率为9.87%，有15家城商行存款增速超过10%，其中增速最高的是成都银行（22.09%），最低的是贵阳银行（1.3%）。2021年底，宁波银行、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和北京银行存款规模均超过了1万亿元（见表4）。

按客户类型划分，虽然公司客户存款在存款总额中的占比仍然很高，但个人客户存款的占比有所提升。2021年所有上市城商行的个人客户存款平均占比为35.99%，高于2020年的34.11%;公司客户存款的占比为60.23%，低于2020年的62.25%。除了兰州银行与宁波银行外，其他城商行的个人客户存款占比都比2020年更高（见图9、图10）。这说明，近年来上市城商行零售金融持续发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盈利承压与分化加剧

根据银保监会的统计，2018～2021年全国城商行的净利润总额分别为2461亿元、2509亿元、2146亿元和2394亿元，近两年城商行的净利润出现下滑。相较于2019年，各类银行的资产利润率都发生了下滑，但是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与大型商业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距在拉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城商行的服务群体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大（见表5）。

资产利润率（ROA）和资本利润率（ROE）。2021年上市城商行ROA普遍不及2019年的水平，但大都超过了2020年的水平，ROA最高的是成都银行（1.1%），最低的是盛京銀行、哈尔滨银行，只有0.04%。按照银保监会《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的要求（ROA不应低于0.6%，ROE不应低于11%），2021年在A股上市的城商行中仅有兰州银行的ROA未能达标，仅在H股上市的城商行中仅有徽商银行、贵州银行、威海银行达标。

各上市城商行2021年的ROE水平普遍低于2019年，相较2020年又有所提升。2021年，所有上市城商行中，只有宁波银行、南京银行、上海银行及成都银行的ROE达到了11%的监管标准，ROE最高的是成都银行（15.99%），最低的是盛京银行（0.5%）和哈尔滨银行（0.5%）。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东北地区的三家上市城商行ROE均低于2%;仅在H股上市的城商行中，只有徽商银行的ROE超过10%。

净息差。对于城商行来说，利息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净息差的高低直接影响盈利能力。2019～2021年全国城商行平均净息差分别为2.09%、2.00%和1.91%，都低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水平。主要原因可能是，虽然城商行中小微客户的利率相对较高，但资金成本较高，加上对小微企业减息，对大客户的谈判能力较弱，影响了其盈利能力（见表6）。

2021年，上市城商行净息差指标整体略高于全国城商行平均水平，净息差最高的为泸州银行（2.49%），其次为长沙银行（2.40%），最低的为盛京银行（1.4%）。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国家要求银行降息让利，除了威海银行和锦州银行的净息差较上年有所提升外，大多数上市城商行的净息差低于2020年。

手续费及中间业务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是城商行开拓利润增长点的重要方向，但这类收入的高低与银行的规模和市场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2021年，在上市城商行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超过50亿元的银行有上海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及北京银行。其中，上海银行的最高，超过了90亿元;泸州银行的最低，仅为0.57亿元。

从中间业务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来看，2021年宁波银行、青岛银行、上海银行、天津银行、晋商银行和徽商银行都超过了15%。其中，最高的是天津银行来说，占比达到23.28%;最低为泸州银行，占比仅为2.35%。对于大多数银行，这一收入的占比在逐渐上升。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上市城商行的这一收入发生了负增长，2021年则基本全部实现正增长（见图11、12）。

成本收入比。2021年，大多数上市城商行的成本收入比高于前两年，但仍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都控制在40%以内。其中，成本收入比高于35%的有5家银行，分别为宁波银行（36.95%）、中原银行（35.95%）、泸州银行（38.59%）、盛京银行（36.26%）和哈尔滨银行（38.28%）;最低的是威海银行（20.5%）。A股上市城商行的成本收入比表现要普遍好于H股上市城商行。

资本水平与资本补充

资本充足率。2019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有利于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政策出台，如永续债的发行、转股型二级资本债的创设以及地方专项债用于补充地方中小银行的资本，中国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比前两年有所提升。2021年城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3.08%，明显低于大型商业银行（17.29%），也略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13.82%）。上市城商行的筹资渠道对于非上市城商行来说相对较多，是城商行中资本压力相对较小的银行。2021年，资本充足率最高的是厦门银行（16.4%），最低的是兰州银行（11.56%）。共有15家城商行资本充足率相比2020年有所提高，提升幅度最大的是北京银行（3.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兰州银行（1.7个百分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2021年，共有13家城商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较2020年有所提高。北京银行由于累计发行了600亿元的永续债，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了3.17个百分点，成为该指标提升幅度最大的银行;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甘肃银行（0.7个百分点）。从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来看，2021年一级资本充足率最高的是郑州银行（13.76%），最低的是徽商银行（9.54%）。这得益于郑州银行发行100亿元的永续债。发行永续债的还有哈尔滨银行、九江银行、齐鲁银行、厦门银行和威海银行。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2021年，共有13家上市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比2020年有所提高，提高幅度最大的是贵阳银行（1.32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哈尔滨银行（0.9个百分点）。2021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最高的是西安银行（12.09%），最低的是泸州银行（8.05%）。2021年实现首次公开发行的齐鲁银行，4.58亿股的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净额达 24.16亿元，直接补充了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低迷的股票市场对于银行股更不友好，银行股市值低于净资产是普遍现象，这影响了上市银行通过股票市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能力。宁波银行在2020年通过定向增发筹得80亿元资本的基础上，2021年又通过配股筹得118.87亿元，这得益于宁波银行较好的业绩表现与较好的股价表现。长沙银行抓住了股价较好的时机，定向增发了60亿股，筹得58.78亿元的资金净额。

资本补充情况。自2019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小银行同时面临着控制资产不良率和发放贷款促进经济增长的压力，补充资本显得格外重要。2021年，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包括可转债）等债券融资手段已经成为各城商行资本补充的重要手段，多家城商行采取优先股这样的股权融资手段进行资本补充（见表7）。

资产质量与抵补能力

近年来，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业的重要任务。城商行的风险更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2021年，在全国性银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比2020年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则比2020年又略有所回升，从1.81%上升到1.90%。从风险抵补能力来看，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低于全国性银行（见表8）。

不良贷款率。2021年大部分上市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突破了1%，但总体好于全国城商行平均水平。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最低，为0.77%;其次是杭州银行（0.86%）。不良贷款率最高的是盛京银行，高达3.26%。大部分银行相较2020年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A股上市的银行总体表现优于仅在H股上市的银行，其中东北区域的三家城商行不良贷款率明显偏高。

拨备覆盖率及拨贷比。原银监会在2018年3月印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将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由150%调整到120%～150%。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银保监会又下发《关于阶段性调整中小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对中小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阶段性调整，相关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20%～150%调整为100%～130%。近两年所有上市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都超过了110%，2021年较2020年提高的城商行有21家，苏州银行、成都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提高超过了100个百分点，锦州银行、重庆银行及西安银行则下降逾30个百分点。2021年，共有7家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超过300%，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超过了500%，远高于监管要求;盛京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最低，为130.87%。

拨贷比的监管要求是不小于2.5%。2021年，各上市城商行都满足了监管指标，其中有14家银行提高了拨贷比。提高幅度最大的是贵州银行（1.6个百分点）;郑州银行拨贷比下降了0.43个百分点，降幅最大。共有8家城商行的拨贷比超过4%，拨贷比最高的是贵州银行（4.9%）;6家城商行拨贷比低于3%，最低的是威海银行（2.53%）（见图13、图14）。

总结与启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30家上市城商行在2021年的发展呈现如下特征。

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上市城商行基本经受住了冲击。从传统的信贷业务来看，各家城商行都维持了一定的增长，相当一部分城商行实现了高速增长;从营收及盈利来看，大部分城商行正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也达到了监管机构对主要盈利指标的要求;从资产质量来看，各上市城商行均没有发生重大的风险事故，同时加强了对风险的防备，加强了资本补充，提高了资本实力。

银行转型加快。城商行的转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加强开发零售市场的方向迈进。零售金融以其高成长性和跨越周期波动的特性，正成为城商行市场拓展的新蓝海和业绩增长的新引擎。例如，北京银行2021年零售营收贡献占比同比提升5.44个百分点，加快朝着零售盈利贡献50%目标迈进;南京银行2021年零售客户AUM（管理金融资产规模）增幅超16%;“大零售”已成为多数城商行的经营战略。二是注重科技引领。数字化和金融科技日益成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各家城商行都加大了对金融科技的研发与投入。从客户直观的感受来说，各家银行推出的“掌上银行”“微信银行”等数字化平台大大方便了业务办理，同时银行中后台也向着数据治理、数据驱动转型，从而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推动管理模式升级。三是向轻型化方向迈进。这个“轻”不是相对资产规模的，而是发展路径的“轻”，是一条从利差依赖、规模扩张走向创新驱动和价值创造的新路径。各城商行摒弃了过去粗放的业务开展模式，大力发展以财富管理、投资银行为代表的中间业务，以更低的资本消耗、更快的资产流转、更高效的管理架构、更精简的运营体系、更精细的成本管理应对更激烈的挑战。

服务国家战略。在贯彻“房住不炒”政策上，绝大部分城商行的贷款结构较往年都作了调整，投放到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比重有所降低;在扶持实体经济上，多家城商行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生产制造型企业和涉农企业提供定制化的信贷服务，加大了普惠性质小微贷款的发放力度，并且普遍降低了此类贷款的利息;在响应国家“碳中和碳达峰”战略上，上市城商行努力发展“绿色金融”，绿色信贷余额及占比均有显著的提升，同时尝试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助力绿色产业发展。

强化ESG理念。越来越多的城商行把ESG理念（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融入经营中，多家城商行发布了专门的ESG报告，加大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领域的投入：从业务上积极发展、丰富绿色金融产品链;在日常经营上，则将节能、可持续性等要求贯彻其中。

寻求特色发展。多家城商行根据自身的市场特点，挖掘新兴业务的可能性。例如，北京银行推出“文信贷”“文化英才贷”“电影+”版权质押贷等文化金融新产品;哈尔滨银行开拓俄罗斯市场，推动国际结算业务;徽商银行成功落地全国首笔“供应链票据+担保”创新业务，创新推出“科技e贷”“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等产品。

分化效应明显。一是地域上的分化。从规模上来看，排名前几位的城商行均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商行体量则相对较小，规模最大的北京银行总资产几乎是规模最小的泸州银行的30倍;从经营与发展情况来看，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明星城市（成都、重庆）城商行的发展态势要好于其他地区的城商行。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东北区域的三家上市城商行（盛京银行、锦州银行、哈尔滨银行）在各项指标上与其他银行存在一定的差距，與近些年来东北经济增速平缓、人口流出的基本面相吻合。二是仅在H股上市的银行与A股上市银行的分化。A股与H股不同的市场环境可能使得优秀的银行尽可能首选A股上市，这种选择的结果，可能使得两地上市的银行存在先天差异，这种差异也许影响到了当前。

持续发展不易。有一些早年的明星上市城商行，近年来在发展上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有宏观环境的原因，也有自身发展战略与经营管理上的问题。部分银行当前正在为当年的激进战略付出代价，值得所有的城商行反思。

2022年的环境更为艰难，城商行特别是上市城商行应当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适时校正发展战略，坚持科技引领，培育创新能力，强化内部管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其中欧明刚系外交学院教授、《银行家》杂志副主编）

责任编辑：杨生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