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大刀阔斧的税收改革应对贸易战

刘明彦

自6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3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44亿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来，到7月5 日，仅仅14个交易日，中国A股下跌近9%，深沪两市市值损失超过4万亿元。与此同时，以大陆上市公司为主的香港股市也遭受了同样的跌幅，市值损失超过3万亿港币。更令人不安的是，期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6.40最高跌至6.72，贬值达5%，尽管之前人民币兑美元保持强势升值。为什么涉及区区34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战能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如此大的冲击？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美国掀起的贸易战？

贸易战冲击中国股市的原因

中兴通讯事件放大了市场对中美贸易战的恐惧，放大了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以中兴通讯违反之前与其达成的和解协议为由， 做出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口电信零部件产品，期限为7年的处罚，即激活拒绝令。次日，中兴通讯向深交所和港交所申请停牌。5月9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该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6月9日中兴通讯与BIS达成《替代的和解协议》，以向美国政府支付10亿美元罚款和4亿美元保证金为条件取消禁令，并于6月13日复牌，股价暴跌超过50%，市值缩水超过700亿元。6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恢复中兴通讯销售禁令的法案，使事件再起波澜，7月12日美国商务部与中兴通讯签署协议，取消销售禁令，中兴通讯经营业务得以恢复。尽管中兴事件最终避免公司破产和大量员工的失业，但美国政府完全掌握中兴通讯命运的事实加大了中国投资者对美国的恐惧，认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制裁面前相当脆弱，贸易战后果中国难以承受。

中国坚定推行的去杠杆和严监管货币政策使中国社会融资规模收缩，使货币市场资金成本上升，股票市场流动性下降。自2017年央行实施以去杠杆和防范影子银行风险为目的的MPA （宏观审慎评估）考核，并配以银保监会的严监管以来，银行以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为主的表外业务大幅压缩，部分转为银行的表内信贷，此举在增加银行业务透明度的同时，降低其资本充足率，使其资产扩张速度放缓，货币供给增速下降。数据显示，6 月份M2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低；同期社会融资规模为1.18 万亿元，同比减少3000亿元，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收缩超过2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收缩，意味着市场资金供给的减少，抬高了资金的市場利率，股市流入资金收缩，导致股市低迷。

市场对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扩大的前景担忧，担心中国经济受到较大冲击。从中美贸易数据上看，2017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约4300亿美元，进口美国商品约1500亿美元，中美贸易战升级对中国的损害更大一些，即双方可以加征关税的贸易金额并不对称。在7月6日中美双方互相对对方出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政府又声称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而此次涉及的金额超过了美国出口中国商品总额，因而中国的反制手段显得相对有限。因此，由美国主导的贸易战加大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在股票市场上带来一定程度的恐慌，加剧了股价的下行。

特朗普敢于掀起贸易战的原因

美国此次与中国及相关国家的贸易战可谓蓄谋已久、有备而来。尽管历史经验表明，贸易战并没有赢家。1929年美国总统胡佛为使经济走出萧条，批准《斯穆特—霍利法案》，对超过两万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最高关税税率接近60%，目的是让外国产品更贵，以鼓励美国人购买国内产品，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此举招致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结果之后五年间，全球贸易规模萎缩三分之二，美国进出口额骤降50%，最终引发经济大萧条。美国政府及其智囊团不可能不知道贸易战的历史教训，但是依然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原因何在？

试图改变WTO框架下世界贸易及关税税率格局，实现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关税税率的对等，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回流。特朗普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美国制造业的回流，挽救美国“铁锈州”衰败的颓势，增加美国就业。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先实施大刀阔斧的针对个人和企业的减税，接着通过任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取代相对温和的耶伦推行激进的加息政策实现强势美元，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掀起贸易战，目的在于迫使对手与其进行双边谈判，采用镜像规则，实现关税对等，降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税率，减少美国企业为规避关税而在海外建厂，引导美国制造业的回流。

美国实施力度较大的减税措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为其贸易战奠定基础。特朗普于2018年1月实施第一轮减税，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15%～35%的累进税率降至21%的单一税率，将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七档税率从原来的10%、15%、25%、28%、33%、35%、39.6%调整至10%、12%、22%、24%、32%、35%和37%，估计每年减税约1500亿美元，约占2017 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1.88万亿美元（不含1.16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险税）的8%。尽管美国减税总量有限，但其效果已经开始显现，6月美国失业率创下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3.8%， 甚至低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同时2018年一季度经济实现2.77%的增长，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简言之，减税使得特朗普获得掀起贸易战的民意支持和经济资本。

中国应大刀阔斧减税以应对中美贸易战

目前中国的个税改革方案正处于征询民意阶段，但从仅将起征点提高1500元（即5000元）和保留最高税率45%的主要内容看，中国并没有决心实施大刀阔斧的个税改革，之前仅降低1个百分点（从17%降至16%）的企业增值税改革力度也显得不足。面对美国的贸易战，中国除实行对等的加征关税反制外，关键在于通过大刀阔斧、立竿见影的税收改革改善实体经济，尤其是切实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的盈利能力，促进企业的产业升级，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才能真正应对美国掀起的贸易战。

从政府债务比例和税收增速及结合主要社会资源国有的国情看，中国具有较大的减税空间。2017年中国中央财政债务余额为13.4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6.47万亿元，合计约30 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为36%，远低于美国债务占GDP比例超过100%的水平，而特朗普仍成功推行大刀阔斧的减税改革， 因此，那些认为中国财政存在赤字而不适合减税的论调显得不合时宜。在中国政府掌握大多数社会资源的当今，政府可以承担比西方国家更高的债务负担，但这不是鼓励政府进行更多的低效益的项目投资，而是更大力度地减税，让企业和个人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投资与消费，降低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从现实看，2018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10.6%，个税同比增长20.3%，企业增值税同比增长16.6%，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2.8%，而同期GDP增速为6.8%，居民收入增速为6.6%，可见税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速，表明资源加速向政府集中，这与政府主张的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初衷相违背。在经济增速下行、贸易战威胁加剧的当今，即使将税收增速降至经济增速，中国减税仍有较大的空间。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企业税负已明显高于美国，总税负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有调整的客观需要。经过特朗普的减税之后，美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由最高35%降至单一税率21%，由于美国没有增值税，因而企业的主要直接税负基本在21%左右，这就是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将其部分生产线迁至美国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为25%，基本增值税为17%，这两项合并，中国企业税负是美国的两倍，这就是美国信心满满地认为制造业能够回流的主要原因。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税负也处于较高水平。201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显示，全球190个国家企业平均总税率（企业所交的税费占利润的比例）为40.6%，其中中国为68%、德国为48.9%、美国为44%、英国为30.9%、印度为60.6%、俄罗斯为47.4%，中国总税率排名全球第12位，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中美贸易战和经济下行背景下，建议果断减轻企业税负，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0%，增值税由最高16%降至10%，提高中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减少外资企业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恢复经济的快速高质量增长。

中国个税改革方向应当是避免重复征税。当前可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7000元，把最高税率降至35%，并依次降低各档税率， 从而切实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促进消费与投资，对冲贸易战的不利影响。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0.4万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为8127亿元，占比约为8%，算是小税种之一。但是，由于主要税种增值税（占比33%）、消费税（占比约7%）、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三者合计占比10%）、车辆购置税、印花税均为流转税，虽然是由企业缴纳，但企业通过调整销售价格直接转嫁给个人，最终纳税人仍然是个人，因此，个人真正承担的税负比例远高于个人所得税占比所显示的水平，至少在总税收中占比30%以上。从长远看，中国个税改革应当避免重复征税，实施纳税抵扣，即将个人或家庭消费、投资中已经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关税等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予以抵扣，这不仅体现公平，而且也可以鼓励居民消费，且符合国际惯例，同时可减少居民大量海外购物现象。个税改革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如果真能大幅减轻个税负担，将极大释放国内居民的消费与投资能力，14亿人口的中国不必依赖仅3.4亿人口的美国市场也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降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尽管当前政府正在征询意见的个稅改革方案，首次提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房贷利息和租金五项专项附加扣除，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目前个税基本上由企业代扣代缴，这些专项扣除如何操作存在不确定性，人们担心需要繁琐的手续和耗费较长的时间，这使专项扣除减税的效果大打折扣。美国贸易战威胁的当下，最可行的个税改革是把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到7000元（甚至更高，与GDP 增幅大体相当），同时把最高税率由45%降至35%（美国个税最高税率为37%），各档税率依次下调，这样才能切实降低个人税负，而不是把非工资收入纳入征税对象后仅小幅提高起征点到5000元，并保持45%带有惩罚性质和仇富心理的最高税率，后者导致了高收入人群的避税和高端人才流失，更不利于中国吸引国际高端科技人才回流。中国明智地摒弃计划经济推行市场经济， 而市场经济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在充分竞争行业，高收入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大，政府没有必要通过征税来缩小贫富差距，而应当建立对低收入贫困家庭救助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

美国对中国另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10%关税极可能于9 月落地，仅凭几句豪言壮语和市场喊话，或者对美国国内制衡特朗普抱有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拯救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只能是中国自己，放弃陈旧的计划经济思想，实施大刀阔斧的税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负，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才能恢复活力，才能应对美国贸易战的冲击，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研究员，任职于中国民生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