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续写大国央行风采

黄鸿星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汹涌变动，在愈发波诡云谲的角力之下，中央银行作为经济与金融调控的枢纽，每时每刻的研判、决断和执行都容不得一丝闪失。尤其是， 主要大国的央行及其行长的国际影响力十分重大，只言片语即可引起诸多领域的蝴蝶效应，而稍微的疏忽也将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正因如此，全球主要大國对央行行长的任命都慎之又慎、酌之再酌。正因为如此，周小川行长以出色的能力当了15 年多中国央行行长。2018年3月19日，稳健的改革家易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作为在央行系统连续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兵，转正行长，经济学家出身的易纲将立刻直面复杂内外形势下的多种冲击，需要迅速在多重失衡下巧妙摆布，有效地将各类风险化解或稳定在可控区间，推进相关既定方略的稳步实施。行长职责，任重道远；砥砺前行，不能停歇。

以改革开放成就大国金融

易纲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之一，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是货真价实的天之骄子。

考入大学20年后的1997年，已经在学术科研领域成绩斐然，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终身教职的身份回国，并转向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尤其是关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体制问题的易纲，迎来学以致用、兼济天下的转折时刻，以学者身份转型，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并出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从此，这位央行系统内的首位海归， 一任风雨，至今已21年。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越来越规范化，伴随着央行贷款规模管理被取消，这时易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早在2003年一次房地产金融的讨论会上，易纲回忆了当初设计住房贷款制度时，大家都不懂，还是他拿出了当年在美国购房时的相关资料认真研究一番。

伴随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曲折，中国央行经受了冲击和考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都曾严重冲击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和正常秩序。2009年7 月，时任央行副行长易纲同时兼任外管局局长，亲自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汇率冲击，着力探索人民币汇率形成新机制，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一事关中国发展、稳定和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战略，易纲深刻参与其中。无论是机制设计，还是应对汇改过程中的波动，以及推进国际化战略的坚定，都体现出易纲深刻的变革理念。

进入2018年，国际形势变动更为复杂，国际贸易冲突及地缘政治风险陡升， 更多的外部不确定性将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和变化将对国内政策空间形成挤压，增大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例如，2018年3月22日美国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引发全球新一轮贸易摩擦猜测。同日，美联储加息，导致港币兑美元汇率创下33年以来最低，逼近香港金管局弱方兑换保证干预关口，引发离岸人民币市场波动加剧。在易纲上任后的第3天，以类似事件为代表的冲击扑面而来。

面对冲击，熟稔中西方经济体制和政策，笃信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易纲，将继续以改革应对随时出现的问题和挑战。2009年，其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展示了易纲对改革的坚定和在中国最优方式的思考。虽然儒雅是各界对易纲的评价之一，但儒雅之下是一颗坚定的改革之心，务求消除弊端，推进效率提升； 虽然“只回答三个问题”是易纲很多时候在公开场合的习惯，但习惯之下却是句句到位、字字珠玑的精准解答，务求严谨客观，不生歧义。改革家易纲，将带领央行直面各类冲击，成就大国金融。

以相机抉择把握宏观调控

虽然1977年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还非热门专业，但随即而来的改革尤其是开放，以及切切实实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将经济类学科推向显学。易纲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经济系学生，在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前，对中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已是一座高峰，并由知识理论转入经世致用的更高层面，于1994年与林毅夫等共同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并一直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具有多年的货币政策研究、制定和操作经验。著作等身、研究超前，英文专著和文章多次被国际官方组织引用， 加之在公开场合回答提问均是行云流水、清晰明了，易纲被称为金融百科全书式人物。多年的央行工作，更使得易纲对适应中国国情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深有经验， 并高屋建瓴，将调控运用为艺术，松弛而有度、稳步亦灵活。

相机抉择是经济学术语，用在货币政策领域，是指央行依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为达成货币政策目标而权衡行动、便宜行事，以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相机抉择的政策并非新事，但对当前中国央行的裨益依然显著：一是打破对特定理论模型过分迷信造成的决策失误，二是应对和解决可能出现的新型金融风险事件和维护金融稳定，三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和实践经验，四是适应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而以上诸方面的根本目的，则是以更为灵活和精准的政策措施，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

在打破固有理论桎梏造成决策失误方面，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在金融政策方面，各国都将面临“三元悖论”，即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无法兼得，至多实现其二，这也被称为“不可能三角”。围绕此问题，2016年4月，易纲与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有过交锋。彼时，市场刚经历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保汇率”或“保储备”的监管抉择。伯南克等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将陷入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但易纲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并非必须放弃其中“一元”，中国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尤其是，中国作为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中国的资本账户也基本上是自由流动，只是在非正常情况下采取一定管理，而人民币汇率在近年来也不再是固定汇率。若非易纲如此清醒的认识和实践，中国央行也将陷入“三元悖论”的窠臼而延误决策，贻误改革进程。

在维护金融稳定和丰富货币政策工具方面，易纲将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为“创造一个防风险且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为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也正如他在2018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所提到，中国央行2018 年的核心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新任行长易纲的方略，延续了中国央行的稳健货币政策方针，未来在相机抉择之下，中国央行必定会升级更加丰富、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箱。

在适应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面，易纲作为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者，本身即对适应发展需要的改革和调整十分主动，特别是对能够延伸到微观层面的体制改革乐见其成。为适应经济金融发展新形势，国家相机启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从中国国情出发，宏观层面的监管架构由“一行三会” 改革为“一委一行两会”模式；组织安排上，首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央行党委书记。具有中国特色和探索性的监管架构安排，将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发挥金融监管职能，维护金融稳定。正如易纲在为伍戈、李斌所著《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做序中提到“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将调控运用为艺术，才能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以风险意识保持金融稳定

易纲是一个有风险意识的人，这点贯穿他求学、研究及从政的整个历程，对风险的敏感和理解，使他能够细致、全面又举重若轻地处理好各类风险问题。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金融政策主要方面的新形势之下，央行对风险问题已经上升到“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紧迫高度。从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层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及各项机构改革、人事调整，无一不体现出对风险问题的聚焦和着力。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大任务“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更是未来金融工作的核心。

过往二十多年的央行历程中，易纲从货币政策委员会起步，后任职于货币政策司，随后出任行长助理、外管局局长、副行长等职务，在央行之中更加专注于货币政策的研究、创新和运用。如世人所熟知，货币政策的核心变量是风险，而央行调控的核心工具是货币政策。正如易纲在2018年《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到，央行将在货币政策方面“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风险底线”。对于目前金融领域的部分风险隐患，易纲一直强调“管住金融风险的源头”，将央行的风险攻坚战举措之一定位在“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强化金融风险的源头管理，加强金融领域的准入管理……没有经过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

易纲的风险意识和敏锐眼光，还体现在央行工作外的思考中。在易纲2009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他认为中国人普遍存在“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的问题，很多重大问题的发生多是由于如此。对中国社会普遍风险意识匮乏造成的各类风险事故和额外成本，易纲深以为然并一直希望能够改观。

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诸多政策举措外， 易纲主导央行正在从理念上推动金融消费者加深对风险的认知和把握。举措之一是央行考虑提出的“负责任的金融” （Responsible Finance）理念，將金融消费者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与承担适当金融风险的认知普及开来，从金融服务领域入手，促进全社会风险意识的提升。易纲言说：“把信息告诉消费者，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承担了什么样的风险，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金融行为和金融服务的后果。”这也是一种普惠金融理念的播撒。当然，对于普惠金融如何不掺杂质地落地和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易纲更是强调细节中责任， “我们注意到金融的快速发展和一些金融乱象的产生，所以我们在大力提倡普惠金融的时候，要警惕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违法和欺诈的行为”。

风险意识和责任理念不仅体现对现有事物和问题的聚焦，也体现在对各类新兴事物的研判和把握。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金融科技飞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突飞猛进的最近几年，技术从操作环节入手， “逆袭”而上并开始影响传统的货币共识、运行体系及政策决断，各国央行都面临理论、政策及操作层面的判断、更新和调整。从易纲对上述事物的表态来看，中国央行将以慎重、乐观的态度应对新技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影响，而对于传统金融中介，其优势“在中国这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仍然非常明显”。

以担当情怀促进金融服务

易纲是一个稳健和淡泊的人，不为个人名利所累。易纲被选派出国并在学成之际，按时任北大校长张龙翔的要求留美任教，并随后取得终身教职。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物质水平差距很大，易纲当时一个月的薪水超过5000美元，可相当于很多国人当时很长时间的工作所得。但对中国当时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使命，易纲一个人毅然回国。虽然中国很多栋梁之士均有类似经历，舍弃国外优越条件，毅然回到条件相对较差的中国并在某一领域主导或协助解决存在的不足，易纲的回国之举只是其中的众多之一，但设身处地探究其本人彼时的心境，不禁感叹并令人钦佩。

随着易纲回国，并从北大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一任平生二十多载，鬓角已生华发。在从业经历中，从没有沽名钓誉的流言沾染到他，似乎除了工作，他更多是在思考。易纲是一个接地气的人，出于对水资源的担忧，曾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并在过程中受到家人的批评；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造成的频繁返修道路及公共工程等，深以为恶。如是种种，正是易纲的务实之风和纯正初心。

普惠金融、负责任金融等理念及实践的推进，对提升全社会的金融服务水平并最终增进整体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但宏观政策与微观操作之间总是存在巨大差异，要真正落地和切实服务到老百姓身上，需要微观处的细致工作，易纲的务实正体现在能够聚焦每一处的细致工作。细致与务实之间，是易纲一直以感恩之心对待社会的情感，正如他在自我剖析时所言：“我一直以一个报恩的心情来报答社会……如果我做货币政策，不管在货币政策司，还是后来在人民银行的岗位上，要对每个同事好，对各个部门协调，各个事情办好……”

从20世纪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许多知识分子，多有两个特质：一是接地气，二是有担当。前者体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新旧转换、由穷变富和曲折探索，对固有理论和模式不盲从、不僵化，能够直接发现老百姓最真实的需求；后者表现在见证了中国由弱变强的奋斗历程，心怀信念，不畏艰难，为公正和事关人民福利之事敢于挑战、乐于付出。

易纲赴美，身上只有2美元，曾在餐厅洗碗赚钱以作补贴。而1976年时，刚刚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由于每年要种多少亩小麦、玉米、豌豆都由政府统一计划，当地的农民发现种豌豆要比种玉米的产量要高，于是私自多种了几亩。不料，被发现以后，豆苗被拔掉。对此，易纲直言是“典型的政府决定”。就在1977 年，参加高考考试的当天，易纲凌晨四点起床，先为大队把饭做好，才出发前往考场。如斯情景，很多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应是深有体会。

当易纲从美国归来，流利的英语和睿智思维之下，这些过往的经历都成为他接地气、有担当、感恩并奉献的出发点， 也是易纲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原动力。“你如果一直以一个感恩的心情来对待这个社会，你就算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不公，遇到一些委屈都能够克服。”

易纲几十年的历程，是他知识、实践、理想之间的最佳配置。出任大国央行行长，都期待他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对外开放和增进人民福祉的新征程中，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大国行长，继往开来；务实初心，风采昭然。一路走来，稳健致远，易纲必定引领中国现代金融服务的改革与发展。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金融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