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二三事

［美］埃德加·斯诺

李长林是湖南人，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他加入了国民党，一直留在党内，到一九二七年政变后才加入共产党。他在香港在邓发领导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工会组织者，后来到江西苏区，成为游击队领导人。一九二五年他奉国民党之命同一个宣传队去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见“土匪头子”贺龙，在国民党报纸上被称为“劣迹昭著”的贺龙，当时却是个极力要争取的领袖人物。李长林奉命同他的宣传队去把贺龙争取过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即使在那个时候，贺龙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们坐在一条清凉的溪流旁边几棵树下休息时，李对我（埃德加·斯诺）说，“贺龙的父亲是哥老会的一个领袖，他的名望传给了贺龙，因此贺龙在年轻时就闻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传说他年轻时的许多英勇故事。”

“贺龙的父亲是清朝一个武官，一天别的武官请他去赴宴。他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他们说贺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我们的宣传队长是周逸群，他是个共产党员，同贺龙有些亲戚关系。我们同他谈了三个星期。贺龙除了在军事方面以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并不是个无知的人。他很快懂得革命的意义，但是他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他的部下商量，最后才同意加入国民党。”

“我们在他的军队里办了一个党的训练班，由周逸群主持，周后来牺牲了。虽然这是一个国民党的训练班，但是大多数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入学的学员很多，后来都成了政治领导人。除了贺龙的部队以外，这个学校也为第三师培养政治委员，第三师归袁祖铭统率，他当时是左路军军长，后来被唐生智的特务暗杀，第三师就交给贺龙指挥。他的部队这样扩充后就称为第二十军，成为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的第四集团军的一部分。”

李长林说，贺龙到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才参加共产党。唐生智、何键等镇压打倒地主的运动，开始著名的“农民大屠杀”，国民党军阀不仅处决共产党人，而且处决大批农会领袖、工人、学生，这时贺龙毅然投向共产党。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完全同情穷人，这种屠杀激起他的愤怒。

“南昌起义后贺龙怎样了？”

“他的部队失败后，他和朱德转移到汕头。他们又吃了败仗。他的残部去了内地，但是贺龙却逃到香港。后来他又偷偷地去了上海，从那里化了装回湖南。”

“传说贺龙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苏区。那是在一九二八年。贺龙躲在一个村子里，同哥老会的兄弟们策划起义，这时有几个国民党收税的来了。他就率领村里的几个人袭击收税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们，解除了他们卫队的武装。从这一事件中，他缴获了足够的手枪和步枪来武装他的第一支农民军。”

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他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说贺龙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

据李说，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填补缺额。最后他率众约二万人——大多数赤着脚，处于半饥饿和筋疲力尽状态——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

“贺龙的外表怎么样？”我问李。

“他是个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着许多受伤的部下行军。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他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

“虽然贺龙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他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黨，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她领导红军作战——还亲自背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

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键对“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遭到杀害，或者反动派在何键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两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

有一次贺龙逮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的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判处他监禁十八个月。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

（摘自《红星照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