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奸难辨左良玉，到底想不想挽救大明

王淼

弘光元年（1645）三月，已经击溃李自成大顺军的清兵以两路大军同时南下，对江南开始了攻势，拉开了剿灭南明的帷幕。正当督师扬州的史可法困守危城，紧急请求朝廷派兵救援时，位于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却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左良玉兵变了！对偏安南京的弘光朝廷来说，左良玉的兵变无疑是灾难性的。

纵观当年三至四月间的局势，此时正在逐鹿中原的四大军事集团：清、南明、大顺、大西——其中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退缩至西南一隅，南明的弘光政权占据着长江中下游地区，清对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战争则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弘光政权亦已成为清征讨的下一个目标。

左良玉的兵变，不仅使得长江防线门户洞开，弘光朝廷同时还要撤防江北四镇用以堵截左良玉的部队，江淮一带的守军为之一空，客觀上等于配合了清兵的进剿，造成了清兵如入无人之境的局面。

从军事的角度去看，弘光朝廷的覆亡与左良玉的兵变有着莫大的干系。而左良玉的部队之所以发生兵变，则与弘光朝廷的乱象有着直接的关系。左良玉在檄文中首先举出时任首辅马士英的七宗罪，并说明了他与朝廷本身并无仇怨，只因奸臣当道，所以他要清君侧。

明末这段历史，令人扼腕叹息之处可谓良多。但左良玉兵变，读起来则有另一番心境。他不是奸臣，也谈不上是誓死捍卫明朝的军人。在明末军事强人中，左良玉有一定代表性，明末军人身上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诸如骄横嚣张、滥杀无辜，诸如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诸如打滑头仗、缺少作战意志，均能在他身上看出一些端倪。

左良玉乃辽东人，从小投军，因骁勇善战成为辽东都司，却因为苦贫偷猎，抢了军用物资，失去了官职。走投无路的左良玉遂转投于时任兵部右侍郎的侯恂门下，成为侯府的一名杂役。机遇出现在崇祯四年（1631）的大凌河之战期间，朝廷派兵增援大凌河，总兵尤世威却因护陵无法前往，关键时刻，侯恂破格提拔左良玉为副将军，左良玉也不负所望，他接连奋战于松山与杏山之间，“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

左良玉出任总兵官不久，即奉调关内，开始了他后半生“剿贼”的生涯。从崇祯五年（1632）开始，左良玉率部征战于陕、豫等省，先后历经了无数战争，有过大胜，也有过大败。从崇祯十年（1637）开始，在左良玉的履历上，已经屡屡出现“骄蹇不奉调”的记录。

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左良玉协同总兵陈洪范在郧西大败农民军。张献忠准备假扮官军偷袭南阳，被左良玉识破。张献忠拔营而逃，左良玉紧追不舍，并射中张献忠两箭，复挥刀砍中其面部，幸亏张献忠的部将赶到，才将其救出。张献忠逃至谷城，见官军势大，遂向熊文灿求抚。左良玉怀疑张献忠是假降，力请将其剿灭，被已经收受了张献忠贿赂的熊文灿制止。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已经“反迹大露”，左良玉再次催促熊文灿发兵袭击，但依然被熊文灿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时隔不久，张献忠果然复叛，并率部进入郧、竹山中，仓促之间，熊文灿疾命左良玉冒暑进讨，导致左军进入张献忠的埋伏圈，遭遇重创。

崇祯十三年（1640）春，杨嗣昌出任督师，驻扎襄阳，并向朝廷举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随后不久，左良玉即配合友军击败张献忠，在追剿的方向上，左良玉与杨嗣昌的意见相左，“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计良是，遂从之”，左良玉因此取得了玛瑙山大捷，且暂时扭转了官军处处被动挨打的颓势。

正当明军的局势逐渐好转，督师杨嗣昌却在协调部属关系方面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杨嗣昌本来已经举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他后来见左良玉桀骜难驯，又想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的位置，及至朝廷批准，杨嗣昌竟然又一次反悔，仍然想用左良玉为平贼将军。此举不仅得罪了贺人龙，同时也得罪了左良玉。在追剿张献忠的最后关头，左良玉听信张献忠的使者所谓“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献忠灭，公亦不久矣”的劝说，对张献忠围而不攻，并故意网开一面，放张献忠逃出了官军的包围圈，使张献忠就此绝处逢生，进而席卷四川，随之奔袭襄阳，害死襄王，最终逼得杨嗣昌以自缢谢罪而收场。

放走张献忠的左良玉开始称病怠工，养寇自重。杨嗣昌召其合兵进击四川，他居然阳奉阴违、袖手旁观。左良玉先是纵敌逃逸，继而拒不听命，已经彻底显现出一个军阀的面目。

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李自成围困开封。崇祯皇帝命左良玉率部解围。为了督促左良玉进军，崇祯皇帝还特意放出了彼时尚被关押在狱中的侯恂，并起用为督师，发帑金十五万犒赏左军将士，以期左良玉能够真正领命。左良玉抵达朱仙镇之后，马上派遣部将去迎接侯恂的到来。然而，崇祯皇帝为流言所惑，中途又改变了对侯恂的任命，转而以吕大器出任督师。左良玉失望之余，愤愤地说道：“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尽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吕公代，是疑我而欲图之也。”随即在朱仙镇之战中被李自成击败。

朱仙镇之役失利，李自成乘胜追击，左良玉则一路狂奔，望风而逃，先后丢失了襄阳和承天等重镇。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崇祯皇帝封左良玉为宁南伯，其子左梦庚挂平贼将军印，并许诺平定流贼之后，让他们父子世代镇守武昌，目的自然是让他们尽快发兵勤王。左良玉虽然发誓报效，却并没有北上勤王的打算——其实即便左良玉有心北上，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已很难成行了。左良玉只是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出兵计划上报朝廷，然而，朝廷尚未收到左良玉的奏疏，北京已经被李自成攻破。

弘光朝廷初立，左良玉手下部将再次请命：“天下事皆当关我公，今南中立君，挟天子以坐诏我辈，宜乘其未定，引兵东下可也。”左良玉则以严词拒绝：“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旨乎……封疆之臣，应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为效，有过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且将平生所藏的金银财物散之诸将，并说：“此皆先帝赐也。受国厚恩，祸变至此，良玉何心独有之乎？”至此，左良玉手下的部众方始安定下来。

弘光元年（1645）初，立国只有半年时间的弘光朝廷已是党争迭起、乱象丛生。左良玉虽然远离朝廷中枢，却对马士英、阮大铖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的作为深感不满。之后，又发生了阮大铖裁减江楚兵饷之事，左良玉手下部将群情汹汹，左军的兵变如同箭在弦上，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对于部下鼓噪起兵，左良玉起初并不同意，然而，曾经当面弹劾马士英权奸误国、并为马士英派人追捕的监军御史黄澍，却已在暗中召集左军诸将，并与他们私自订下举兵的盟约。左良玉终于下定兵变的决心，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举兵东下，兵锋直指南京。为了防守来自左良玉的攻击，南明在江北布防的兵马，大多调到西线。与此同时，八旗铁骑一路南下，根本无人防守。

清兵未遇到任何抵抗即占领了江北大片土地，随即攻破扬州，史可法死节，弘光朝廷亦随之覆亡。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左良玉死后五十四年，著名文人孔尚任写出一部风靡一时的剧作《桃花扇》。在这部志在总结弘光朝廷覆亡的历史剧中，左良玉被塑造为一位系国家安危于一身的大忠之臣，左良玉的兵变，则被描写为诛杀奸党、报效朝廷的正义行为。

说左良玉是大忠之臣未免有溢美之嫌，但说左良玉是奸佞却并不符合事实。左良玉其实与南宋名将张俊和刘光世更相仿，既善于见机行事，亦擅长打滑头仗，所以处身于明末极端的环境下，左良玉更容易脱困避险，违害就利。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