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层叠，欠发达国家过生死关

何任远

2022年频发的“黑天鹅”事件，除了有战争和疫情产生的次生灾害，更有动摇国家领导层的突发事件，或者国家基本宪制架构改变引发的社会冲突。

7月13日前后，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包括总统府和总理府在内的多个政府权力机关被民众占据；稍早前，中亚人口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爆发罕见的民众骚乱，其直接导火索是，该国在拟修改的宪法中，剥夺了其境内面积最大的共和国的自治权；而在年初，中亚面积最大国哈萨克斯坦境内爆发反政府骚乱，总统托卡耶夫最终在援引“集体安全条约”，说服俄罗斯等“条约”成员国出动维和部队的情况下，才将骚乱暂时平息。

这些足以动摇一个国家国本的骚乱或者示威事件，有一个普遍的特性：食品和能源供应问题同时发作，再加上本就管理不善的财政状况，令货币出现大幅贬值，物价和生活成本问题引起社会负面舆论风暴，继而触发街头示威，最终把矛头引向这些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从民生问题引申到欠發达国家的国家职能失调，乃至民选领导人的合法性受质疑，成了这些事件隐隐约约的一条发展暗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早在2019年，全球多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70个高度欠发达国家，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外债泥潭。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那一年，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外债总规模高达5.6万亿美元，比日本的GDP还多。

自2020年疫情在全球蔓延至今，多国不得不扩大公共医疗开支，那70个高度欠发达国家在2022年的外债规模又比疫情刚暴发时增大了45%。由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多国的低利率政策，不少欠发达国家在过去十多年大举借债。在低利率时期，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收益减少，而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相对较高，这也刺激了许多欠发达国家在2008-2019年大规模举债。

然而到了疫情第三年，发达国家为了遏抑通货膨胀而加息的时候，欠发达国家的苦难日子就开始了。由于利息的增加，一些欠发达国家无法偿还外债，导致信用降级、投资者信心减少、多个产业的资金链断裂，叠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政府基本职能受挫，最终触发一系列社会动荡。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多个欠发达国家的信用度被世界各大评级机构降级，其中加纳的信用评级下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穆迪评级把该国的信用评级列为CCC级，惠誉国际对加纳的信用评级是“B-”，前景消极。面对足以吓跑国际投资者的评级，加纳外交部强烈抗议那些评级机构，但于事无补。背负了540亿美元债务（相当于GDP的78%）的加纳，无力偿还债务，在7月1日终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

像加纳这样的负债欠发达国家还真不是少数。处在无法偿债边缘的国家，还包括巴基斯坦、埃及、黎巴嫩、突尼斯、阿根廷、秘鲁等国，遍布亚非拉；在欧洲，被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已经分别在6月27日和6月29日出现首次违约情况。穆迪评级和惠誉国际认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债务违约风险增加，违约行为在未来将继续出现。

有分析人士担心，一场类似19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集体债务危机的“债务台风”即将席卷全球。在当年的拉丁美洲暴发债务危机前夕，中东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世界多国物价腾飞。在1979年美国和西欧相继加息后，墨西哥在1982年宣布无法如期偿还外债，从此陷入债务危机。随后，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南美洲展开，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以及哥伦比亚等国，相继宣布债务偿还违约，整个拉丁美洲几无幸免地卷入债务危机。

在这场被称为“拉美失去的10年”的危机中，拉美人均GDP从世界水平线的119%下跌到98%，多国的基建资金链断裂，物价飞涨，中产阶级购买力大幅下降，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多国政府能做的就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求援助。

在俄乌之战爆发前的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拨款6500亿美元，用于欠发达国家的疫情应对和债务援助。但到了2022年，由于战争的爆发，通胀问题雪上加霜，世界主要经济体加息压力增大，这笔款项被认为不足以应付70个高度欠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

债务危机只是欠发达国家面临的多个威胁之一，而不是全部。根据世界银行在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全世界共有107个国家将会受到恶劣财政环境、能源供应短缺和粮食供应短缺这三个威胁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打击，覆盖地球1／5人口。其中，69个国家面临被三个威胁同时打击的生死劫。

斯里兰卡推翻总统的民众事件，即是三个威胁同时起作用的结果。疫情的到来，让这个国家的旅游收入比前一年减少了一半。

为了偿还外债，斯里兰卡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从2018年到2022年四年间，该国的69亿美元外汇储备只剩下22亿美元。为了节约外汇，斯里兰卡政府2021年宣布禁止在国内农业耕作时使用化肥，导致国内粮食歉收，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加深，为第二年的粮食危机埋下伏笔。

进入2022年，粮食、能源和财政危机同时发作。

让人担心的是，斯里兰卡并不是最后一个倒下的国家。下一个在三重威胁下被压爆的欠发达国家，将会是哪一个？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69个同时受三重威胁的国家中，有25个是非洲国家，25个在亚太地区，剩下的19个在拉丁美洲。下一个面临跟斯里兰卡类似局面的国家，也许是埃及。

埃及是世界小麦第二大进口国，其粮食来源严重依赖乌克兰。根据埃及政府在6月公布的数字，他们的小麦库存顶多能维持4到6个月，过了2022年就要见底。但埃及购买进口产品的能力也堪忧：恰好是跟小麦库存见底同步，到今年底明年初，埃及的外债将接近160亿美元，打破该国有史以来的纪录，再加上国内发行的债券，总债务预估相当于GDP的95%。埃及被认为是违约风险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东观察者》认为，除了埃及之外，北非多国都面临类似的“能源+粮食+债务”复合挑战，并且可能会触发北非地区跨国性质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在“阿拉伯之春”的最早发源地突尼斯，粮食同样严重依赖乌克兰，其外债相当于该国GDP的100%，6月通胀率是8.1%，达到过去30年来的高位。

在中东，政治架构本已脆弱的黎巴嫩，其80%的小麦需求从乌克兰进口。俄乌开战以来，黎巴嫩出现了面包供应短缺的现象，食品价格比去年上升了11倍，再加上今年年初本币黎巴嫩镑已出现面值比2019年下跌了90%这样的跳水式贬值，可以说黎巴嫩经济走到了危险境地。地缘冲突风险增加，除了粮食、能源和债务危机的叠加，还有一种危机的层叠，与历史遗留的地缘政治问题有关。

在中亚，苏联解体遗留的“冻结冲突”可能会重新升温，从而增加地缘政治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中亚五国经济对海外劳工有着极大的依赖。俄乌之战爆发后，俄罗斯国内的建筑市场需求骤减，中亚外劳的收入也随之下降。据估计，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三国的外劳收入在今年将减少22%左右。

随着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场，中亚地区传统的安全保障可以说是开始消失了。如何让冲突在复合危机的冲击下，不上升为跨越多国边界线的中亚军阀混战，着实考验着各方的智慧。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