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马识途

许晓迪

2010年，电影《让子弹飞》上映。它改编自《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

这一年，马识途95岁，坐着姜文的“子弹”再度飞入大众视野，尘封多年的《夜谭十记》也被发掘出来，成千累万册地赶印。一些年轻人找马识途签名，亲热地自称“粉丝”。

11年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蔡林君随社长黄立新拜访马识途后，抱回了三大卷甲骨文研究笔记。

大师们的谆谆教诲，马识途念念不忘。2017年，写完《夜谭续记》后，他开始投入古文字研究，历时3年多，即使中途生病住院，也记挂着书稿，一出院又立马进入工作状态，废寝忘食。

这是一个弃学70余年的学生迟交的一份作业。如果回到1941年的昆明，让那个26岁的青年再做选择，他会何去何从？

107岁的马识途说，他不会做第二种选择：“我入党时就宣誓，终身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80年前的秋天，马识途来到春城昆明，他已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

这一年，他26岁，作为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家伙”，和少男少女们一起参加食堂的“抢饭战斗”，泡在茶馆里读闲杂书、论天下事。教室是土坯房，雨点儿打在铁皮屋顶上，叮叮咚咚地淹没了先生们讲课的声音；先生们穿着寒碜、面有菜色，却是身怀绝技、百家争鸣。马识途见过南北两个大教室的对垒，南边的教授听到北边的教授批评自己，跑过去当面對峙，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然后互相握手，有说有笑地一同回家去。

“教授天团”众星璀璨，有的课程火爆，窗口挤满旁听的学生；有的则是出名的冷门，如唐兰先生讲文字学的课，专修的学生只有五六人，马识途是其中之一。

山河沦陷、硝烟炮火中，唐兰、罗常培、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等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家，笳吹弦诵在春城，致力于中国文明密码的破译与传承。而对马识途来说，闯入文字学的大门，却是一场“别有用心”的计划。

“当年，国民党特务四处追捕我，南方局领导令我在昆明长期潜伏。为了更好地隐蔽身份，我化名考入西南联大，成为学生。”马识途说，“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革命工作，为此，我必须学好学术课程，虽然这让我觉得吃力，但我有兴趣。”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以一本方言记作为毕业论文的“高龄学生”马千禾，是中共西南联大的支部书记。而这样的“改头换面”，马识途已经历过多次。“马千禾”这个名字，就是他再三试验墨色和字体后，在高中毕业证的名字上添了“天衣无缝”的一撇所得。而那个本来的名字“马千木”，他已十分陌生。

1931年，少年马千木走出兵匪猖獗的四川，远赴北平，报考高中。此后7年，他浪迹京沪，随逃难的人群爬上火车车顶，一路相互照应，和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学生踏平铁丝网，勇往直前。因怀揣“工业救国梦”，他考入中央大学化工系。抗战爆发后，他一度想去大茅山打游击。

1938年，马识途对着两本书中的党旗图案和马克思照片，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决定改名为“马识途”，意为找到道路，如老马识途。这一年，马识途23岁，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他奔走于湖北农村，有时扮成收山货的商人，混入土匪窝；有时扮成小贩，挑着担子走乡串户；有时则“本色出演”，扮作贫寒的知识分子。他路上吃粗劣的苞米加红薯饭，就着辣椒、萝卜；晚上住在“鸡毛野店”，常被臭虫、虱子咬得生疥疮。

1939年年底，经组织批准，马识途与刘惠馨结婚。他们的家在湖北恩施一处柑橘园中，那里也是鄂西特委的交通站。

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鄂西陷入白色恐怖。因叛徒出卖，时任妇女部长的刘惠馨和特委书记何功伟被捕，1个月大的女儿也随母亲被关进监狱。马识途强忍悲痛，疏散组织，转移同志，只身赴重庆，夜上红岩村，按照“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指示，奔赴昆明。

是年11月17日，何功伟、刘惠馨壮烈牺牲。一年后，马识途为战友和妻子写下《遥祭》：“你用鲜血把人民的红旗，染得更为鲜艳而美丽。我将举起它，永远向前，再不流辛酸痛苦的眼泪。”

此后的生活，是虎口脱险、九死一生。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叛变，马识途坚持留在成都，指挥组织疏散。他乔装打扮，换了发型，刮掉八字胡，将黑框眼镜换成假金架子眼镜。平常戴的罗宋帽、穿的风衣，翻个面就成为另一套行头。他想了一个假名“张司光”，亲手制作假身份证，危急时“司”字左边加一竖，“光”字头上改一笔，就能以“张同先”金蝉脱壳。为去香港《文汇报》工作，他打扮成一个猪鬃出口商，搭着商车逃出成都；他绕道贵阳、柳州，混在商人堆里吃“花茶”，混过宪兵的检查；到达广州后，他又打扮一番，西装革履，大模大样地登上头等车厢，终于平安到达香港。

这一年12月，当马识途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随解放大军进成都时，他想起几个月前那场险象环生的逃亡。此刻的成都，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群众载歌载舞，花束漫天抛飞。第二天，全体地下党召开第一次集体大会，当马识途响亮地说出“同志们”3个字时，全场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识途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因为偶然写了小说《老三姐》，被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领导发现了“富矿”，于是半推半就地写起小说。他不为出名图利、在艺术殿堂占一席之地，只为服务革命、引导青年。一篇篇短篇小说，都是他加班开夜车写成的。

1960年夏天，马识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主人公柳一清、贺国威的原型，就是刘惠馨、何功伟两位烈士，马识途写出了他们的钢铁意志，也不回避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夫妻爱、骨肉情、父子恩。

“文革”期间，在昭觉寺的“文明监狱”，马识途除荒草，整道路，垒洗衣台，修洗澡间，还把西园空地开垦出来，种菜栽花。因为总要写交代材料，墨水稿纸供应充足，马识途利用这个“优势”，重操旧业，将记忆深处的人和事重新翻出来，偷偷写下50多万字的作品。

当文艺的春天到来，这些“地下作品”破土而出，马识途迎来了文学生涯的新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总编辑韦君宜和马识途是老朋友，一同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1982年，正是她向马识途邀约创作，促成了《夜谭十记》的出版，创下20万册的轰动销量。这部作者自称“乱谭”的书，以旧中国衙门里的10位穷科员为主人公，他们结成“冷板凳会”，喝冷茶，摆龙门阵，吹野狐禅。10个故事，上至浮华官场的钩心斗角，下到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描写得十分生动。

这些故事和素材，都来自马识途的“职业革命家”生涯。20多年后，95岁的马识途因《让子弹飞》一朝“走红”，想把搁置许久的续篇写完，其间，动笔又停笔，战线越拉越长。后来，癌症两度来袭。马识途抱着当年搞地下革命不畏死的态度，奋力写作。初稿完成之际，医生告诉他，肺上的肿瘤阴影不见了，相关的血液指标也完全正常。他戏说道：“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啊！”

阿来说：“他说过，100岁之后，要像小孩一样，一岁一岁地活。101岁是1岁，102岁是2岁，107岁就是7岁。”这位107岁的老人，始终关心着中国与世界。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快推出时，阿来去探望马识途：“怎么样，没封笔吧？还有哪些故事，是想继续写给大家、讲给大家听的呢？”

“一言难尽，文缘未了，终身遗憾。”他如此回答。“子弹”还在飞，马识途的“枪”里还藏着许多传奇。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