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年龄造假那些荒谬事

曾勋

官员年龄造假在古代花样和手段虽然多，但目的基本一致，即追逐权力。古代官员年龄造假屡禁不止，也反映出古代政府对百官监察的乏力。

清代吳敬梓的官场小说《儒林外史》中，写到一个场景。科举“钉子户”范进接受主考官周进面试时，周进一看学籍卡上的年龄是30岁，但眼前这个考生仪态相貌却不像30岁的小伙子，便问他的年龄。范进说：“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周进道：“你考过多少回了？”范进说：“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

范进考试考了几十年，考到54岁才中举，如实填上年龄恐怕对以后仕途有负面影响，于是还没有当官，范进就把年龄“砍”去了24岁。

由此可窥见，当时“准官员”年龄造假，几乎零成本，社会大众在道德层面不过问，政府在纪律方面不纠察。范进中举后，经常责骂他“没用”的岳父胡屠户突然对他毕恭毕敬，邻居乡里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周进没有再追问范进年龄造假这件事，范进后来又中了进士，被授山东学道一职，主管山东省的教育。

明代官员造假，大都始于科考。万历五年（1577），43岁的沈孚闻中进士。他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如果少报3岁，便在40岁以下，有资格参加翰林院庶吉士的遴选；如果少报5岁，在38岁以下，则可以参加考选六科给事中或监察御史。亲朋好友无不劝其“讳齿”，也就是改年龄。沈孚闻尚有士大夫精神，他态度坚决，说：当官不能欺君，年龄造假这事我不能干！就这样，沈孚闻虽然当了一辈子芝麻官，但其品德得到了后世的肯定。

明代大部分官员，包括吏部，视“讳齿”为公开化的现象。官员李乐在《见闻杂记》中写道：“本朝自嘉靖辛丑以后，大都减年入序齿录者甚多，至同年宴会又序真齿以。”说官员们大多入仕都改小了年龄，同年聚会时又互相报真实年纪来排辈分。他讽刺说，一人有“两齿”，“非天下大可丑之事乎？”

古代官员改年龄一事，明清之前已经稀松平常。大多数官员都是把年龄改小，但也不乏极个别把年龄改大的。据《宋史》记载，寇准19岁中进士，但宋太宗用人有个原则，“多临轩顾问，少年往往罢去”，即他喜欢用老成持重的人，年轻的进士需要等着候补，年龄大了成熟稳重了才上岗。

宋太宗实在想起用寇准，又苦于他年龄太小，左右为难。这时，寇准想到了改年龄的方式，不过年龄可以改，相貌却容易出纰漏。于是，他又吃了同乡某巫医的“祖传神药”，把黑发变了点白，终于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之后，他被破例任命为大理评事一职，后来凭借才华，以32岁的年纪就坐上了参知政事的位子，相当于丞相的副手。

南宋时期，权臣韩侂胄为打击政敌，说赵汝愚、朱熹、彭龟年这些人是“道学之人”，怒斥理学为“伪学”。写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大诗人杨万里，不幸成为被打击对象之一。

杨万里当时年岁已高，身心俱疲，不再恋权，他向皇上请求退休，写下《再乞引年致仕奏状》表示：“官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已及七十。”说自己档案年龄虽然只有66岁，实际年龄已经70岁了。古代有“七十致仕”的说法，也就是到了70岁，不管当多大的官，都可以退休回家养老了。皇上也不想再折腾这老臣了，准了他的请奏。

杨万里提到的“官年”，在宋代已经被官方默认，官员年龄造假之事不再隐晦，甚至可以拿到朝堂正式的文件里面来谈说。

南宋文史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宋代官员年龄造假几乎公开化，大部分官员均有“官年”和“实年”两个年龄。

“官年”就是指考中科举时所呈报的年龄，“实年”则是真实年龄。碍于当时较为粗陋的户籍制度和档案管理，政府不可能核准考生的真实年龄，只要父母乡里不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年龄，这就给考生谎报年龄提供了宽松的土壤。

“官年”伴随着官员整个仕途生涯，报大还是报小，还有不少学问和讲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透露了考生把年龄报小的考量：考取功名后，乡绅权贵来说亲的不在少数，如果选婿的达官贵人一看这家伙四五十岁了，还能不能和我闺女传宗接代都是个问题，人家自然不会太愿意搭理你。如果把年龄报小一点，优势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另外，不少考生考几十年都没有结果，宋代于是又有这样的规制：凡应试规定次数以上未能及第、年龄在60岁以内的举人，可别作一甲奏名，从宽授官职，称为“特奏名”或“恩科”。到了清代，恩科范围和频率变高了，皇家遇到喜事，心情一好，便发起恩科。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就是慈禧七十大寿时发起的恩科。官年越小，机会越多。正是这样的科举制度，催生了考生修改年龄的灰色行为。

除了科举，古代进入仕途的另一种办法叫“恩荫”。即皇亲贵戚、文武官员的子孙、异姓亲属乃至门客仆人等到了一定年龄，可直接补授官阶。不少世家大族见自家后代愚钝，走不了科举这条路，便把年龄改大，争取早日吃到官粮。于是就有了“举子减年，任子增年”的说法，就是说靠读书考试科举入仕者要把官年改得比实际年龄小，靠父亲“荫补”的入仕者要把官年改大。

由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这点来看，士人入仕前谎报年龄与考试和用人制度关系紧密。如果说制度是土壤，那么，官员年龄造假就是长在土壤上的“恶之花”。对于考试和用人制度，不能单纯以好坏来评价。隐藏在制度背后伪造履历等违规违法行为，长期没有被纠正，这才导致出现了“法不责众”的情形。

抑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找不到有效的制度来纠察官员谎报年龄的行为，如果对违纪违法者施以严刑峻法，反倒造成自噬，封建皇权体制本身无法承受这种高昂的代价，故最高权力者对这类行为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合法的违法”行为因而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横行。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