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起直追，欧盟重新布局数字经济

寇佳丽

面对中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欧盟的焦虑感与紧迫感正不断上升。一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都希望通过实际支持举措推动本土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欧盟又希望对个人数据隐私、数据安全、伦理建设等保持较高关切。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数字经济在欧洲形成了一种特殊局面——其在监管与规划领域做得比产业本身好，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盟成员国先后决定征收“数字服务税”即为佐证。

欧洲：起步早，法律严，效果慢

2019年9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这份报告显示，就全球云计算投资量、数据流量来看，中美就共同占去了50%、70%左右，欧洲并不具备明显优势。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扭转一个印象，即欧洲国家其实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一直十分重视，且给予了长时间的持续关注。具体来说，英国、德国、法国等都已纷纷出台了数字国家战略，比如英国2015年出台了《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2017年又进一步发布了《英国数字战略》。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经连续多年出台数字经济年度报告，对很多相关主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李艺铭这样指出。

向前回溯，我们可以发现，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地位并非一直像今天这样。

欧洲数字创新和创业教育组织（EIT Digital）的首席执行官Willem Jonker曾指出，30年前，欧洲尚在数字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当时的诺基亚还在主宰移动世界。此外，在高性能计算领域，欧洲也保持强大实力，拥有众多值得尊敬的计算机制造商。遗憾的是，这种竞争力没能保持下去。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强调：“对数字经济而言，在欧洲，一些中小企业还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在规模化推广与应用上，大家却普遍做不好。”他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本土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大的竞争环境不十分友好、对信息数据和隐私过度保护以及技术成本。

二战后，在调节社会公平和限制市场过度发挥作用这方面，欧洲各国政府是保持了自身态度的。他们不像美国那样崇尚非常纯正的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因此，欧洲的大企业尤其是传统行业企业，比较容易得到政府援助或企业间的相互援助，比较来看，中小企业想把创新变成商机的困难较大。进一步说，欧洲的初创公司想要获得投资较难，数字技术领域的人才流失现象较明显。

在隐私方面，欧洲态度保守，对个人数据与应用的防护十分谨慎甚至过分谨慎，而“棱镜门”的东窗事发，更是引爆了欧洲对于网络安全的担忧。因此，欧洲各国在应用新技术时，在考虑经济效应或技术效应之前，往往最先想到伦理、安全问题。

“还有一点，即技术性问题。尽管欧洲有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但实际上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他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内部紧密联系的市场。比如，一款应用开发出来，若在中国或美国推广，一种语言就够了，但在欧洲不可以，这意味着创新企业仅在开发语言这一个项目上就要付出更多成本。”董一凡这样解释。

李艺铭则对记者强调，数字经济在欧洲的发展，可以用“起步早，法律严，效果慢”来概括。

“特别是随着3G以来移动通信时代的发展，欧洲明显掉队。欧洲发展理念保守，对于新兴业态过于谨慎，因此一度失去发展先机。欧洲关注个人数据隐私、商业隐私分类、数据垄断、信息安全等重大问题，《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严格细化了企业采集用戶数据的规则。这种‘爱之深，责之切的严格管理态度，一方面可能会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会一定程度上遏止其发展步伐。”

下决心重布局

纵使前路艰辛，欧盟仍然决定重拾信心和勇气，试图加速本土数字经济的成长。

2020年2月份，欧盟委员会一口气发布了三份重要的数字战略文件，分别是《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贯穿三份战略文件的一个核心概念，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欧盟必须重新夺回自己的‘技术主权”。

根据上述一系列文件，接下来5年中，欧盟委员会将专注数字化的三个关键目标：为人民服务的技术;公平竞争的经济;开放、民主和可持续社会。

作为欧盟发展数字技术与经济的最新规划，上述文件提出将价值观、个人权利和市场价值相结合的欧洲新“数据理念”，以期打造有利于促进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消费者等有效、安全利用数据的“欧洲数据空间”;提出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道德与价值原则，同时要加强工业、技术与创新能力。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评价道，与以往欧盟数字战略的文件相比，《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对技术风险和价值观的强调已经有所淡化，寻求经济收益和规则治理中的新平衡。

上述新平衡的找寻其实在更早时候已显露痕迹。

今年1月中旬的时候，欧盟还在考虑以立法禁止智能设备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因为在此前一份有关人工智能的起草文件中，欧盟委员会建议在5年内暂停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以便研究该技术诸多影响中不尽如人意的一部分。不过等到2月中旬时，欧盟一改之前态度，表示将不会向面部识别技术发出禁令。

从消费者或大众角度看，这种决心在当前背景下或许能获得比平常更多的支持与认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外卖行业在欧洲取得了发展。在重灾区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餐饮的外送服务和超市的配送服务迎来了增长。线上教育也得到超乎以往的重视，不少学校因为政府的“禁课令”不得不开展远程授课。此外，不能出门也要工作的人们，纷纷开启居家办公模式。一时间，欧洲网络使用需求暴增。

为此，欧盟委员会还督促网飞（Netflix）、油管（YouTube）等流媒体视频平台降低视频清晰度，避免过多占用互联网流量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与学习。

需摆脱路径依赖

欧洲在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上没能占尽先机，却在监管与规划上领跑。

2010年5月，欧盟发布了《欧洲数字化议程》;

2015年5月，欧盟又发布了《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

2018年5月，欧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2019年7月，经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后，全球首部数字税落地实施。

有观点认为，欧盟“先监管，后发展”的方法无可厚非，作为新兴事物，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原本就裹挟着问题成长，监管领先发展意味着，一旦将本土数字经济发展起来，欧盟将会有足够的规范去预防漏洞出现。

“数字经济在中美两国的发展，整体上是先试水、后规范的模式。它给足了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因此两国有如今局面。如果欧盟希望在数字技术与经济的竞争中发挥领军作用，先规范、后发展的模式容易束手束脚。全球市场任何一个领域，最终总会发展出领跑者。若欧盟保持当前模式，结果可能就会是它总在扮演跟随者。”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这样回应。

张建平认为，欧盟应该摆脱“路径依赖”。

“中国有阿里巴巴、京东、腾讯、华为这样的企业，美国有亚马逊、苹果、微软、脸书，为什么欧洲本土没有呢？因为欧洲在传统经济上的优势很明显，他们的繁文缛节也是伴随传统经济发展建立起来的，越是这样，就越难完成从旧到新的转化。这一点在金融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欧洲对传统支付渠道比如信用卡，十分依赖，因为这套体系太健全了，所以他们没有培植出类似支付宝、微信支付这样的应用。既然欧盟想要做出改变，就首先应该摆脱前述路径依赖。”

不能忽视传统行业的“抵抗”

抛开制度、政策与规范上的限制，数字经济若要在欧洲取得较大进步，也要处理好數字经济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自2012年1月在法国正式成立以来，Uber（优步）备受指责;其中一部分怨气就来自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们。

2015年6月25日上午，法国出租车行业掀起了对抗Uber的罢工运动。在距离法国尼斯机场两公里左右的环岛，数十辆出租车环绕交通环岛，导致大面积交通瘫痪;而每辆参与罢工的出租车车身都贴有“Uber Stop”（禁止优步）的标语海报。当地出租车司机认为，Uber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

当然，这并非法国出租车行业抗议Uber的首次罢工。

董一凡说：“因为Uber侵蚀了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不断带来纠纷，最终法国政府真的对Uber在当地的运行进行了限制。在欧洲，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专属行会，一旦自身利益受到其他主体的侵犯，比如政府行为、新兴业态等，行会就倾向于组织罢工。而当地政府往往出于对民众支持率、选举、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的考虑，多少做出一些让步。这一点在黄马甲运动和针对法国劳工改革的罢工中体现得很明显了。”

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欧洲一旦大踏步发展数字经济，难免会因传统行业的反弹受到掣肘。如何技术性地处理这样一种冲突，对欧洲而言是另一层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