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比邻而居的艺术

寇佳丽

中日韩合作机制启动于1999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20年间，中日韩三国关系的进展并不太平，经济合作裹挟着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问题共同前行，一路磕磕碰碰，实属不易。也正因此，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19年12月24日）在成都的顺利召开才更加令人欣喜。

“坐下来谈就是成功”

对于成都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曾评价如下，“在当前形势下三国（领导人）能够坐到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确实如此。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源于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第一次于2008年12月在日本福冈召开。按最初计划，会议每年在三国间轮流举行。为什么到2019年才召开第八次呢？

“因为上述机制下的会议曾经两度推迟。2012年，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召开，随后2013年、2014年空白，第六次会议到2015年才举办。这以后，2016年和2017年再次空白，第七次会议一直到2018年5月才在日本东京召开。而这两次延期，都是因为政治关系出现了紧张情况。”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蔡亮如此表示。

2012年9月，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令中日关系迅速降至冰点。当年年底，日本民主党下台，安倍晋三（日本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进一步冰冻。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日双方首脑进行会谈，此后两国关系逐步回暖。等到2015年，不利因素得到克服，第六次中日韓领导人会议才得以顺利举行。

2016年，萨德议题发酵，中韩关系进展不顺。这一趋势在2017年下半年有所好转，但因时间难以协调，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直到2018年5月9日才得以召开。

双边因素对三国合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2019年7月份以来，由历史问题导致的日韩贸易争端一度升级，令人担心会议将再次搁浅。不过，困难最终得以克服，中日韩三国首脑再次齐聚。

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罗震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身处日益紧张的国内、国际环境，日韩双方均有缓和矛盾甚至解决问题的诉求，这突出体现在两国于2019年12月的互动中。12月末，日本放宽了对半导体材料的出口管制，展示了己方态度。韩国每年都要举行两次独岛（日本称竹岛）防御演习，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12月27日，韩方缩小了演习规模。在24日的成都会议期间，日韩双方领导人也在会晤后一致认为，要加强对话，解决两国贸易纠纷。”

可以说，日本与韩国的贸易争端正处于僵持不下但有向好发展态势的阶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就此表示，“不夸张地说，在日韩关系处于生冷的背景下，中方的角色在当前中日韩合作之中尤为突出”。

邻国VS.盟国

回顾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日韩三组双边关系都有其复杂性和脆弱性。而谈及三国的经贸合作，罗震认为其整体上呈现四大特点。

首先，三国关系跌宕起伏，没有太坏、没有太好，竞争激烈但有底线。

全球化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均希望在经济层面有所作为，自身发展诉求较强，有时候容易释放民族主义，导致相互间的竞争加剧。然而，三个国家联系密切，一衣带水，若无底线竞争，将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因而大家都保有底线。

其次，中日韩合作均是三个国家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日韩的合作对东北亚而言极其重要，但三国内部各自有更加深刻的目标。中国希望东北亚在稳定中发展，因为良好的大环境有利于中国内部改革开放的推进。对韩国而言，东北亚是其走向世界的关键环节。日本一直谋求成为政治大国，这种理想的实现也需要以东北亚的强大与稳定为背景。

第三，中日韩的经济贸易合作一直牵动东亚、亚洲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心弦”。

罗震解释说：“中日韩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大、第三大、第十一大经济体。2019年，中日韩三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21万亿美元，接近美国主导的北美新贸易协定（USMCA），比日本主导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要多大概8万亿美元。当前经济形势不好，而东亚几乎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区域，其中一半以上的贡献来自于中日韩。可见，若中日韩加深经贸合作，会对东亚地区甚至世界经济产生更加重要的积极影响。”

第四，中日韩的经贸合作受相关因素的强烈影响，其中以朝鲜因素和美国因素最为明显。

朝鲜方面，核问题一直十分敏感，相关的制裁、演习、相互威胁等政策主张，严重影响了东北亚的安全环境。而安全的东北亚环境，恰恰是中日韩合作成功的前提与基础。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在强调中日韩的合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早在2002年就提出来了，但至今没能落实;其中，美国的掣肘效应非常明显。日本和韩国分别是美国的盟国，在美国的影响下，日韩两国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态度比较微妙。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胡乱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也为日本和韩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尽管这令日韩在一定程度上寻找对外贸易的新契机，但对中日韩FTA而言，美国因素主要带来的还是消极影响。

针对这一点，蔡亮指出：“美日、美韩同盟都是相当稳固的，也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合。虽然两个同盟都存在问题，将来却也只会越来越紧密。中日韩是邻国关系，我们不要指望邻国关系取代盟国关系。对中日韩的合作，要保持务实态度。”

特朗普政府如今“割韭菜”的做法，的确令日本和韩国难以接受。

在对外贸易上，美国对日韩毫不手软。美日贸易协议已于20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协议并未涵盖两国所有贸易领域，日本做出了让步，单方面对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而美韩双边自贸协定也早就在2018年被修改。修改后，韩国把美国汽车进口配额翻一番，从2.5万辆增至5万辆;美国对韩国卡车征收25%关税的条款延长至2041年（原计划到2021年）。

在军事方面，美国还一度要提高驻日美军军费、驻韩美军军费的分摊额度，要求日本从20亿美元提高到80亿美元、韩国从10亿美元提高到50亿美元。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日韩两国总要准备一个减损机制，毕竟谁也不愿意一直吃亏。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主要还是经济問题，三国都有共同推进协议落实的需求，这是由三国间经贸往来的现实决定的。”蔡亮如此强调。

当前，中国是日本、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18年，三国间的贸易总额超过7200亿美元，相互投资额超过110亿美元。

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希望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中方指出，中日韩三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坚定支持者，应推动2020年如期签署协议;同时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早日建成更高标准的自贸区，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有机构预测，中日韩自贸区一旦建成，会为日本和韩国带来约0.8%—1%的经济增速。对日韩而言，这将是不小的贡献。

剔除美国，亚太地区主要的自贸协议（谈成或在谈的）有3个，即RCEP、CPTPP和中日韩FTA。“最后一个，规模最小却最核心，因为中日韩3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竞争实力相对来说最强。这样说，并非单纯从‘富裕与否的角度来谈。加拿大很富有，但其不依靠制造业输出商品，新加坡很发达可经济体量又太小。可以说，亚太经济一体化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中日韩自贸区谈得好不好。”蔡亮这样解释。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玉主则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互信不足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仔细考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大家都觉得它好，但没成，说明背后有更盘根错节的东西。不过，如果只讨论中日韩的贸易问题，无论是否存在自贸区，我们都要老老实实回归生产链和价值链，抓住这一点，进而继续释放三个国家的贸易活力，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