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经济工作怎么干？

陈希琳 许亚岚

2020年是关键年，经济工作如何展开？2019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前提下，强调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明确了稳增长的底线，彰显了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对逆周期调控作出了有新内涵的战略部署。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2020年能取得哪些突破？从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抓好六项重点工作，强调政策之间协调，加强领导，这是2020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框架和思路。

实：文件中见真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对当前的形势判断比较清醒，比如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同时对当前国内外的一些矛盾看得比较准确，比如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的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等，包括对国际的形势判断，即全球经济持续放缓，全球动荡源风险点显著增多等，这些都是冷静、客观地分析当前的矛盾。

在他看来，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6个方面为2020年经济工作的开展明确了具体的“招数”。

第一，在目标任务上，紧扣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其中保稳定是把稳定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同时仍然提出保区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是区间值，比如5.5-6.0。

总的来说，2020年是关键年，政策框架仍然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要提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另外，部署了6项重点工作，把高质量放在第一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里又特别提出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上，比如城乡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

第二，三大攻坚战中，首先，强调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的前提下，把政策、资金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其次，防风险强调要保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就是说在总杠杆率不变的情况下，比如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降低，企业的杠杆率降低，中央杠杆率提高，这样两个降低、一个提高，总杠杆率也不会变。总杠杆率没变，但各方责任要落实。

第三是保民生，强调的是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的动态清零，这个政策是实的，保证一家至少有一个以上就业，随时失业随时解决就业问题。民生短板这块，有一个词叫兜底，兜住基本生活底线，特别提出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此外，住房要坚持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提出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第四，在财政货币政策上有新提法，2018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此次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加力可以加2分力、3分力或5分力，现在提大力肯定要超过5分力，至少一半以上才叫大力，大力提效就是说财政赤字率不会低于2019年，赤字不会低于2019年。另外此次提出财政政策要提质，提高收支质量;增效和提效差不多，都是提高效率。还有更加注重结构调整，财政支出結构一般要向重点领域倾斜，比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投资要向贴近民生的地方投等，这些都是财政政策的点。

货币政策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2018年叫松紧适度，松紧适度是有松有紧，该松的时候松，该紧的时候紧，但2019年没提松紧适度，而提灵活适度，货币政策可能会结构性地宽松一些。而且把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放在一个突出位置，来缓解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此外还提出，财政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形成合力后引导资金向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倾斜，促进产业消费“双升级”，既注重了市场，也注重了产业，注重了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供给要升级、消费要升级。

财政货币政策里还提出，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市场各个行业规模不一样，比如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两个市场不一样，投资市场比如5G、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等，消费市场比如网络消费、文旅消费、康养消费等，都属于超大市场规模。

第五，高质量发展说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农业生产保供给，恢复生猪生产、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另一方面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

重点有三个，第一，在创新、改革开放双轮驱动的情况下，提出农业要恢复生猪生产保供给;第二，科技方面提出要落实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第三，战略性产业方面提出要加大投入，推进传统升级，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有序推进僵尸企业的处理。总的来说，高质量发展提出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保障供给，发展新兴产业，其中文件提出打造一批国际竞争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这个思想比较新。在区域发展上，将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上升到打造世界创新平台和增长极的高度，比如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港珠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都是从为中国打造世界创新平台和增长极这个角度提出的。

第六，体制改革，首先把国企改革放在第一位;其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重点放在了完善产权和要素市场配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强调法制环境。此外，土地计划管理方式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来财政不能依赖土地;上市公司质量提出要健全退出机制;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功能，强调保险不是理财产品;对外开放今年则提出三个重点，即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降低关税总水平，多元开拓出口市场，具体来看，要进一步发挥自贸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推动建设海南自贸港、“一带一路”等。

总的来说，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经济方面，有新的思路新举措，能看得见招数，既有改革方略，也有政策措施;贴近民生，支持企业发展。具体落实能否见“真招”，还要看2020年。

稳：一字贯穿总基调

稳，仍然是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当前，内外部环境风险挑战增多，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由于我国具有制度优势、物质基础、市场优势、内需潜力、人才优势，因而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承认了下行压力加大，这是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也是政策的出发点。其次，重新提到了“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句话表明了中央未打算大水漫灌，想主要通过供给管理即供给侧改革来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不进行大水漫灌，经济波动幅度可能会加大，所以需要社会政策来托底，就是通过失业救济、低保等维持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

“判断2019年很不容易，面临的国内国际的形势复杂多变，挑战很严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政策研究会副主任徐洪才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具体来讲，从外部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放缓，中美之间有贸易摩擦;从内部看，2019年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叠加在一起，周期性增长放缓，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明显放缓、减弱，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往下掉也是必然，但还在合理区间内，总体是稳定的。“另外，就业非常好，国际收支也基本平衡，结构优化、质量效益等对成绩的肯定是很充分的，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整体趋势不变，这个判断既符合实际，也给大家提振信心，同时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等发展理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也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六稳，其中最重要的是稳增长，强调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特别强调要健全财政、货币、就业这些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的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活：财政货币灵活适度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以及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情况下，要更加依靠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为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加强配合，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此次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在文件中，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没有变，但表述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

张立群则表示，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表明，2020年货币政策围绕六稳，围绕稳增长、调结构、转换增长动能、高质量发展等，是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所以灵活适度实际上给出了货币政策一个抉择的空间，要在多目标、多因素复杂运动当中，在应对内外复杂形势和多种不确定因素当中，保持灵活适度的一个基调。落脚点是要始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使得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記者称，货币政策略偏宽松的背景，一是全球目前又重新进入降息通道，二是要和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要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着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由于目前国际国内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在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后强调了保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围绕这个改革，同时也提到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徐洪才认为，这说明有一些企业和个别地方政府在正常运转方面可能出现了困难，企业的生存压力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不平衡等。货币政策也做了调整，现在讲要灵活适度。

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徐洪才称，以前要降杠杆，现在要稳杠杆，保证宏观杠杆率相对稳定，意味着货币政策有边际宽松的迹象，意味着随着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体现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的功能，有必要实施灵活的边际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

对此，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货币政策灵活，说明2020年我国可能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货币政策总量保持稳定，但会根据经济形势进行调节，与会议提到的政策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相一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的提法变为“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从范围上看，“货币信贷”较“广义货币M2”的范围扩大，“经济发展”较“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的范围扩大，说明政策更加着眼于对“全局”考量。但就目前而言，货币政策要突出平衡好稳增长和控通胀，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资金流向制造业、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此外，会议强调“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可以预见，2020年LPR仍有降低的空间和必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在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加强投资，温彬认为，这可能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说，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在‘稳投资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这可以对财政政策起到有效补充，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压力增大，债务负担不断加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政政策作用的进一步发挥，而政策性金融较少占用财政资金，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杠杆作用进行投资。二是政策性金融可以利用其准政策的信用，降低筹资成本，可以投资更基础性更长期的项目，比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支持经济长期增长方面有更好的条件和优势。三是政策性金融其运作本身就不是纯商业性目标，弥补市场失灵、平抑市场波动本身就是其应尽职责，所以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逆周期调节的重任。”

补：对标“十三五”找差距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第一个百年决胜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所以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可以说，2020年是对标“十三五”规划补短板的一年。

张立群表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20年形势的严峻性和工作任务的重要性两个方面都加以强调，在抓落实上特别下功夫。其中有一段话，要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说明了2020年工作的重要性，不能走过场，必须要抓落实。而且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温彬表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2020年不同以往年度的最大特点，决定了各项经济工作都有明确的量化目标，那就是“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涵盖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资源环境4方面25项指标，与各项目标衔接，目前存在的差距就是2020年目标。

GDP方面，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回顾党的十八大和“十三五”规划，经济增长的目标都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过去8年经济增速基础上，考虑到第四次经济普查后GDP基數可能受到一定影响，预计2020年GDP增长在6%左右。

CPI方面，虽然2019年以来涨幅逐月加快，且已连续3个月涨幅达到或超过3%的年度目标，但是前11个月增长2.8%，预计全年能控制在3%以内。随着以猪肉为重点的“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措施见效，2020年猪肉供给将逐步增加，年中以后CPI上涨压力将逐步减小，加上“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的稳健货币政策，预计2020年CPI目标仍将确定为增长3%左右。

就业方面，考虑到新增就业需求增长、经济结构转换容纳就业能力上升、营商环境改善就业机会增加等多方面因素，已连续3年确定为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2020年大学毕业生预计874万人，比上年增加40万人，中美经贸摩擦、外部需求放缓等，给企业带来的压力不会小于2019年，由此导致的新增就业需求和再就业需求，整体可能略高于上年。综合需要和可能，2020年的就业目标可能仍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

国际收支和三大攻坚战方面，在我国出口与进口并重、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等背景下，近几年国际收支都较为均衡，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在2%左右，2020年国际收支目标预计变化不大。“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脱贫人口如果2019年和2018年一样，那么2020年的任务就不到300万人，深度贫困歼灭战将成重点;污染防治攻坚战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意味着单位GDP能耗仍可能需要下降3%左右，可能还会增加其他环境指标。

绿：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叠加的问题，处在“三期叠加”影响深化阶段，温彬认为，仅仅靠刺激性政策不仅难以达到理想目标，还可能阻碍结构调整进程，影响长期健康发展。此时，更需要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只有调控政策稳了，才能给市场创造稳定预期，为改革营造良好环境。这个过程不是完全不要增长，全面小康和“十三五”目标仍要实现，合理的增长仍然必须，同时更要关注通过改革实现质量的稳步提升，也就是高质量发展。

“六大重点工作里把落实新发展理念放在第一位，要以这个为指导，围绕高质量发展。一言以蔽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5大发展理念上下功夫，而这5个方面最基础性的东西是绿色发展，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是绿色。”徐洪才如是说。

高质量发展重点强调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对此，张立群认为，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比如从居民收入分配来看，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2017年时只有5890多元，全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总量占到居民收入总量的比重只有1.2%左右。“我们看到很多人为我们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很受鼓舞，但是要看到我们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其他任何中高收入国家更为突出，更为深刻，人群更多。所以不是说平均收入进入高收入或者中高收入就可以了，而是要让全体人民都取得显著的获得感。我们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或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也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要树立全面整体的观念，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强调用新发展理念来推动高质量发展。”

此外，张立群还认为，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还是依赖改革来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比如巩固“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最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增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能力，完善市场出清的渠道，这时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等，在市场功能完善的基础上，成果才能得到巩固。

其中“巩固、增强、提高、畅通”八字方针，是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两个轮子，创新驱动也需要一个制度环境的支持;增强就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改善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在产业链当中的位置，这也需要改革，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畅通就是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关系，包括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循环关系，要靠金融体制改革。张立群表示，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要完善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趋向成熟和定型。

变：三大攻坚战重点微调

三大攻坚战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但2020年在顺序上将有调整，原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第一位，如今由于2020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这个任务就变得更为迫切，因此将脱贫攻坚放在了第一位。

张立群表示，脱贫涉及基本民生，这也彰显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这三大攻坚战明年首先要在精准脱贫上有一个交代。”

同时环境保护也非常重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调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这三点非常重要”。在张立群看来，因为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是有紧密的关系，脱贫离不开金山银山，离不开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发展，脱贫搞不好又返贫了，所以还得坚持发展，坚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个时候就和环保的一些标准产生相互的交集，交集怎么把握好，就要确定污染排放的标准，而且要精细化地把它分到不同的行业里边的不同企业，这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也是必须要做好的工作。“要科学治污，指标要科学合理，企业经过努力是能达到的，而不是说跳着脚也够不到。”

另外，精准治污的这些指标要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尽可能精细化，然后依法治污，这些指标、标准检查体系要公开，依法发布出来，整个环保的检查也应该依法合规来进行，这样企业对环保的了解，包括对未来发展的预知和确定的程度就会提高。“所以2020年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环保工作的水平，使得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得到一个更好地协调，从而既能够保障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要求，也能够达到污染防治的要求。”张立群称。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工作安排，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是稳字当头，六稳、稳增长，这里作了很多的安排和部署。二是进，具体表现在打好三大攻坚战，按照新的发展理念，按照双轮驱动来推进高质量发展。

此外，王擎表示，三大攻坚战中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第一位调到第三位是因为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防范化解各种金融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当然，下一步，我们仍要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快推进国内改革，着力防范外部风险冲击。”

张立群也表示，三大攻坚战顺序的调整首先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因为脱贫涉及基本民生，这表现出了我们以民生的保障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理念表现的比较清楚。而民生保障和改善如果能够到位，是需要发展来支持的，经济增长的形势一旦好了，企业还款能力就提高了，抵押还款能力提高了，企业和银行之间债务关系就改善了，金融风险也就化解了。

在大家依然关注的金融防风险和金融改革这两大主线任务上，本次会议在金融改革方面主要强调了三方面内容。

“一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改善金融供给不平衡，提升供给质量的根本途径。二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由于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存在不通畅之处，银行体系资金充裕，但实体经济融资难得不到解决的现象还有发生，另外，今年刚进行LPR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后续政策落实过程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三是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地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持续负增长，制造业投资低迷，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上升，因此政策多次强调要优化银行信贷结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制造业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本次会议再次强调，是政策在2020年的延续。”温彬表示。

据他介绍，在金融防风险方面，2019年我国成功化解了个别中小银行风险，因此会议认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同时，会议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可以预计2020年金融必须继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经济发展奠定安全稳定的环境。

具体来看，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要求“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对此，温彬称，前几年资金脱实向虚，金融风险快速集聚，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2019年监管部门加强了风险分类处置，对包商银行等部分风险较高的中小金融机构“精准拆弹”，规范金融机构管理，丰富资本补充工具，应该说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初步释放，业务基本回归到服务地方、服务实体经济。

2019年金融改革主要针对的问题是中小微企业、三农、中低收入群体等普惠金融供给不足，温彬告诉记者，过去大银行主要精力在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需求者机会有限。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去杠杆、防风险过程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的阶段性影响较大，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2018年以来大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快速增长，未来需要大行更多发展普惠性金融;中小银行主要是服务当地企业、服务特色产业、地区居民，未来可能出台考核政策，引导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农村信用社需要通过完善法人治理、提升管理能力，加强服务“三农”的能力。“这种比较详细的划分，意味着金融改革也从系统论出发，统筹各类金融机构，形成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同时继全国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认定和实施‘特别监管、特别处置之后，有望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出台分类监管和分类处置的政策。”

攻：产业与消费双升级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其中，產业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说，消费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因此产业和消费‘双升级表示财政货币政策要精准发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领域，包括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张立群表示，“产业和消费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产业升级是产业发展水平的升级，消费升级是消费结构的升级。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进而提高消费能力，消费结构升级就使得市场更丰富，就会带动产业进一步发展和丰富。

“双升级”最后的结论还是回归扩大内需。会议提出，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强调两点，一是消费的基础作用，二是投资的关键作用。”张立群称，投资起先导作用。“投资一旦活跃了，企业的订单就会增加，开工率就会提高，就业和居民收入就会受到支持，消费也就活跃了。”

其实，无论是解决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都是围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主要矛盾展开的，而怎么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徐洪才看来，就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徐洪才表示，改革要围绕老百姓的新需求，比如文化、养老、体育、健康、娱乐等新型消费展开。需求上升，但供给不足，供需之间就有个缺口，这是供给落后的部分，于是要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来满足新需求，产业就会升级，升级的方向就是新增投资的方向，也是我们投资的着力点。“总的来说，投资下去了，新的产业就起来了，新产业的升级，又满足了消费的升级，‘双升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新均衡。”

此外，金融服务的着力点也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是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是现代制造业，产业链的上游具有控制能力和带动能力，这些关键环节的突破，比如上游技术创新的突破，就可以带动中下游共同发展，实现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徐洪才表示，一个关键环节掉链子了就不好办，要是把这个关键环节突破了，那整个产业链就理顺了，而补齐某些短板就可以带动整体。

与此同时，会议还强调政策的制定要以系统性思维考量，避免改革的碎片化，要求提高政策的协同性、配套性。“比如1+1>2，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徐洪才称，改革不仅要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各项政策也应该要体现这种系统性。“如果各行其政，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就是碎片化，从各自的角度看都是正确的，合在一起看可能就错了，因此要有全局观念和系统性的思维。”

修：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出台

经济工作的向好发展，资本市场是重要一环，也是基础。提升资本市场活力，将成为经济工作落地的关键推动力。

关于2020年资本市场的主要改革动向，王擎表示，资本市场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以及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

对于2020年资本市场的变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总结道，“一是新修订的《证券法》正式生效实施;二是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落地;三是开始着手建立中国特色集体诉讼制度;四是新三板转板机制将正式启动;五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程进一步推进;六是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将全面取消股比限制”。

董登新称，按照证监会或证券交易的改革部署，大致可以概括2020年资本市场改革的主要工作动态，这6项工作动作比较大，是影响比较深远的改革举措，每一项的分量都很重。“目前已经不存在所谓的顶层设计，可以说，这些就是顶层设计，都属于重大或关键基础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包括注册制、退市制度、集体诉讼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

对于2020年资本市场投资方面，董登新认为，应该会有比较多的机会，一是科创板会加速扩容;二是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会带来新的生机，使创业板更包容;三是新三板的转板机制开始淘金，应该会有很多机构追逐。

此外，新修订的《证券法》极有可能在2020年初之时落地实施，因为注册制改革的人大授权有效期截至2020年2月28日，如果《证券法》在2020年2月28日之前不能正式颁布生效，就意味着人大要再一次授权注册改革。“《证券法》当中有些新条款是很令人期待的，我们看到的草案中，比如对证券违法犯罪的处罚力度大幅提升，比如提高行政罚款额度，按照违法所得计算罚款幅度的，处罚标准由原来的1倍至5倍，提高到1倍至10倍。而此次写入《证券法》的退市制度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变动，就是要取消暂停上市，这意味着将来退市效率会更高，更有威慑性。”董登新称。

而且，集体诉讼制度可能要在《证券法》里正式确立它的法律地位，董登新表示，这会促使整个资本市场生态的改变，尤其是对证券违法犯罪的威懾，不仅仅是罚款的问题，集体诉讼制度一旦推行，可以让重大违法的企业破产，这种重罚足以让企业自律或谨小慎微，尽可能地诚信守法。“整体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在2020年会有非常大的改变，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都将会对资本市场形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和推动，包括外资股比限制的取消，也是对外开放中具有标杆意义的一步跨越。”

总体来看，2019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已经为2020年的工作做出了系统又细致的规划。在文件中“改革”出现了28处，“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如能有序、深入、实际推进，那么2020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