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瓶颈亟待突破？

哪些瓶颈亟待突破？

我们特别重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因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建设仍然是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尽管我国处于“强起来、站起来”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不同以往，但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仍道阻且长。

“放管服”是个难点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实现强国目标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客观要求。”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丛屹告诉《经济》记者，“放管服”是一个难点，其实“放管服”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体制转换上，政府的决策到底怎么变，政府的审批权如何真正放开，下放到位，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制和机制转换的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放管服”影响的是营商环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表示，我们目前最值得关注的短板是“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近五年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质量虽逐年改善，全球综合排名稳步上升，近五年的数据显示，约200个被调查国家中，中国已从96名（2014年）上升至78名，跟自己比进步幅度明显。但是，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甚至跟一些新兴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很大。我们需要把改善营商环境、推动“放管服”改革、培育企业家精神当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的“软环境”。

“营商环境在企业成长、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经营环境对激发企业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夏杰长表示，我们虽然已经具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但现代化经济体系毕竟是一个浩瀚的系统工程，前行的道路上充满着挑战和困难。比如经济和民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还很凸显，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企业创新能力还不强，实体经济面临着多重挤压，社会资本活力不够，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存在不少隐患，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部分地区离“现代化”标准相距甚远，有些困难地区甚至在一定时期出现了严重“塌陷”。

另外，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深化，三去二降一补效果不明显；国企改革、国企僵尸企业也没有解决；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破行政垄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简政放权还待解决。

基础设施问题、乡村环境问题、教育问题都是非常棘手且要解决的问题。在区域问题上形势还算良好，因为我们三大区域战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加上过去的四个格局发展得都不错。

“具体来说，从我们现在面临经济社会整体的逻辑角度看，地区间、城乡间、个人间发展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并且是不平衡、不协调的。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需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完善。”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说。

老百姓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需要，民主、法制、自由、安全、生态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也是一个考验。“前两年我们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现在供给质量提高起来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到位了，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和十九大的总结，仍有1500项措施还要落地生效，发挥作用，这是体制的问题。”牛犁说。

创新量与质不同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表示，我们追求各方平衡的背后，就体现出我们目前的挑战。比如第一个平衡是讲究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说明我们目前面临着生态的危机，这本身就不够现代经济；第二个是结构失衡，各方面无论是贫富悬殊，还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结构等，都没有达到均衡；第三个是国内国外之间面临的各方面挑战；第四个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可能没有到位。

“在创新方面，我们问题更多。”王小广认为，虽然我们专利很多，但是都不是原创性的，都是底层技术的创新，数量够了，质量还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创新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十一五强调自主创新，十二五强调创新驱动，十三五把创新发展理念放在第一位，过去我们谈原始创新、基本创新、吸收消化创新，到了十九大以后，我们觉得中国要加大搞原始创新，在基层创新上，对重大的技术进行突破，这些都是新要求，而我们目前差距还很大。”

我们现在发展到了靠创新驱动的阶段，而恰恰我们追求各方平衡的背后，就体现出我们目前的挑战。比如第一个平衡是讲究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说明我们目前面临着生态的危机，这本身就不够现代经济；第二个是结构失衡，各方面无论是贫富悬殊，还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结构等，都没有达到均衡；第三个是国内国外之间面临的各方面挑战；第四个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可能没有到位。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强，创新效率还不高。我们的世界品牌很少，虽然强调要走在产业高端的部分，但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

“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创新是最核心的，政府要搞基础性的创新，因为企业动作大还赚不到钱，所以带有共性的技术政府要投入，商业化的技术由企业完成，这个战略要落实，才能建设创新型国家。”牛犁说，建设经济体系需要一个全开放的格局，我们在普通的商品、制造业领域已经开放，但在服务领域，我们的开放力量还不够，在文化、体育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我们建立自贸港、自贸区，服务领域会形成全新的格局，这需要我们积极推动。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也表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除了科技的创新，就是要把我们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整个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一方面要提升它的科技含量，另外一方面要提高它的竞争力、附加值。这两个方面应该也是我们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当中的两个难点，尤其是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需要一定的时间。

“走出去”问题多

丛屹表示，要从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就要走出去，比如铁矿石、棕榈油、石油等我们都依赖外部的资源支撑，没有支撑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体系，又如何发展呢？“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应该是一个海外投资大国，我们的海外投资刚兴起还不成功，而‘一带一路’则是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其中的风险和阻力不小，必须要有充分的预估。”

“目前改革开放行至中流，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很多问题。”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表示。

第一，“一带一路”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即外资准入门槛高、设置投资隐形壁垒等。企业应当建立国际化管理模式、加强企业间战略合作、增强形象与品牌战略；政府应尽快制定“一带一路”投资总规划、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做好风险评估应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另外，建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

第二，企业“走出去”的合规性隐忧。“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轻视尽职调查、投资情绪过热、东道国保护主义、服务机构国际化水平低等，是导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的主要原因。企业方面应增强法律意识，注重监管信息和相关法律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政府方面需加强海外投资立法、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另外，律所、行业协会方面要“走出去”、积极构建国际化团队、成立相关专业委员会扩大国内外交流，提升对外法务的服务能力。

第三，跨境电商初“出海”，多方面问题开始凸显。传统销售方式不适应、物流清关报税体系不成熟、售后体验难保证、监管问题突出是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的主要原因。企业方面要不断健全供应链体系、完善售后服务和用户体验、加强商家审核监督能力；政府方面要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制定跨境电商国际经贸规则；另外，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需联手，为跨境电子开辟绿色通道。

第四，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多，出现空心化。目前来看，境外产业园区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园区规划不合理，落户项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国企等有集聚效应的项目。企业需对接东道国发展战略、多元融资精细招商、培养园区人才、树立企业责任、尊重当地习俗；政府方面要建立产业园区工作组、完善服务体系、建立战略示范园区、加强人才培养。

第五，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融资瓶颈。金融市场不成熟、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申贷门槛高、信息不对称等是海外发展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瓶颈的主要原因。企业方面需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担保贷款额度、构建信用强企；政府方面需要发展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与国际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增强融资服务作用；另外，相关金融机构也要创新金融工具和融资方式、建立多元金融机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