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阻且长 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时代

文/本刊记者 李雪娇

道阻且长 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时代

文/本刊记者 李雪娇

如果一直向北，我们将抵达哪里？那是蓝色星球的穹顶，冰雕玉砌的王国，但如今不断北移的生态，资源开发的争议，浮出冰面的航道，这里发生的变化正在影响着你我的生活。极北之地，融化的是危机还是希望？

从人类迈入工业社会以来，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化石燃料处理，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冰川消融、极端气候、粮食减产、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空气污染等现实问题不断出现，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到了无法逃避的阶段，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参与。

今年联合国波恩气候大会于11月18日落下帷幕，我国谈判方对外表示，本次大会反映了各方关切，为《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如期完成、持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支持力度奠定了良好基础。多位国际政要和政府代表团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作出的贡献、提出的方案表示高度赞赏，并预计中国未来将有望通过经济转型实现低碳可持续的增长。

大会主席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太平洋岛国斐济。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种威胁不断增多，“无论生活在何处，人类都是脆弱的”，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倍受关注的“中国方案”

刚刚从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回京的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会议是围绕《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各国提出具体的方案，形成谈判案文进行讨论。何建坤介绍：“今年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实际上是对实施细则条文做‘加法’，充分反映各方的利益诉求，不一定要找出大家共识的解决方案，因此会议整体进行得比较顺利。”

据何建坤透露，明年谈判将对条文做“减法”，寻求各方利益的契合点，难度会比今年大得多。特别是在如何落实发达国家2020年前每年负责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问题上，各方仍存在较大分歧。

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目前距离实现承诺目标仍有不小差距。“到明年的谈判会议，各国将痛点与建议摊开，寻求气候治理意见的折中点，制定出普遍接受的方案。”何建坤如是说。

以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为转折点，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基本原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本不具有强制减排义务。即便如此，中国已经全面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当中，并自主承担减排责任。同时，在新能源、新技术领域的发展也已受到国际关注。

两年时间已过，中国气候治理实施效果有目共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经济》记者，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一方面我国践行“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将“地球建设成为共同的美好家园”的愿景。同时国内经济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的压力剧增。李佐军表示，我国从自身发展出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主动采取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市场，用实际行动彰显大国担当。

北京环境交易所应该算是最早一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相关负责人回复《经济》记者称，自2008年挂牌成立，北京环交所不断探索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的创新途径，开发了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标准“熊猫标准”，推出了中国第一张低碳信用卡，推动完成了一系列知名机构的碳中和案例。在全国范围来看，2012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自愿减排交易登记注册系统和信息发布制度，推动自愿减排交易活动。截至2017年6月，中国共备案了1047个自愿减排项目，其中超过85%来自可再生能源项目，累计备案减排量超过7000万吨。

气候治理 道阻且长

作为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大会，波恩气候大会开展背景更为特殊。在全球经济日益密切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真的可以独善其身、任性发挥吗？

中国为气候治理做出的贡献。《经济》制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气候战略中心国际部主任柴麒敏表示，时间回溯到6月1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当时除中方外，世界各国机构与企业纷纷对特朗普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或谴责，并表态《巴黎协定》不容重新谈判，坚持实施决心绝不动摇。

“美国的退出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可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会是纯粹的受益者。”柴麒敏如是评价。

《巴黎协定》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截至2017年6月6日，197个《公约》缔约方中的147个已经批准了《巴黎协定》，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6%（加上美国为83.89%）。但是，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柴麒敏认为，虽然美国的退出不会影响《巴黎协定》的法律效力，但极有可能拖延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和后续实施。甚至直接造成全球在减缓、资金和领导力等各方面的缺口，动摇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美国退出后其国家自主贡献将更难保障实施，实现全球2℃温升目标的减排缺口将持续扩大。柴麒敏表示，根据测算，美国2030年的排放将有可能达59.5（57.6-61.4）亿吨CO2e，相比于2015年美国的排放量（58.3亿吨CO2e）不降反升。其他研究机构也持相同的观点，在特朗普“去气候化”的政策情景下，美国的不作为又额外增加了8.8%-13.5%的新差距。这一新增减排缺口若由欧盟承担，欧盟2030年则需从原来减排40%的目标上升到70%左右。

美国退出后宣称将不再承担《公约》下的出资义务，气候变化资金机制及市场投资信心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截至2017年6月6日，绿色气候基金（GCF）总共收到各国捐助资金65.91亿美元，其中美国为10亿美元，占总额的15.2%，各国承诺捐资总额为103亿美元，尚余37.09亿美元资金尚未到账，其中20亿美元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拒付，占拖欠资金的53.9%。

上述波折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全球气候治理“道阻且长”，美国退出或许会对世界大国关系格局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造成全球气候治理中政治推动的乏力和大国领导的空缺。柴麒敏对记者解释：“全球气候治理需要结合实际利益诉求、原有立场分歧、合作基础等做更具体的协同和权衡。短期内要迅速填补上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缺口并不现实，政治推动乏力的情况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始终存在。”

走入新时代

气候治理在公众认识中存在误区。比如，雾霾治理与气候变化治理并不相关，应对气候变化会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对产业、贸易就业产生冲击，是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和“天花板”。包括特朗普在退出《巴黎协定》的演讲中也提到了很多气候治理影响经济、就业的数据。

但事实上，气候治理与经济效益可以相互促进。李佐军表示，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行动可以推动创新，提高经济增长。大到促进可持续发展、增强能源安全、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广泛效益。微观到实现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形成节能低碳的产业体系，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主席多次在重大外交场合提到：“《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这是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的历史方位，为此也提出了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设想。

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通过以中美元首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国气候外交和以南南合作等为平台的一系列务实行动，推动《巴黎协定》的顺利达成与早日生效，并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前后领导人的坚定发声等一系列事件中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已经从力度优先，到参与优先，再到国家利益优先。国际谈判的焦点从“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之争，到“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模式之争，再到发展权、能源、资金、市场、技术等利益之争。全球气候治理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从南北对立“两分”，到“两大阵营”“三驾马车”，再到“单边主义”和“多极合作”并存。从大的历史阶段判断，全球气候治理在过去几年已然进入了以中美欧为代表的大国博弈阶段，全球气候治理新时代已经初露端倪。

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何建坤表示，中国将积极推进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对外中国将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合作进程，体现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对内将继续努力促进能源和经济的低碳转型，完成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保护地球生态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伴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出彩，必将推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