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官员“服章”成了权柄象征

浦江客

唐肃宗时，洛阳县尉柳延穿着黄色便衣外出，被巡官拦住盘问。县尉只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责他违反夜行法禁的巡官，应是他的属下。但巡官不认识这位新来的上司，见对方出言不逊，竟喝令手下逻卒一起上前，将柳延痛殴一顿。此事上达天听，肃宗下诏：今后凡有品阶的官员，在履行公务时一律正规着装，并在品服颜色上进一步细化品级区分，确保“只认衣衫不认人”，避免再闹以下犯上的笑话。

洪迈《容斋随笔》中就有《唐人重服章》一篇，以杜甫、白居易诗句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唐朝官服制度画卷。这幅唐朝官服制度画卷中的底色，一是品色制度，二是章服制度。

所谓品色制度，是以官员品级的不同而配以不同颜色、质料、纹样官服的制度。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一品以下文官，并带手巾、算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带手巾、算袋者亦听。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錀石带。”于是，有唐一代官员紫、绯、绿、青的服色格局奠定基础，后世皇帝只是适时加以调整而已。

所谓章服制度，是与品色制度相配套使用的腰带制度，即官员随身佩戴鱼（龟）袋的制度。

鱼袋，是唐、宋时官员佩戴的证明身份之物。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始，赐五品以上官员鱼袋，饰以金银，内装鱼符，出入宮廷时须经检查，以防止作伪。武则天时，曾改佩鱼为佩龟。三品以上穿紫衣者用金饰鱼袋，五品以上穿绯衣者用银鱼袋。随身佩鱼的目的，一是用它作为朝君应见的凭证;二是用来明贵贱、辨尊卑、严内外。白居易形容“衣鱼”之句“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就非常生动形象。

唐代章服制度化之后，百官请朱紫之服，必须经过朝廷严格考效，够资格者方才授予。一是能政赐服。官员为政一方，尽心尽力，且政绩突出，被皇帝知晓后往往赐服以资鼓励。二是忠诚赐服。对于效忠天子、大公无私之士，唐廷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以促使更多的大臣效仿。三是异才赐服。官员有与众不同的才能，深得皇帝赏识，故赐服以资表彰。

对于皇帝而言，赐服只是利用臣僚对御赐章服的艳羡心理，将服饰的实用功能与奖罚机制联系在一起，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官员赐服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尤其是紫、绯二色的显贵地位，极大地冲击着时人的观念。相传唐代名相颜真卿原任醴泉尉，欲去报考唐玄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他先向一个善于看相的尼姑询问前程。尼姑说：“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颜真卿又问：“官运到头，能到五品吗？”尼姑笑答：“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着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尼姑指着座上一块紫色的餐巾说：“颜郎衫色如此。”果然，颜真卿名列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其后仕途一帆风顺，公服颜色由碧而绿，再染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虽然问尼姑前程之说不可信，但官员们渴望“染袍赤”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

然而，赐服并未经过严格的考核程序，仅由皇帝个人主观意志所决定，随意性很强。唐至德元年（756），李泌以宾客身份随唐肃宗行军。军士在背后议论说：“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肃宗听到后，马上赐“紫袍以绝群疑”。赐服在终唐一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尤其是盛唐以降，赐服无度，甚至出现借服、僭越等现象而屡禁不止。

武则天时，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给武则天，说是“臣梦见陛下八百岁”，武则天大喜，即授其拾遗，又升郎中。他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武则天又特赐佩带鱼符。但是他官阶未入五品，这个本该与绯服配套的银鱼袋，只好“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来朝廷又有变通，作为一种对官员的褒奖，凡品卑不足以服绯服紫者，也可以将公服鱼袋成套一起出借。唐人文集中常有《谢赐绯表》一类文章，说的是本官阶在五品以下，特蒙赏可将五品公服“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成套出借。

唐代官服之制，开辟了中国古代服饰赏赐制度的新道路，曾经为巩固政权发挥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赐服不经过严格考核程序，仅由皇帝主观意愿来决定，发展至后期，赐服制度愈加形式化，逐渐行使无力，制度松弛，赐服制度终被湮没。

（摘自《人生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