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的升迁高速路

赵冬梅

我们从一个王朝后期的历史里，常常会读到当时人对制度弊端的种种批评。同样的制度，在王朝的前中期运行良好，到了王朝后期忽然就“不灵”了。这种不灵，有的是因为世易时移，形势变了，制度没有跟上;有的是因为制度本身已坏——背离了它的设计意图或者初衷。

这样说的前提，是我对帝制国家利益结构的基本认识。第一，在帝制中国，皇帝、官僚和老百姓构成一个朝廷国家，古人说的“江山社稷”就是这个朝廷国家。朝廷国家有它的整体利益，这个利益就是长治久安。长治久安最上层的内容是皇帝延续统治，最下层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它具有上下兼顾的整体性。第二，朝廷国家具体体现为一家一姓的统治，因此，皇帝的根本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基本一致。第三，官僚集团的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不尽一致。官僚本应服务于皇帝和朝廷国家的利益，但是，传统社会的忠臣首先是孝子，官僚虽然不会公开宣称家族利益高于朝廷国家的利益，但是家族利益在他们的选择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官僚的家族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官僚会利用手中的权势改造制度，让制度服务于家族利益和小群体的利益，从而对朝廷国家的利益构成实际上的侵蚀。

唐朝中期以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新旧两套职位体系。一套是原来就有的，在中央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在地方是州县两级地方政府。还有一套是新出现的，主要集中在军事和财政两个领域，也是中央和地方都有，它们构成了唐朝国家机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體系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节度使，那是唐代中期以后统帅边防军、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力量。新体系机构提供了大量新职位，比如节度使的幕府班子，人数众多。

唐朝政府一方面要鼓励优秀人才“出得去”，进入新体系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这些优秀人才能够“回得来”，在新旧体系之间根据朝廷国家的需要自由流转。“回得来”的问题比较好解决，通过政策调整，提高京官俸禄，大大提升了旧体系的吸引力。

在解决“出得去”的问题上，唐政府的做法是：给每一个进入新体系的官员一个旧体系之下的职位头衔作为级别标志。这个职位的品级要高于官员原有的职务级别，比如原本是从七品上的官员，出去的时候可以带上从六品上的头衔。这个头衔不白带，等到此人在新体系中的工作结束，奉调还朝的时候，他那个从六品上的头衔可以从优兑换成旧体系下的新职位。而且，唐王朝还给这些曾经下去锻炼的官员建立了特殊的荐举提拔制度。这项制度设计，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挂职锻炼”。

“挂职锻炼”成了官员升迁的加速器。经过“挂职锻炼”的官员可以相对容易地升迁到中央政府的中层乃至高层职位。

“挂职锻炼，加速升迁”，既出得去，又回得来，实现了人才在新旧体系之间的流动，满足了国防、财政等新兴部门对人才的渴求，同时，又将新体系下人才的迁转纳入整个官僚体制运行轨道中，保证了国家用人制度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制度虽好，但是很快就被高级官员玩坏了。朝廷规定的是中央官挂职地方，服务满两年才可以作为特殊人才得到提拔。可是那些高级官员子弟从中央领了任命，到地方虚晃一枪，没过几个月就脚底抹油走了，到时候照样作为特殊人才得到提拔。又比如，朝廷规定，新科进士授州县佐官，任职不满两年不得入节度使幕府。但是，高级官员子弟带着州县佐官的头衔进入幕府，“两请俸料”，一个人占两个位子，领两份薪水，还要享受“挂职锻炼”的升迁便利。

高级官员集团为子弟所做的安排不止“挂职锻炼”这一条，它是一整套的，从科举就开始了。唐朝科举的录取是允许人为操纵的，还没考试，第一、第二就已经排好了。不是高官子弟或者得不到达官显贵的推荐，根本不可能考中。接下来就是“挂职锻炼”，考中科举之后，这些新进士就或真或假地下去“挂职锻炼”，镀金镀银，不走寻常拥挤路，回来就可以很快升上去，占据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直到宰相。

于是，在唐代后期就出现了这样一条高官为自家子弟所开辟的“升迁高速路”。唐中央开辟“挂职锻炼”通道的初衷，是要在新旧职位体系之间实现人才的沟通与共享，让新旧体系成为一个整体。但是，高级官员对家族利益的追求却造成了恶劣的后果，那些有办法通过“挂职锻炼”通道获得快速升迁的官员，其实多半没有“挂职锻炼”的经历，他们是假挂职，真升迁。

而那些真正在地方，特别是在藩镇老老实实服务的基层官员，却很少能获得进入中央工作的机会，完全变成了地方性的官员。

“挂职锻炼”制度本来是一座桥，把新旧职位体系联成一个整体，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的作用。“升迁高速路”的营造，让高级官员集团垄断了中央职位，断绝了新体系中下层官员回到旧体系的希望。归来无望的新体系官员于是紧密地团结在藩镇势力的周围。以高官集团为核心的“中央官”与以藩镇为核心的“地方官”分裂成了两个群体。这种分裂，加剧了藩镇的割据，削弱了唐中央的统治基础。这个过程背后的推动力，就是高官集团的私心。私心凭借权势改造了制度，也为自身的灭亡挖好了坟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当唐中央走向灭亡，那些为家族利益算计得无比清楚的高官集团也随之失去了权势。取代他们的，正是那些追随藩镇的地方官。

（摘自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与制度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