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贫困户学会在深海里游泳

王芳

从本质上讲，相当一部分的农村贫困是一种能力性的贫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因此，从脱贫致富的长远发展角度上看，要让能力缺失的贫困户尽快学会“在深海里游泳”。

转变扶贫认知能力，消除致贫因素

“精准识别的时候，为了争当贫困户，一些非贫困户天天到村委上演闹剧，被评上的贫困户还以此为荣。”

“就算你给他十头牛，如果他自己不想发展，天天坐在墙根晒太阳，等这几头牛卖了，钱花光了，还是啥都没有，很容易返贫。”

“一些贫困户甚至认为，政府反正要给我们东西，饿不死。”

《经济》记者在采访和调研时发现，部分第一书记反映贫困村脱贫的难点在于贫困户对于扶贫的认知能力有误区，内生动力不足。对他们的帮扶越多，带出的懒人也越多。

国务院扶贫中心原副主任何晓军对《经济》记者说：“脱贫的最终目标是让贫困户有能力发展，而不是一味地帮他发展。如果贫困户不具备发展的能力，你只能像保姆一样，是难以持久的。20多年前，我们的扶贫投入还不多，当时老百姓为了村里的公共事务和后代的发展，主动提出卖掉自家唯一的牛，甘愿做出那么大的牺牲，虽然这种行为并不值得鼓励。但现在有些情况的确需要我们反思。以前贫困户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现在是宁肯受穷不愿受累。因此，现在我们的帮扶需要更注重长远效益，为贫困户提供信息、政策、技术的外部支持，但一定要让贫困群众认识到自己才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主人，是发展的主体。同时，提倡项目要有一定的竞争性，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让他们自己学会在深海里游泳。”

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区域的减贫与脱贫，既需要外部的帮扶，更需要自身内在的动力。吉首大学扶贫与发展“2011协同创新”中心冷志明和殷强认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要致力于消除各种致贫因素，如能力、生态、空间、文化、经济等致贫因子对减贫脱贫的制约，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企業和产业培育、空间格局优化、软环境建设等提升帮扶对象的自身减贫脱贫能力。

激发农民创造能力，避免大包大揽

“穷则思变，温州人当年如果不是借助改革开放，观念大胆又有经商的理念，说不定今天还是一个穷困的渔港小城。目前，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穷惯了，又比较恋家，不愿走出去接受新鲜事物，缺乏敢闯敢拼的精神，因此扶贫需要从思想观念上对贫困户进行鼓励、示范和引导，但决不是包办。”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施祖麟说。

施祖麟向记者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以前我到贵州时，贵州农科院的老师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们通过亚洲银行贷款，帮助村民解决了自来水的问题，改善了当地的生活环境。条件好的人家还盖起淋浴室，原来的泥路也修成了硬路，后来村民们又接受培训开始种果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村里订下村规，不能随便砍树。并且基于水资源管理的需求，计算出每方水多少钱，做到收支平衡。我们跟踪了两年，运行良好。”

兰州大学副校长高新才认为，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农村贫困人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从教育出发具备的基本知识能力，基于土地的资源整合能力、基于产业的技术应用和管理能力、基于电子商务等的信息利用能力以及基于就业的社会参与能力和人才要求流动能力。

要提高贫困户的这些能力，并非一朝一夕。有些干部认为脱贫时间紧、任务重，不去认真倾听扶贫对象的想法和意愿，认为扶贫对象素质低、无需考虑其意愿和能力的想法和做法。表现上看，任务完成了，但实际上挫伤了扶贫对象自我发展的信心和积极性，损害了扶贫对象未来发展的能力。

“因此，扶贫在发展产业项目，涉及百姓切身利益时，要仔细调研，充分沟通，征求民意，做好监督，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做出比较符合的项目和规划，这需要花不少时间，而且工作方法也要到位。不仅贫困户本身，农村干部以及帮扶书记也要不断加强学习和培训，尤其是专业的培训，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何晓军强调。

优化评价标准，兼顾软环境建设

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既对个人和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提出要求，同时也是考验政府、企业等帮扶主体的决策和执行能力。施祖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对扶贫干部的评价机制上，要综合全面，立足长期效应。否则，大干快上、盲目上项目的扶贫方式容易出现形式主义、数字化脱贫的现象。

脱贫有时间节点，干部驻村任期一般也只有1-3年，要想在短时间内干出成效，“上项目、搞产业等‘硬动作看得到，能量化，实际上，创造和谐稳定、团结互助、正气文明、移风易俗的村风村貌等软环境也应被关注。”有些第一书记向记者表示。

“第一书记的办法是好的，要派遣有事业心、责任心和爱心的人去。能带来资金和项目是好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更不能以此作为考核扶贫干部的硬性指标。”施祖麟指出。

对此，何晓军说：“第一书记的工作重点是政策的宣传、信息的沟通，最重要的是做好规划。事实上，做规划本身就是村民对自己家乡规划的发展前景。某种程度上，建立公开、透明、协商的机制比搞项目更重要，更利于培养当地人的能力，实施村中的决策、管理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