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子被逼出来的“冒籍”

十年砍柴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帝虽然已经六十七岁了，但一点也不糊涂，而且精力旺盛。七月的一天，他突然决定在宫内接见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通判，只是一个正六品官，能得见天颜可谓皇恩浩荡了。

可麻烦就出在这“皇恩浩荡”上。皇帝见官员，一般首先问籍贯、履历、家世，张廷泰说自己是顺天府（今北京及周边河北数县）人氏，可精明的乾隆帝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这在当时是大事，一则本地人在本地当官，违反回避制度;二则张某可能是冒顺天府籍在京師参加的科考。尽管张廷泰回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但乾隆还是大怒道，我就凭两句话便听出了张某说的是南方口音，你们那些“审音御史”是吃干饭的吗？

何谓“审音御史”呢？这是专门为打击“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设置的。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籍贯，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参加科考。清朝对考试报名地点有严格规定，其祖父在某地入籍二十年以上，当地有祖坟、田产、住宅，才能在当地报名应试，后来改为考生本人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应试。朝廷如此防范“冒籍”，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统帝国各地的利益，维护政治稳定。不过，规定也有例外，国子监的监生（国立最高学府）即使籍贯为外省，也可在顺天府参加乡试。所以，当大官的只要给儿子弄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就可以来北京考试了。

实际上，宋代就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当时版图没有明清两代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平衡，因此这一规定并不十分严厉。到了明清两代就不一样了，帝国疆域广阔，士子众多，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对某些地方进行政策性倾斜是必要的。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绍：

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边远省份录取名额少，但参加考试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发达，像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地区的士子若“冒籍”应考，显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首都所在的直隶省得到朝廷的照顾，其录取名额多，但其本地士子的考试水平不如江浙等省，这也是江南士子喜欢在顺天“冒籍”的原因。

其实，不仅是考举人的乡试，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阶梯——考生员（秀才），难易程度也不一样。齐如山先生说，他的家乡直隶高阳在文风盛时三十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员，而同一省的涞源考生常常不够应录取的名额，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溜就可以中秀才。由于生员录取是以县为单位，童生们彼此熟悉，因此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发。

乡试以省为单位，而且考取举人的利益更大，那么防范“冒籍”则难度更大，只能用严刑峻法待之。据明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对“冒籍”处罚非常严厉。万历十三年（1585）乙酉科顺天乡试后，“冒籍”之说纷起，给事中查明冯诗等八名浙江秀才“冒籍”在顺天考试。奉旨查办，冯诗等二人枷示于顺天府前，并和其他六人都发配为民，禁锢终身，即终身剥夺考试资格。八人中有名史纪纯者，他父亲是翰林编修，也被革职。同时，一干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这个案子是怎么起来的呢？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原来是北京所在的顺天府的某位秀才向中央政府告发，好几位浙江人是“高考移民”，冒充直隶省的籍贯考取举人，妨碍了京畿秀才的前程。

不过，王朝处罚“冒籍”有如松紧带，不同皇帝在位，其严厉程度不一样。嘉靖年间，有个超级考试牛人、浙江绍兴籍的陶大顺，“冒籍”顺天考了个经魁（前五名）——这也发挥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发，剥夺举人资格。但是，这次朝廷很仁慈，没取消他日后的考试资格，过了几年他在浙江乡试中考了第四名，紧接着登乙丑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即专司纪检监察的二把手。

明亡清兴后，“冒籍”的这种把戏仍然时有发生，清朝打击“冒籍”一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即凭其口音确定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1745），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员，审音御史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送顺水人情，于是就出现了乾隆爷痛斥审音御史“殊失敬事之义”一幕。

考察明清两代“冒籍”的案例，发现浙江士子特别是绍兴府的士子比较多，其原因：一是浙江文风鼎盛，乡试的竞争激烈程度一点不亚于江南乡试，而绍兴文风又是浙江最盛的。二是绍兴多师爷，全国各府县的衙门离开绍兴师爷就无法运转。绍兴师爷成为一大地域性产业，师爷们彼此沟通信息，知道哪个地方考秀才或举人容易，找谁疏通关系从而可以成功“冒籍”。

在这些绍兴师爷中，许多人就是在浙江考不上举人的落第秀才，估计他们为出自北方各省的老爷当幕僚时，心中很可能有种不公平感：你是老爷我为你打工，如果我当年在你的家乡参加乡试，没准坐在堂上的老爷就是我。

可见，江南士子“冒籍”参加其他省的乡试，这都是被逼的呀。

（摘自 《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