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下的士大夫之气

赵冬梅

明朝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廷杖。清人所修《明史·刑法志》云：“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这几样创造，实际上并无法律规定可以遵循，可是明朝人“踵而行之，竟于末造”，甚至到南明小朝廷风雨飘摇了，还舍不得放弃，的确令人叹息。然而我不打算叹息，我想分析。

首先，为什么说廷杖是明朝的创造？吴晗说：“廷杖打的是大官，喝打的人，却是皇帝或太监，打的地方，就在殿廷，这就叫廷杖。”言简意赅，不是很准。比如“大官”就不太准，实际上六七品官最多。因此，我们需要给廷杖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

明朝的廷杖有四个特点：第一，行刑的对象主要是中央官员，特别是中级官员和言官。中央官因为得罪皇帝直接受责，这是廷杖的第一大特点。

第二，行刑的地点在壮丽的宫城殿宇之间。

第三，廷杖的行刑具有强烈的仪式性。首先要宣读圣旨，将受刑人从肩膀到后背捆结实了，另外有一人把受刑者的脚捆起来，这样就不会乱动了。就这样，受刑者从上到下，都被捆好，只露出大腿接受杖刑。行刑者用绳子从四面牵拽固定受刑者。每打之前，必先呼“打”。

第四，在当时以皇权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中，廷杖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已经成为明朝的政治传统，不容置疑。

按照这四个标准衡量，“廷杖之法”的确是明朝的独创。金元皇帝打杀过官员，也不觉得打杀有什么不对，但没有这么制度化、仪式化。华夏皇帝，东汉明帝、北周宣帝、隋文帝、唐玄宗也打过，唐玄宗甚至有“决杖朝堂”的行为。但是，他们的相关行为，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都是被否定的不正当行为。

比如说，被唐玄宗宣布“决杖朝堂”的臣子，按记载有三例：洛阳主簿王均，是宰相张嘉贞为了灭口，直接让人将其打死的;秘书监姜皎，三品高官，死在了流放途中;监察御史蒋挺，“决杖朝堂”的诏旨已经下达，遭到了宰相张廷珪的抵制，理由是“御史有谴当杀，杀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广州都督裴伷犯罪，张嘉贞援用姜皎的例子，劝玄宗对裴伷“决杖朝堂”，张说宰相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是不对的。“刑不上大夫”，因为他们靠近君主;“士可杀不可辱”。从前姜皎得罪，官至三品，而且有功劳，如果犯罪当死就应该直接判死刑，唯独不该当廷羞辱，用对待大兵的态度来对待大臣。往事不可追，姜皎的事儿也就算了，但是裴伷绝不能再这样羞辱，那就滥了！玄宗本来就对姜皎感到抱歉，于是表示同意。

士大夫之所以有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资格，是因为他们是贤者，是有道德操守的一群人，尽管士大夫同样会犯法，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君主要承认并尊重他们集体人格的高尚。因此，即便其中的某些成员发生了犯罪行为，也要本着尊重其集体人格的精神，予以特殊关照，不能像对待普通老百姓那样直接适用普通法律。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某个特定阶层所拥有的尊重与体面？必须承认，这跟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肯定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的“人人平等”，正是从某个特权阶层的权利伸张开始的。13世纪初，通过《大宪章》，英国的贵族伸张了自己的权利;17世纪，约翰·洛克宣布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而独立的，拥有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18世纪，洛克的思想被写进美国《独立宣言》，然而《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一开始只是白人男性，不包括有色人种和女人。黑人的平等权利要到19世纪美国内战以后才用文字写了下来，而跨越性别的政治平等观念则要到1920年才出现。

尽管并不同步，传统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文化、观念的下移和扩散。从西周的贵族到秦汉的官僚;从东汉的世家大族、东晋的门阀政治，到宋朝的科举士大夫;从北宋的精英在中央在政府，到南宋的精英回乡建设地方社会。掌握文化的群体在扩大，文化也随之下移、扩散。中国君主专制的特点是，出现得格外早，而且稳固，其下没有可与之抗衡的贵族。在这样的专制皇权面前，士大夫这个特定阶层所拥有的尊重与体面是格外重要的。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元朝是北狄统治，水平有限，元朝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特殊，不正常，随着蒙古人的离去，他们的影响理应消退。但是明朝不一样，这是一个汉人所建立的“得国之正”远远超过唐宋的王朝，根红苗正。按道理说，明朝所发生的一切影响都会被视为华夏传统，包括廷杖这样野蛮的东西。

第一个被打的人叫茹太素。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五星紊度，日月相刑”，发生了星变，也就是天相的异常，这属于“灾异”。按照华夏传统，灾异发生，乃是上天示警，人间统治出现了缺失，当此之际，应当广开言路。朱元璋于是顺应天心，下诏求直言。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封万言书，指责朱元璋用人不明。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斥责，“杖于朝，以其书示廷臣”。几乎所有人都说茹太素“大不敬”“诽谤圣上”。只有宋濂说了一句实话：“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朱元璋竟然肯听纳，第二天晚上又让人给他读茹太素的萬言书，竟然发现了四件可行的事情，于是他愤愤地说，我求直言，是想让他谈现状，这家伙写这么一大篇，把我都弄糊涂了。茹太素说的事情，五百个字不就搞定了吗！于是，朱元璋下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

廷杖摧毁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廷杖淫威之下，出现了“以冷淡的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的大多数，以及不怕死、讲气节的极少数。

孟森先生以清朝与明朝相对照，却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清则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我是学宋史出身，读明史到“廷杖”一节，深为华夏政治文明的堕落而痛惜。孟森先生是前辈大家，执清以观明，竟然看到了“美俗”，我只有徒呼奈何了……

（摘自《法度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