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沃德：向世界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钟

文/黄晶 贾国伟 张望 李堂军

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成功的社会活动家，她专业功底扎实，见解独到，精于写作并擅长演讲。1972年，她和杜博斯合作完成联合国委托的《只有一个地球》报告，报告在当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发布，向世界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钟，她的名字开始为更多的人所熟悉。

天资聪颖，成为英国知名人物

芭芭拉·沃德1914年5月23日出生在英国约克郡赫沃斯村（Heworth），15岁那年，沃德进入法国巴黎一所国际私立学校莫里埃高中（Lycée Molière）读书，在这里沃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很快学会了法语并以优秀成绩考入索邦大学。大学学习期间沃德多次赴德国游学，凭借出色的语言天赋，她学会了德语。

1932年，沃德从法国回到英国，就读牛津大学，攻读刚开设不久的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专业。沃德学习成绩优异，兴趣爱好广泛，她喜爱跳舞、表演、击剑等活动，多次参加歌剧演出。1935年，沃德获得牛津大学一等荣誉学位（First-class Honours Degree）后，继续攻读政治学研究生。其间，她获得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奖学金，并担任了牛津大学扩展讲座的讲师，多次在剑桥、牛津和工人教育协会（the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等授课。沃德在授课的同时坚持研究和写作，1938年，年仅24岁的沃德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国际分享》（The International Share-Out），书中探讨了富国和穷国之间差距日益扩大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由于沃德的语言天赋和文字功底，该书广受好评，一位书评家评论道：“沃德小姐的书既写得令人愉快，又让人易于阅读。”第一部著作的成功激发了沃德的写作兴趣和信心，她更加勤奋地写作并不断向《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都柏林评论》（Dublin Review）等杂志投稿。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沃德的能力得到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认可，1939年，汤因比为沃德提供了一份在研究所从事新闻宣传的工作，但很快因战争爆发而中断。随后，汤因比把沃德推荐给了他的好友、《经济学人》杂志编辑杰弗里·克劳瑟（Geoffrey Crowther）。经过两周试用期后，沃德正式被《经济学人》杂志录用，她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50年。沃德最初担任克劳瑟的助理编辑，不久因战争需要，编辑部的很多职员被派往战时政府有关部门工作，克劳瑟也是如此，沃德由此成为一名负责采编国外新闻的编辑。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战争年代内，《经济学人》杂志仅剩沃德和蒂尔曼（Tyerman）两名编辑，她们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保证了杂志的正常运转。沃德报道了许多关于战争的情况，发表了大量反对法西斯、呼吁和平的文章，沃德的影响力由此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二战”支持同盟国。为了和美国更好地合作，1942年英国政府组成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沃德被选为代表团成员。访问期间，她采访了罗斯福总统夫人、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等多位美国重要人物，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43年，沃德应邀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一个广受欢迎的节目《智囊团》（The First Brains Trust）的嘉宾，在节目中负责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深受听众喜爱，成为英国的知名人物。

1946年，沃德申请赴德国参加了纽伦堡审判，其间她认识了后来担任约翰·肯尼迪总统顾问及驻印度大使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并成为挚友。加尔布雷斯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芭芭拉·沃德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既有罕见而精致的美貌，又有令人震惊的表达天赋。”从德国访问回国后，她受邀担任了英国广播公司和老维克剧院（the Old Vic Theatre）的主管。

1947年，沃德第二次访问美国，采访了美国时任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访问期间，沃德应邀在法兰克福家中参加晚宴，其间她听到艾奇逊介绍即将出台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在《经济学人》杂志工作多年的沃德敏锐预感到，马歇尔计划将对推动英国战后经济复苏起到很大作用。为此，马歇尔计划出台后，沃德迅速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提议，建议英国尽快加入马歇尔计划。英国政府采纳了沃德的建议，后来成为马歇尔计划中得到贷款最多的国家。

援助发展中国家

1 9 4 3年，沃德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罗伯特·杰克逊，杰克逊1911年出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曾在海军服役，1941年进入英国财政部任职。在和沃德相识时，杰克逊担任了英国中东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的顾问，负责为英国控制的中东地区难民提供食品。杰克逊对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很感兴趣，和沃德交谈很投机，在反对战争、援助发展中国家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点，两人情投意合，虽然他们因工作忙碌很少在一起，但感情持续升温，很快成为恋人。之后，杰克逊先后担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副总干事和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联合国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依（Trygve Lie）助理、澳大利亚国家发展部门（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咨询专家等职务。1950年10月，杰克逊返回英国财政部工作，1个月后，相识7年的杰克逊和沃德在费利克斯托小镇的一个天主教堂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英国财政部委派杰克逊负责英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政策咨询和发展援助工作。沃德辞去了《经济学人》杂志编辑工作，随杰克逊参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工作。1952年，她和杰克逊访问印度，参与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评估工作，他们会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美国驻印大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等重要人物，并和甘地、鲍尔斯成为好友。后来，英迪拉·甘地担任两任印度总理，鲍尔斯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国务卿，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沃德在国际事务工作与活动中发挥作用起到了帮助。

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先后担任牛津大学讲师、《经济学人》杂志编辑和哈佛大学教授，热心发展中国家援助工作并关注环境保护问题。1972年，她和杜博斯合作完成人类环境会议的背景报告《只有一个地球》。1976年沃德被英国授予男爵夫人爵位，2000年被《时代》杂志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和富有远见的人。

1953年，英国政府任命杰克逊担任沃尔特河项目筹备委员会（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 of the Volta River Project）主席。沃尔特河项目是位于加纳的一个大型水力发电和炼铝工程，其设想源于英国地质学家艾伯特·凯特森（Albert Kitson）1915年对这个曾经是英国黄金海岸殖民地的一份地质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是在加纳建立一个大型水电站，利用水电把当地的铝矾土冶炼成铝，但该项目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未得以实施。随着对铝矿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大，英国政府准备启动沃尔特河项目。由于该项目工程庞大，需要协调有关国家关系和开展国际合作，英国政府决定委派杰克逊担任项目筹备委员会主席，一方面是因为杰克逊既有丰富的大型项目管理经验，又在联合国担任过重要职位而具有丰富的国际工作经历；另一方面也因为其妻子沃德活跃于国际场合，可以协助他开展相关工作。事实上沃德后期在说服肯尼迪政府援助沃尔特河项目中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加纳期间，沃德结合沃尔特河项目的工作经历与研究，先后出版了《西方政策》（）和《信仰与自由：西方社会研究》（），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

1954年，沃德专程赴美国听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演讲，他们成为好友，史蒂文森还介绍沃德认识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加尔布雷斯当时是哈佛大学的教授，1955年他邀请沃德到哈佛大学演讲，但因当时沃德怀孕而推迟。

1957年，沃德在乳腺癌手术治疗后赴哈佛大学演讲。这次演讲取得很大成功，沃德的能力得到认可，应加尔布雷斯之邀她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重点研究发展援助问题。沃德获得了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为期四年的资助，每年在哈佛大学工作三个月，其余时间用来对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访问。沃德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她发表了多篇论文，还出版了《富国与穷国》（）、《改变世界的五个想法》（）及《印度和西方》（）等专著。《富国与穷国》分析了造成穷富差距的原因，并探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可行性与效果，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产生了影响。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读了《富国与穷国》之后专门邀请沃德访问白宫，与她就对外援助问题进行讨论，由此也可以看出沃德关于发展援助研究观点的影响力。

人类一起生活在一个飞船上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和发展援助研究以及参与项目的实践，让沃德越来越感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援助需要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沃德对环境的研究反映在她1966年出版的《地球宇宙飞船》（）之中，她在书中写道，“我们的星球只不过是我们作为人类必须生活在其中的胶囊。我们依靠一小块土壤和一个更大的大气层来维持生命本身。两者都可能被污染和破坏”。

当然，“地球宇宙飞船”这个词并非沃德所创，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9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撰写的《进步与贫穷》（）中，乔治在书中把地球比作一艘海军船，他说“这是一艘供应充足的船，我们乘坐它在太空中航行”。1963年，美国建筑师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首次提出“地球宇宙飞船”概念，将地球比作宇宙飞船，认为人类是飞船的乘客，呼吁人类必须照顾好这个飞船。富勒的观点很快得到认同，影响了许多研究人员和公众人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1965年发表的《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一文提出，地球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行星，像一艘宇宙飞船，船舱就那么大，船上没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人是船上的“乘客”，不能随意污染环境，否则只能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同年，已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史蒂文森，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引用了富勒关于“地球宇宙飞船”的观点，呼吁世界各国要认识到人类一起生活在一个飞船上，依赖于飞船上有限的土地和空气，需要共同保护我们的环境。沃德受史蒂文森等人的影响和启发开始撰写《地球宇宙飞船》一书，她在支持地球宇宙飞船概念的同时深化了关于资源与财富分配的认识。她认为，合理的社会规划、更好地分配经济财富、遵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的伦理，是大规模生存所必需的，人类必须在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1966年又发表了《即将到来的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并由此提出循环经济理论。鲍尔丁1968年称芭芭拉创造性地描述了“地球宇宙飞船”，用简单的语言精练总结了时代发展的困局，展现了她为保护我们生存的地球而不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减少贫富差距所作的努力。

1967年，应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的邀请，沃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发展讲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坐落于纽约市曼哈顿，由于地利之便，学校和联合国总部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联合国多名卸任的副秘书长或助理秘书长曾在哥大任教，为沃德加强与联合国机构的联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起初哥大经济学领域教授大多对沃德的学术研究并不认同，但她接下来的工作让人刮目相看。

到哥大不久，沃德牵头承办了《发展中的伙伴》（）报告发布前的讨论会。《发展中的伙伴》报告由加拿大前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莱斯特·皮尔逊领导的国际发展委员会编写，国际发展委员会由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推动设立，其目的在于评估审查世行20年来的发展援助成效。为了编写《发展中的伙伴》报告，国际发展委员会在皮尔逊的领导下多次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磋商，联合各发展合作伙伴从“道德层面”和“利益层面”提出了国际援助方案。报告提出，发达国家或称捐助国，应该每年将他们0.7%的国民收入总值（GNP）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基于两条理念，一是道德理念：幸运者有责任帮助贫穷者；二是广义自我利益理念：在高度关联的世界经济中，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会反过来促进发达国家的福利。《发展中的伙伴》报告的出台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认为是目前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模式的起源。由于该报告的重要影响，沃德在其中所做的工作受到关注和肯定。

“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进程的加快，传统工业化在创造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大范围破坏生态环境，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的关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也受到更多的重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了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八大公害事件。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促使人类环境意识开始觉醒。1969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于1972年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第一次围绕环境问题召开的世界性会议，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会议筹备进展缓慢，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邀请莫里斯·斯特朗作为会议秘书长，希望他来加快推进筹备工作。斯特朗对沃德的能力十分欣赏，他邀请沃德和杜博斯（Dubos）共同领导编写《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作为人类环境会议的基调报告。沃德前期对减贫和社会问题有研究基础，对地球生态脆弱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关注，两位作者合作融洽，杜博斯为报告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沃德承担了主要的编写任务。他们从许多知名人士那里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融合了来自自然科学、社会学、哲学、宗教等众多领域专家对于环境保护的看法，创造性地开展报告研究与编写工作，并先后向来自58个国家的152位通讯委员会成员征集对报告初稿的意见建议，最终形成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参加者和公众提供了一份概念纲要性的重要报告，报告不仅涉及最明显的污染问题，还将其与人口问题、资源问题、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困境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探讨。

《只有一个地球》于1972年6月在大会上由沃德向所有参会者报告。报告发挥了确定基调的作用，其中的许多观点被写入了《人类环境宣言》，成为世界环境运动史上的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献。报告提出“不进行环境保护，人们将从摇篮直接到坟墓”，得到了参会者的广泛认同。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沃德提出“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为发展中国家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鲜明的定位。在人类环境大会上，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演讲中指出“贫穷才是最大的污染”，呼应和支持了这个重要的观点。1980年，印度授予沃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奖，以表彰她为促进国家间了解和友好作出的卓越贡献。

《只有一个地球》对后来推动环境与发展及形成可持续发展理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报告中提出“明确定义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护地球，使其成为不仅适合现在而且适合后代生活的地方”，这段文字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早期定义之一。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的著名定义“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中，的确可以找到这个早期研究的痕迹。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世界各国首次一致认为环境问题是国际议程的重要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达成了关于设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协议，规划署由斯特朗负责推动筹备。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还成立了著名的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1971年，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安德森成立了国际环境事务研究所（IIEA），因为他意识到有必要了解他的工业如何影响地球，他的公司参与了位于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湾开采石油的工作，由于围绕北极圈和野生动物的环境影响的争议，输油管道的建设被推迟，且成本也被推高。在沃德撰写《只有一个地球》时，IIEA的同事们也参与其中并与她密切合作。他们还帮助组织了一个由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帮助报告各章节的审稿工作。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结束后，斯特朗建议安德森邀请沃德来领导IIEA。她同意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把贫穷和社会正义等国际发展问题列入关切事项，并将名称从国际环境事务研究所（IIEA）改为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沃德还提出，研究所的总部应该从美国迁往英国，因为她认为当时欧洲与美国不同，很少有非政府组织关心国际环境问题。

沃德的建议很快得到认可，1973年她回到英国改建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并担任所长。IIED由此成为致力于全球更可持续和公平发展的国际政策研究所，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总部位于伦敦，并在华盛顿设有办公室，通过与发展中国家长期广泛合作而活跃于全世界。这种合作使得该研究所与众多机构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从小型农场主到大城市贫民区居民，再到国家政府和地区非政府组织、国际研究机构等。

在沃德的领导下，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长期关注和研究环境与发展问题及其相互关系。20世纪70年代研究所开始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环境和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传播，80年代他们通过研究报告探讨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90年代研究所与合作伙伴一起开展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与基础案例。进入21世纪，研究所重点支持这些解决方法在实际层面的应用。

1973年以来，IIED从6人增加到60多人，积极致力于应对全球重大挑战的研究，主要涉及5个领域：一是自然资源，包括干旱地、可持续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畜牧，以及森林和土地利用；二是人居问题；三是管理，包括千年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和评估、全球治理、治理项目剖析；四是气候变化；五是可持续市场，包括可持续发展经济、市场结构、环境经济学、贸易和投资、旅游、矿藏开发和可持续发展。该研究所努力与来自低收入国家和贫困社区的人民、团体、政府合作，从小农和大城市贫民窟居民到全球公民联盟、国际机构和企业参与者。他们认识到高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扭曲了秩序以及世界的结构，他们试图在关于贸易、环境、贫困、援助、气候变化等的讨论和辩论中听到不同的声音。研究所倡导将思考和行动联系起来、质疑传统智慧以及在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进行对话，他们的工作重心是寻求在地方层面进行改革和改进，同时关注更大的愿景并抓住机会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为推动重大变革而努力。

沃德所作出的一系列贡献使她在1976年获得了英国授予的“男爵夫人”［女士被授予男爵荣誉被称为男爵夫人（Baroness）］头衔，这也是最高的平民荣誉之一。2000年，她被《时代》杂志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和富有远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