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治：与作品共荣辱 与作者同进退

文/吴一丹 王晨

2021年3月31日，年过八旬的何启治在庆祝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代表离退休老同志发言，用“热爱、担当、勤奋、团结、创新”这十个字寄语在岗同人。回顾著名编辑家何启治的编辑生涯，这十个字同样也贯穿了他的一生，是他立业行事的标准。

说到何启治，就离不开他人生中与《白鹿原》的这段缘分。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初版责任编辑之一，何启治为《白鹿原》的诞生和出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说编辑的工作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而这所谓的“嫁衣”的背后不仅承载着编辑对作者的知遇，更是编辑与作品的共鸣。

初出茅庐，《仇恨的火花》拉开编辑序幕

何启治1936年出生于香港，1954年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1959年，何启治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严格，对于当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需要先在校对科锻炼一年再分配工作。而何启治不同，他在校对科一待就是三年，这既不是能力的限制，也并非自己的选择，而是领导的要求——希望能够把他培养成校对科骨干。在校对科工作了三年，何启治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并不在校对，恰巧当时编辑部需要编辑做当代文学方面的工作，何启治便被调到了编辑部。至此，何启治的编辑生涯便拉开了序幕。

《仇恨的火花》是何启治编辑的第一部作品。1964年，刚到编辑部工作的何启治接到了要从上到下抓阶级斗争教育的指示，从全国各地报刊中收集了诸多关于阶级斗争回忆的好文章，最终编成了《仇恨的火花》一书，发行了10多万册。当时《北京日报》“文化园地”栏目发表评论称：这是“一部苦难与斗争的画卷”。

1965年，应阶级斗争宣传工作的要求，何启治被派到了上海，与工人合作写小说《天亮之前》。为了能深入了解工人生活及工作场景，何启治被安排去纺织厂体验工人的生活。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找了两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工人与何启治合作写书。在这期间，何启治用笔名“红耘”在《收获》发表了《天亮之前》的一章《亨司表的秘密》。这是何启治第一次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并获得了35元的稿费。在当时，这些钱超过了何启治半个月的工资，这给了年轻的何启治莫大鼓励。但是《天亮之前》印行38万册所应得的稿费，因为是组织行为，他只署笔名不取酬。对此，他心甘情愿。

编辑《鲁迅全集》，像再上了一次大学

1974年到1976年期间，中央各部委共派遣45人援藏，何启治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只有他来自出版系统。45人一行最终被安排在青海的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中学开展支援工作。对于何启治来说，不能进藏还是心有不甘。为了能够真正进藏支援，何启治约了几名同事以筹备阶级教育展览的名义，坐车直通拉萨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凭借着在西藏调研的经历，何启治写下了布达拉宫等多篇西藏题材的散文。当时正处于“文革”末期，社会上都在宣扬“读书无用论”，而何启治等援藏老师却反其道而行，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倾尽所学，诲人不倦，获得了学生和家长们的尊敬，直到现在，何启治那批从北京去支援的老师还与当时的学生保持着联系。

1976年，何启治回京后，休整了一两个月，就回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开始了长达五年的1981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注释工作。为了完成这项声势浩大的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从全国各地商调了一些研究鲁迅的专家来到北京参与工作，还安排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位编辑参加工作，何启治就是其中一员。何启治回忆起当时的工作，说：“我在这五年的工作里，就像是再上了一次大学。”这是因为在做具体编辑注释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如需要考察鲁迅文章中提到的各类风俗、名物等，这需要翻阅查找大量资料，到相关地方探寻来源出处。为了保证内容及注释的真实、准确性，整个过程可谓步步艰难，也真像是何启治说的再上了一次大学。

其间，秦牧推荐天津出版社来人找何启治组稿，写鲁迅传记。年轻气盛的何启治想可以一试，便答应下来了，但之后只觉头大，无从着手。好在不久之后情况就变了，该社改出文化名人少年时期的故事了。这个改变对于当时的何启治来说可谓正中下怀。鲁迅少年时期的故事相对简单，更容易把握，且与何启治当时正在负责的《朝花夕拾》与《野草》等集子有关，何启治更加了解内容，最终完成并出版《少年鲁迅的故事》这本书，并且获得了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随着一等奖同时到来的是700元奖金，何启治用这笔钱买了家里的第一台冰箱。

1982年，何启治凭借《天亮之前》和《少年鲁迅的故事》两本书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立军令状，出版《古船》

1986年，何启治担任《当代》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这一年五、六月间，作家张炜带着他准备了四年，写了改、改了写两年的《古船》来到《当代》。何启治回忆道：“当时的张炜穿了一身黑，黑色的汗衫，黑色的裤子，眼睛和脸部略有一点浮肿，看得出来很疲惫。”见到了这样的张炜，何启治自知他为了这部长篇小说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但同时也产生了疑虑。

张炜出生在1956年11月7日，恰好与何启治入党的日期是同一天，因此何启治记得很清楚。这样算来，当时张炜也才30岁，那他是怎样把土地改革、“大跃进”等没实际经历过的生活写出来的呢？针对何启治的疑虑，张炜就自己写作的过程作出了解释。他到当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查阅了几百万字的资料，才写出《古船》这部长篇小说。

《古船》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对书稿的最高待遇。《古船》全文在《当代》发表，之后出书，并在济南和北京先后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但出书的过程却是跌宕起伏、波澜不断——出版工作还未过半，当时的出版社社长找到何启治说，《古船》不要出了。何启治认为这样做有损《当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声誉，他认为哪怕先印刷一万册也好。便给社长写了报告，坚持《古船》出书的要求，并表示如有必要，愿意为自己的建议承担责任，这就等于立下了军令状。这样，《古船》终于在1987年8月出版单行本，印了一万多册。

何启治认为，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最基本的是判断能力，没有作品是无瑕疵的，包括世界经典名著也是一样，但只要编辑判断定下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就要有决心与作品共荣辱，与其作者同进退。

《白鹿原》的三个奇迹

1973年，何启治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就被分到了小说组的北组。同年冬，他到西安组稿。当初能约陈忠实写长篇小说，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未卜先知的能力，能够预见到未来会有《白鹿原》的出世。向陈忠实约稿，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当时的陕西文艺工作室向他推荐了一批作家，其中就包括陈忠实、路遥这些作家；其次，当时陈忠实也刚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两万字短篇小说《接班以后》，看到了这篇小说后，何启治便动了向陈忠实约稿的心思；最后，他没有找陈忠实约短、中篇小说，而是约他写长篇小说，是因为当初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没有创办《当代》杂志。

对于当时的陈忠实来说，自己刚刚发了一篇两万字的短篇小说，就有人找他约长篇，他感觉到很茫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陈忠实后来也说，面对着从北京大门楼来到这里的何启治，他相信何启治是真诚的。之后，何启治与陈忠实也一直保持交往，友谊不断延续着。

何启治说《白鹿原》有三个奇迹。

第一个奇迹是从向陈忠实约稿到最终成书历时20年。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在叫，就用上帝给他们的声音叫就好了。”陈忠实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他愿意努力，想要写出一本死后可以做垫枕的书。1988年4月，陈忠实动笔写《白鹿原》，然而1989年便遇上了政治风波，但最终他抓住了机会，也完成了写作。他最开始在笔记本上写，后来在小桌子上的稿纸上写，写作过程异常艰辛。到了1992年二、三月，陈忠实写信通知何启治说之前约的长篇小说已经写完并修改好了，并询问是他送稿子过来，还是出版社这边派人来取。当时的信中也没有披露“白鹿原”的名字。他还在信中说，这部作品是他用全部生活的储备积累和全部艺术能力而为之的。

何启治回忆当时取稿子的情况：出版社这边派了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个编辑去取稿子，陈忠实在把稿子交给他们的时候内心一定在说：“我把生命都交给你们了！”因为他的眼泪都快憋出来了。

第二个奇迹是在困境中评上了茅盾文学奖。《白鹿原》同样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高待遇，在《当代》杂志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连载，1993年6月正式出书。何启治是《白鹿原》的首任责编之一，本来终审人在书上是不作为责编之一署名的，但为了担责，不仅是《白鹿原》，还有《古船》，责编都署上了何启治的名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从1995年开始评议，《白鹿原》到1997年12月才评上了茅盾文学奖。当时的评选，读书班全票通过了《白鹿原》，但在评委评审的过程中折腾了两三年，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白鹿原》需要修订。而需要修改的部分据《文艺报》用“本报讯”提出的两点建议是：国共两党相争，像翻鏊子一样折腾老百姓，倾向性不够鲜明；适当删减与人物性格刻画关系不大的性描写。最终在作者做了并非伤筋动骨的适当修订后，《白鹿原》成功评上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4月，陈忠实终于登上了颁奖台。

第三个奇迹是陈忠实逝世后的哀荣。陈忠实的葬礼是迄今为止当代作家的最高礼遇。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逝世，5月4日，何启治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等四人赶到西安悼念陈忠实。陈忠实的葬礼设了三个灵堂，一个是设在家中的小灵堂，也是何启治一行人最初去悼念的灵堂。5月5日，他们去到了另外两个灵堂：一个是陕西省作协布置的灵堂，庄严肃穆，中间高挂着陈忠实的巨幅画像，两边是巨幅的挽联：

一支巨笔直书时序百年梦

千篇真文尽抒乾坤万里心

另一个是在西安殡仪馆咸宁厅设置的灵堂，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主持，规模最大，有包括《白鹿原》的读者等上万人前来祭奠。那天，陈忠实的遗体安详地躺着，头下如他生前所愿枕着一本1993年版的《白鹿原》，身上还庄严地覆盖着一面党旗。何启治看到现场有***、李克强、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的花圈。有众多读者群众赶来吊唁，有人手中还拿着《白鹿原》，有人失声痛哭。此情此景，让何启治感叹：“当代作家死后有这样的哀荣，实在令人感动！”

有一件事令何启治印象深刻。陈忠实曾经在何启治面前抖了抖几页纸的信——一封不知道是石家庄的医生还是护士写给陈忠实的信，信上说：“不知道你还能活着看到我的这封信吗？在我看来，写出《白鹿原》的这个人，不死也得吐血。”幸运的是，书比人长寿，纸笔千年会说话。陈忠实走了，他的作品依然活在千千万万读者中间。

赴美探亲引发的风波

1989年6月14日，何启治乘坐着人民文学出版社派出的轿车驶往机场，准备赴美探亲，而且向出版社请了一年假。但是在假期尚未结束之时，出版社通知他社里下半年要评职称，按规定本人应该在场。当时何启治觉得自己请了一年的假，如今还没到期就回去不大好，便给评委会写信，说明自己在海外探亲的情况，申请自己不在场时评议，请各位评委根据自己的工作表现评定自己是否够格评为编审。但当时有的评委担心何启治留在美国不回来了，商议后便作出了一个决定——看何启治会不会从美国回来，他要是回来，编审职称就评给他；要是不回来，就作废了。何先生在谈到这段往事时笑着感叹，他当时真的只是去探亲，怎么会不回来呢？当时的何启治已然担任了《当代》的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不论是资历还是工作表现，都较为突出，评上编审自然不是问题。

从美国回来后，何启治凭借他在美国华人餐馆的打工经历，写了纪实文学《中国教授闯纽约》，真实地向读者披露自己在美国的见闻和思考。何启治奇特的经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立即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光明日报》《深圳特区报》《大连日报》和《新华文摘》，包括海峡对岸的报纸等近20家报刊都连载或选载了这个作品，最后由海天出版社结集出书，一时颇为热闹。

何启治的文学观

“伟大的作品影响巨大，文学依然神圣，依然大有可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文学一定会走向新的辉煌。”何启治浑厚而又充满力量的声音道出了自己对新时代文学前景的期许。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何启治编辑大家这个身份上时，余光之中还应该出现在他写作方面的造诣，转而再将注意力放到他的文学版图上去。

何启治虽然以编辑的身份组了很多小说类稿件，审核出版过多部小说，可他自己最喜欢的文体可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小说需要想象力去创造，充满了虚构探索的空间，而何启治自认为想象力有限，与虚构类小说文学体裁相比，自己更擅长纪实类文学和散文的写作。

何启治认为，年轻人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不管专业方向或本职工作是什么，在社会上生活都应该具备基本的文学素养，因为文学可以成为沟通心灵的桥梁，是对传统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今天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应该有基本的把握。如今时代变迁迅速，生活节奏变动加快，从事非文学专业的人不一定有充足时间与文学相伴。然而，如果热爱文学，将文学作为一个爱好来培养，也是有益于人生的。

2021年10月，何启治接受“艺术与人生”采访（左为活动主持人王晨）

著名评论家冯立三创作了一首自由体诗，名为《启治之歌》，他将这首原创诗写为书法作品赠送给何启治，描述何启治的人生脉络，称赞他将古船打造成无敌战舰，在白鹿原的黄土上侍弄了鲜花一片，展露了历史的厚重与人们命运的交汇：

启治之歌

曾在悬挂着制怒匾额的钦差府衙留连

胸中鼓荡着珞珈山的千尺风帆

巴尔扎克曾经为拉斯蒂涅敢向巴黎宣战而呐喊

你微笑着向北京进发沉沉一线尚不知伟大两侧布满凶险

你伸手采撷佛香阁前的白牡丹

你把锈迹斑斑的古船打造成无敌战舰

你侍弄黄土垒积的白鹿原鲜花一片

何启治用过两个笔名，一个是“红耘”，意为一片红心，立志耕耘；另一个是“柳志”，志在做铺路的柳枝，用身躯为车马填坑压洼，献身助行。这两个笔名既是自勉奋斗，又是矢志奉献，正是何先生将个人事业投身社会、国家事业的坚定信念，是愿意选择与作品共荣辱，与作者同进退的责任和担当。

人一辈子做成一两件有意义的事就好。回顾自己终身职业编辑生涯，如今，80多岁的何启治先生可以自信地说：“我没有辜负文学编辑这个职业，我对得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这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