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莱利欧·佩西对全球问题的思考

文/黄晶 李堂军 刘馨

（Aurelio Peccei），意大利工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和全球问题学者，罗马俱乐部创始人。

佩西任主席期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等7份报告，佩西自己也出版了多部著作，如1969年《深渊在前》、1977年《人的素质》、1981年《未来的一百页》和1984年《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等。从时间脉络看，佩西的著作与相应时期罗马俱乐部发布的报告有许多思路上的联系；从思想体系看，罗马俱乐部发布的报告在许多方面对佩西著作中的观点进行了深化和拓展。佩西的著作和这些报告互为印证、相互补充，成为20世纪60—80年代对世界性问题思考的珍贵史料。

《深渊在前》首次提出世界正面临“人类困境”

1959年，佩西撰写了一本没有书名的小册子，向政府和商业界以及国际组织的朋友介绍他对全球性问题的思考，当时佩西的想法比较初步，小册子并未引起朋友们关注。到了1969年，美国著名记者马里奥·罗西（Mario Rossi）发现佩西的小册子观点很有启发性，建议他对小册子中的内容进行扩充完善并正式出版，这便是他的早期作品《深渊在前》。该书叙述了佩西对未来的认识和期待，主要反映了佩西对未来的担忧，他认为世界正面临空前威胁，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危机，这是佩西首次公开提出世界正在面临“人类困境”问题。但佩西这本书仍未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罗马俱乐部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发布，人们才注意到《深渊在前》已经提醒过类似的危机问题。

《增长的极限》最初的动机只是提出一个可以描述世界性问题的模型和方法，对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该报告于1972年3月12日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发表，报告选取了对社会发展较为重要的五个要素，即人口、粮食生产、工业经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率以及环境污染，认为这五个要素都是按照指数方式增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翻一番，增长速率越来越快，增长幅度越来越大，但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可耕地面积和淡水、不可再生资源的总量以及容纳环境污染的能力却都是有限度的，根本无法支撑人类社会指数级的经济增长。报告的结论是：如果现在增长趋势保持不变，全球经济增长会在100年内达到极限。《增长的极限》发表后立刻引起轰动，被翻译成37种语言，售出1200万册，罗马俱乐部一夜之间登上了世界舞台。

《增长的极限》在各国引起轩然大波，围绕增长极限的争论十分激烈、旷日持久。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公众，都对《增长的极限》中所采用的方法和结论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它对增长无限论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挑战，勾勒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走向。反对者的意见来自各个方面，经济学界批评的意见认为，《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只考虑到物质系统方面，没有充分考虑价格机制的作用。科技界持批评态度的专家认为，研究报告忽视了科技创新在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方面的潜力。荷兰出版了《反罗马俱乐部》一书，萨塞克斯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出版了《毁灭的模型——对增长极限论的批评》，柯尔主编了《崩溃的模型》一书，批评罗马俱乐部的发展观。虽然《增长的极限》争议很多，但不可否认其在很多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报告是第一次由独立机构而不是政府研究机构建立的全球模型；其次，报告的研究结果面向社会和公众，而不仅限于学术界和研究人员群体；再次，报告首次明确把经济增长同环境后果联系起来，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最后，报告为增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开展辩论提供了可对照模式，也为之后出现的各种全球模型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

“零增长”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争论尽管在罗马俱乐部的预期之中，但诸多的质疑和批评也给俱乐部带来了继续前行、进一步完善其理论的巨大动力。为了修正“零增长”理论中某些争议颇大的结论，同时也为了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类困境”问题的本质，佩西委托美国学者米哈伊洛·梅萨洛维克和德国学者爱德华·佩斯特尔于1974年联合提交了一份名为《人类处于转折点》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增长的极限》中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只考虑数量增加的“无变异增长”，人类社会的各部分已经演变成了机能上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任何一部分的增长都与其他部分息息相关，因此世界应该进入有机增长轨道，通过体系内有组织的相互联系，遏制任何一个部分有损于整体利益的增长。报告使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设计手段建立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世界模型，模型把世界分为10个地区、世界系统行为分为5个层次，并把经济、社会、政治和其他因素有机联系起来，提倡避免冲突，倡导合作，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该报告的发表标志着罗马俱乐部关于发展的思想从“零增长”理论转换为“有机增长”理论。“有机增长”理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困境”问题的本质，同时也提出了重建世界系统、培养全球意识等破解“人类困境”的途径和方法。为此《人类处于转折点》获得了一些国家的重视，同时该报告也因其观念的创新性及可适性被第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列为大会文件。

在《人类处于转折点》初步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上，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名为《重建国际秩序》的报告，进一步分析了造成“人类困境”问题的原因，认为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与结构是重要因素，解决“人类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有效地利用资源，但现实情况却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依赖越发增强，比过去更加缺少资金和技术，因此变革国际秩序变得更加紧迫。在此基础上，该报告进一步提出了重建国际秩序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方案。

虽然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前三份报告采用的模型不同、关注的角度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共同论述了世界正在面临“人类困境”，并成功地引起了关于发展观的全球争论，从而达到了佩西在《深渊在前》中所写的“使人们正视世界危机的认识广泛传播”的目的。然而，前三份报告并未对如何解决“人类困境”做出深入探究，佩西于1977年出版了《人的素质》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摆脱人类困境的唯一途径是进行人类革命、提高人类的素质，进而论述了提高人类素质的六大使命（外部限度、内部限度、文化遗产、世界共同体、人类的生存环境、生产组织），并在书中提出了发展的概念，倡导实现从增长到发展的观念转换。

《人的素质》帮助人们寻找解决困境的办法

正是在佩西关于提高人类素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匈牙利哲学家拉兹洛及其领导的小组于1978年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名为《人类的目标》的报告，也就是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第四份报告。该报告以考察人类的新目标为契机，进而研究人的因素及作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作用，并将提升人的素质和提高人的道德素养作为解决人类困境的根本途径，使佩西关于提高人类素质的思想得到了继承、延续和发展。

《人类的目标》虽然对提高人类素质的原因、意义及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但没有深入探究提高人类素质的方法和途径。既然解决全球性问题与提升人类素质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关系，那么，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才能提升人类素质呢？经过反复研讨，罗马俱乐部终于找到了通过学习来提升人的素质这条途径。在佩西的支持下，罗马俱乐部先后组织了“学习与全球问题”“在当代社会中加强学习”和“对学习的研究”三场以学习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佩西邀请博特金对这三次会议的成果进行概括与评述，最后形成了《学无止境》报告，这就是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第五份报告。《学无止境》首先探讨了开展一场学习革命的必要性，认为人类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探索应建立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想象力之上，这些都需要不断提升人的素质并从根本上进行一场提升人的素质的革命。随后，该报告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学习模式：创新性学习和维持性学习，指出人类只有学会创新性学习，才能发掘人内在的潜能，才有可能摆脱人类当前深陷的困境，创造美好未来。该报告的发表，意味着随着佩西对解决世界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化，罗马俱乐部的研究重心已经随之从外部物质增长的极限，转向社会问题和人类自身问题。

佩西在《人的素质》中写道：“如果经济增长是国家的主要目标，那么就可能危害分配公平”，“公平的概念和条件必须渗透人类社会”，同时呼吁“人类必须学会同外部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对全球生态环境进行整体规划”。受佩西生态观念的影响，1980年贾里尼提交的《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报告提出，社会的经济生活必须承认自然环境的意义与价值，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因素，经济学与生态学是紧密相关的，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传统经济学并非是关于财富的真正科学，新的经济学必须把经济增长理论与人类的生态价值观相联结进行考虑。报告认为“天赋和遗产”等自然物质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经济生活中所创造的财富和福利，因此“人类困境”的解决途径之一就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建立起将生态因素纳入考虑范畴的“生态学—经济学”的价值观。

如果说佩西撰写《深渊在前》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人类困境”的重视，撰写《人的素质》是为了帮助人们寻找解决“人类困境”的办法，那么佩西的第三本专著《未来的一百页》在某种程度上看，则是为了提振人们解决“人类困境”的信心，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所写的，实际上就是说，只要能够明智地运用各种资源，最主要的就是人力资源，那么人类就可以摆脱危机，而且几乎可以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建立未来世界。”这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一直持极限论观点的佩西在晚年试图调整自己一些悲观论者的观念，佩西在书中对如何利用好人力资源使人类摆脱危机并创建新的未来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比如他提出“实施全球性的政策和战略，把世界引入可治理的状况，学会如何治理世界须先学会如何管理我们自己……”，他表示，书中大约用了100页谈未来和现在（未来是现在的延续），因此取书名为《未来的一百页》，佩西在书中也对年青一代给予了很多的眷顾，他在该书的扉页上写道：“本书奉献给一切年龄上或精神上属于青春的人们——他们是人类未来的唯一希望”，或许这解释了佩西为何对“人类论坛”项目寄予厚望吧。

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绝大多数民众、学者乃至政府官员对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持颂扬的态度，认为科技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民众福利的改善以及国家实力的增强。但佩西对现代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已经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可能在将来造成的更大风险忧心忡忡，他认为正确评价科技发展对于社会未来发展影响巨大。佩西在书中写道，80年代是复兴人类事业的决定性十年，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逐渐衰退发展为急剧崩溃。因此，佩西在《未来的一百页》中对科技的负面影响进行了鲜明批判，他对那种认为科技发展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难题的看法予以强烈反对，指出当时的科学发展存在着只为那些当权者服务、贫弱国家无法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少数学科不受重视等问题。佩西在书中写道：“最需要关注并解决的问题是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中对科技的负面影响抱以警醒的态度，使自身的价值理念以及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从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科技发展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在有可能带来更大威胁的微电子学和生物技术中更要谨慎。”

其实，佩西在很早之前就对科技发展的影响问题非常关注。1979年，在佩西的倡议下，罗马俱乐部在德国柏林专门就微电子技术的影响问题召开了专题讨论会，会后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小组，由联邦德国金属工人工会的刚特·弗里德里希和波兰知名社会学家沙夫主持工作，指导研究计划的开展。俱乐部于1982年在德国的萨尔茨堡再次举行专题讨论会，在此会议上，沙夫等人正式提交了研究小组的报告《微电子学与社会》，也就是罗马俱乐部公开发布的第七份报告。该报告认为微电子技术可被称作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场再次以机器（芯片、集成电路）强化甚至是完全替代人脑作用的一场全新变革，必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人类现在就需要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应对措施，确保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增福而非损利。很明显，《微电子学与社会》的主题思想是对佩西关于科技发展观点的延伸、拓展和细化，从科技角度论证了佩西关于提高人类素质的主张，使佩西关于科技的思想更加丰富、完善和体系化。

《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对未来的探索

1984年，佩西出版了他和日本知名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二十一世纪的警钟》，该书系统呈现了佩西对于人类现状和未来展望的探索，提纲挈领地又一次再现了佩西在《深渊在前》《人的素质》《未来的一百页》等著作中的理念和主张，主要有四个方面。

在佩西看来，从前，受技术和能力的限制，人们对未来是无能为力的。现在，由于人们认知水平的大大提高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似乎已经成为世界的主人和未来的主宰，有能力改变未来。

佩西认为，未来取决于世界各国当下的行为，因此人类的未来是共同的，世界的命运是一致的，尽管各国存在文化差异和制度分歧，但全人类走向共同命运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即使超级大国以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足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也无法阻止世界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为此，人类有责任、有义务共同筹划未来、改变未来，全世界共同的愿望、知识、能力是通向美好未来的钥匙。他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因素影响，世界面临十大问题：一是人口爆炸，地球上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同时它既加剧了当前的各类问题，也引发了新的世界问题；二是盲目发展，现在的发展模式缺乏对人类基本需要的重视及统筹规划，导致世界1/4人口处于贫困之中；三是生物圈破坏，地球生态系统遭受侵袭，维持人类生命的四大生物系统——耕地、牧场、森林和海洋都被惨重掠夺和严重破坏；四是经济危机，金融混乱、通货膨胀、失业增加、过度消费、资源浪费与能源枯竭等导致发展的病态进一步加剧；五是军备竞赛，军费开支达到创纪录的高度，武器的发展不但没有受到约束，其摧毁能力反而在持续增强；六是社会弊病，人类的物欲与自私导致社会出现疏远、冷漠、暴力和犯罪，恐怖活动和种族屠杀等仍然不断发生；七是科技发展的状态，科学技术的发展偏离了社会重大需求，科技成果没有很好为社会公众服务，一些科技成果及其产生的效益成为部分群体的私利；八是体制僵化，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脱节，无力解决世界面临的复杂性问题；九是东西对立和南北分歧，这种现象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及其统治者在政治和心理上还不成熟，难以有效推动世界的管理和治理；十是道德和领导能力缺失，当权者的道德品格及思想信仰与他们所处的地位及掌握的职权不相称，对人民利益重视程度不够。

佩西认为，以上十个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世界问题复杂体”，由此造成了所谓的“人类困境”。佩西对人类未来的观点总体上是悲观的，他认为人类已经养成了一种贪得无厌的消费观和占有欲，这会使人类不断向自然索取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供人消费和享受的物质财富，从而造成“资源消耗—生活享受—资源消耗”的恶性循环。

佩西的新人道主义思想突破前人局限，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至人类发展全局的高度，是对破解“人类困境”的新思考和对未来社会思想观念的新构建，他关于发展的认识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变革，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

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佩西认为，导致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在佩西看来，人类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自力更生的增长、平稳的增长、有机增长。佩西进而提出，发展需要更加体现公平性，使所有人的要求得到合理满足，因此发展取代增长已成为当务之急，必须成为全球性的事业。在佩西看来，世界的整体化趋势不可避免，应从全球视野出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人类困境”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需要人类携手共同解决。对个人而言，应树立全球观念，主动参与全人类事业；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应改变四分五裂的状态，建立区域国家集合体，进而争取独立和发展；对全世界而言，应改造和改革政治体制，建立世界共同体；在自然资源管理和利用上，佩西主张对自然资源实行严格的全球管理，节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并努力从可再生资源中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能量，逐渐把这些替代物变为主要的能源，尽一切可能节省不可再生能源，从而建立人和自然之间的平衡。佩西把社会正义作为人的革命的首要目标，认为社会正义是社会的根本，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平等地享有整个社会体制所创造的利益，如果没有社会正义，全球一体化进程将缺少外部保证，和平、安全、自由、发展等都将成为泡影。佩西倡导坚持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在代内公平上，公民有平等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国家有义务向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各国都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的关系，不能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评价指标；在代际公平上，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应从长期性和整体性的视野出发来考虑问题，保证每一代人的发展和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佩西（右一）参加气候变化会议，与参会专家交流

佩西年轻时经历了战争和牢狱之灾，年长后又面对美苏对抗导致的世界和平受到威胁，他认为“为正义而战经常有暴力相伴随，但正义最终要靠非暴力来实现”。在佩西看来，物质力量的增长为暴力的增长创造了条件，当前的暴力不只体现在军事上，独裁专断、贸易战、经济殖民主义等都是暴力的体现。佩西认为，如何减少直至消灭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暴力和冲突，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人类必须思考的问题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佩西主张各国都应该把军事的或非军事的一切暴力从人类发展中排除出去，全球相互依存加剧将导致各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的矛盾、摩擦以及冲突的不断增多，在这些领域需要强化和平意识，运用各种非暴力手段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冲突。

佩西认为，新人道主义是推行人的革命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只有在新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改造个人的生活价值和内心世界，也只有新人道主义才能把人的素质和能力提高到解决全球问题所需要的水平。佩西认为，传统人道主义过度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发展要满足人的需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人支配自然，导致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时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下，只考虑有形利益和物质报偿，对自然过度开采、横加破坏，导致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人类生存危机。当然，新人道主义并非佩西的发明与专利，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对抽象的追求人的价值的虚幻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生存目的和实践途径的新人道主义，苏联的弗罗洛夫、印度的罗易、法国的马里坦以及美国的弗洛姆都提出过新人道主义的思想和观点。

佩西的新人道主义理论批判继承了传统人道主义对人的关注，扬弃了传统人道主义的狭隘，将发展的中心从关注人的外在需求转向提升人的内在素质，也就是从重视人类想要什么转变为关注人类能做什么、如何去做，以及怎么引导人去做，从而使人的内在力量与外部表现相协调。新人道主义理论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强调尊重自然界的规律和限度，主张人类自身通过有机增长和素质提高以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佩西认为，人类已经有能力征服地球，但还不具备管理地球的素质。在佩西看来，人类自身蕴藏着尚未开发和使用的巨大能力，开发人类的潜在能力是建立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人的革命首要目标就是要充分开发人最深处的各种能力，通过人类素质的提高，特别是通过文化素质的提高来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并为经济活动奠定生态学基础。佩西主张无论何种人才或财富都应该优先投入到人的能力的开发中去。佩西认为，新人道主义实现途径主要是发展教育和加强学习，时代对人类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也赋予了教和学更加艰巨的任务。在佩西看来，奠定国家发展基石，开创一个国家的未来，最重要的还是教育，各国均应首先在教育上倾注力量。在发展教育时，一是要与本国国情相符合，从而保持和发展各国的文化独特性；二是要加大人文科学的比重，在如何从整体上思考，如何就本质推论、辩证评价和判断科学技术等方面加强教育。同时特别强调学习的作用，佩西认为，学习是人的主动行为，是应对新情况的准备过程，可以提高人掌握主导权的能力；而教育则不然，即使是最高水平的教育，如果缺少了针对现实的学习，也会失去教育的本来价值。佩西主张开展新形式的创新学习，使人们提高掌握新能力的素质。

佩西认为，解决“人类困境”需要从全球视野出发，选择能够穿透整个人类体系核心的切入点，而这个切入点就是人的革命。在他看来，“人类困境”本质在于文化发展的失调，文化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的根源，虽然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知识与力量，但人类并没有随之获得相应的理性和智慧，导致文化发展与现实发展失调，使人类对自身需求和能力认识不足，对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认识不足，对地球的承载能力认识不足，盲目追求物质利益的增长，使得发展观出现了偏差，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系列恶劣影响，从而限制了增长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佩西认为，“人类困境”与以往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问题完全不同，是人类从未遇到的全新问题，采用之前的方法或手段无法破解“人类困境”，试图通过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物质革命以求摆脱“人类困境”只会导致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甚至会加速世界的衰亡，期待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促使经济高速运转来解决也是不可行的。在佩西看来，必须开展一场不同于以往物质革命的、以实现人的精神复兴为主旨的人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走出“人类困境”，没有人的革命人类的发展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当前的物质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最终也会走入死胡同。他主张通过开展人的革命建立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法律制度等新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精神和认识上强化人们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和责任，进而提升人类支配和控制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革命的能力，破解人类困境和世界危机。

佩西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对后人在发展观念上的启发，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产生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他创立的罗马俱乐部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先驱。

佩西的思想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已经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仍然面对一个未解答的问题（并非新的问题）：地球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口？难以给出一个极限的数字的原因，包括这些人口以什么样的福利标准生活，与之相关的是能源供给、气候变化、生态演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甚至潜在的战争威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开始再一次认真反思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激发了更多的思考。该报告提到，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的全球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约2/3，报告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日益破坏不仅对野生动物种群，而且对人类健康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人类与动物植物微生物如何继续相处？继续的追问是复杂的，答案需要更多的“佩西们”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