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肝沥胆倾仁爱 报国攻坚播惠声——记中国肝胆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吴孟超

文/吴志菲

一颗赤心许党报国，一双圣手济世苍生。2021年5月22日13时02分，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15年前，吴孟超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一年，吴孟超从事肝胆外科研究刚好整整50年、入党50年。老人从国家主席手中接过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时，不免有些激动。那一刻，人民大会堂掌声如潮，为这位耄耋的苍生大医响起。

刀除胆疾百年，杏林称妙手；爱洒人间一世，赤县哭吴公。5月22日，肝脏外科的“一把手”吴孟超走了，留下了一颗与日月同辉的星星在星河之上，这便是编号为17606号的小行星——“吴孟超星”。

神奇的手：一次次让生命的希望重新点燃

因长年套手术剪钳，右手拇指和食指长有老茧，并和中指一起相向弯曲靠拢，像鹰爪，是一辈子用力捏手术钳所致。这双手曾挽救过无数肝癌患者的生命。说来也怪，吴孟超写字时手会微微颤抖，可一旦拿起手术刀，便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他下刀稳、准、狠，兼有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精细——这双手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称为“国宝”！

有惊心动魄的时候。大血管不慎破了，满视野涌出的鲜血，触目惊心。向老爷子求救，吴孟超上去了。一双手伸进腹腔，眼睛看着无影灯，一按、一压、一捏，大弯针缝合创面，气定神闲的几下子：好了。

有水磨功夫的时候。剥离瘤体，一根根小血管依次缝合，重复的动作简单却枯燥。1小时、2小时……年轻医生站酸了腿，看花了眼；吴孟超依然目不转睛，一双手不紧不慢，对生命精雕细琢。

吴孟超说：“外科医生就是一双手一把刀。在外科大夫眼里，手是刀的支点，刀是手的延伸。外科医生的手既要有艺术性，又要有科学性。”

护士长程月娥是吴孟超的“黄金搭档”，跟着吴孟超做过很多大手术。她说：“吴院长那双手的手感很特别，就好像是他的‘第三只眼睛’。手术中碰到大的血管出血，满眼都是红色，所有人都紧张得不知所措。可他双手伸进去摸摸就能找到破裂的血管，然后再那么一掐，血就止住了！”她还说：“一次手术后，吴老靠在休息室的椅子上，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轻轻地叹气道：如果哪一天我真在手术室倒下了，记得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一脸汗水的样子。”

这双手，还招来了一个日本摄制组，专门要拍吴孟超的肝叶切除术。吴孟超很大方：可以。摄制组驻扎进手术室，一个上午，镜头紧盯着那双手。

“不怕把吴教授的手技学了去？”有人嘀咕。还是吴孟超的学生道破天机：“老爷子那手感能印到胶片上去？大家都在那个小窟窿里做手术，但其中奥妙并不相同，不要说日本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那手伸进去是如何感觉！”

吴孟超似乎是为事业而生的，他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事业上。他发现写字时手指握笔的用力方向和拿手术刀的用力方向不一致，就在人到中年时改用毛笔的握笔方法。为了做好手术，他还自创了一套健身操——先活动十指以保持手指的灵活性，接下来是肩颈，再弯腰后仰锻炼腰力，然后蹲起几次，最后是百步走。吴孟超生前说：“这些部位都是手术中用力最多的地方，锻炼好了，才能在手术中做得好、挺得直、站得住。”

医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吴孟超说，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是衡量一个医生是否具备医生资格的基本标准。“医生只有敢于承担风险，才能在救助病人时不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肝胆春秋65年，吴孟超的手改写了肝脏外科史上一项又一项纪录。这双手，还让多少人重燃对生命的希望。

1975年，一位来自安徽的农民陆本海千里迢迢找到吴孟超求治，远远看去患者像一个怀胎十月的孕妇。见了面，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一句“吴教授”没出口，涔涔泪水夺眶而出。

吴孟超收下了陆本海，同时，也担下了风险。肝海绵状血管瘤从来就是捅不得的马蜂窝。同事们窃窃私语，国外文献中收治的最大一病例是45厘米×25厘米×25厘米，而眼前这名病人，站立时甚至看不到自己的脚尖。

要对这么大的血管瘤动刀，险。吴孟超决定走这步险棋。如果一名医生在风险面前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那禁区永远是禁区。

摸清情况，准备充分。一切就绪，吴孟超切下惊世一刀。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胸腹联合切口完全打开，一个巨大的蓝紫色瘤体让所有人毛骨悚然：上端顶入胸腔，下端侵入盆腔，瘤体像一头狰狞异兽，随着病人的呼吸一起一伏。吴孟超镇定自若，切断一根小血管，缝合；再切断一根，再缝合……瘤体在他刀下慢慢与人体分离。

整整12个小时。手术接近尾声，吴孟超请一位身高马大的年轻医生，从病人腹底捧好瘤子。最后一刀，庞然大物顺利落下。吴孟超事后笑言：那时候，我已经没力气把瘤子抱出去了。

巨型的血管瘤当场测量，体积63厘米×48.5厘米×40厘米，重量18公斤。至今，它仍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至今，陆本海仍然健康地生活着。同行们说，别说是40多年前，就是现在，这个手术的难度也是大得可怕。

有一次，一位华侨患者专程前来找吴孟超看病，可他出差了。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吴孟超突然出现在病房里，为那名华侨看病，继而为病人做了手术。事后这名病人才知道，吴孟超得知病人等他后，出差回来一下飞机就直接奔往医院。

吴孟超曾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了肝母细胞瘤，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他还跟学生一起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腹腔镜下肝瘤切除手术……

2005年1月7日，就在进京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前一天，83岁的吴孟超还为一个病人切除了癌肿。吴孟超从1956年进肝胆外科以来，用手术刀为16000多个肝病患者主过刀，创造了世界医学界的无数个奇迹。这个精力充沛的老人，一直奋战在手术台上，保持着每年200台以上手术量的神奇纪录。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基本上每天做手术。有时一台，有时两台，最多时三台，老人一口气站到下午3点才出手术室吃午饭是“家常便饭”。手术安排少了，熟悉他的护士都能看出来：老人家不高兴了，脸耷拉着。

成功的“手法”：从操割胶刀到持手术刀

1922年8月，吴孟超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云龙乡后垄村一个贫寒的家庭。

吴孟超的堂表弟许健传介绍说，吴孟超自幼家庭贫困，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南洋打工赚钱。“可能是营养不良，我3岁才学会走路，个子也没长起来。”吴孟超曾半是自嘲地说。

5岁时，母亲带着吴孟超和小弟弟坐船来到马来西亚。一家人团聚了，但生活并没有多大改观，依然贫困。其后几年里，母亲又生下了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作为老大，为生活吴孟超开始夜以继日地劳作。同来马来西亚的有很多福建人。福建人爱吃米粉，于是，家里做起了米粉小生意。半夜开始做，一直要做到天亮。将米舂成粉是一项苦差，吴孟超想方设法用身体当动力“加力”。后来，父亲买下了几亩橡胶园。七八岁的吴孟超便开始割胶，半夜起来割胶，天亮后回家吃饭，太阳出来前再去收胶。几年下来，他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而一把割胶刀却被他玩得很娴熟。许健传说，也许正是这种操刀练习，让吴孟超打下了用手术刀如神的基础。

父亲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再穷也要培养孩子念书。9岁时，吴孟超来到离家很近的光华学校读书。但只能是上午劳作，下午上学。小学5年，初中3年，一直如此。然而，爱学习的他，成绩始终很好。当时所学课程是国语、数学、英语、历史、地理。让吴孟超气愤而又不能忘的是：历史只讲欧洲史，却没有中国史，直到现在想起来，他心里还不是滋味。

初中还没有毕业时，国内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一个很爱国的华侨老师讲国内的形势，教育、引导他们。当年，年轻的吴孟超深深懂得“国家不强盛，咱们华侨的腰杆就不硬”。初中毕业前夕，按照以往的惯例，由校方和家长双方出资让毕业生聚餐一次。当钱全部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却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一笔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海外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校长和老师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就在那时，吴孟超的心灵深处已经萌生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祖国是伟大的，今后一定要为祖国作贡献！

初中毕业时，父亲希望他去新加坡学习英语。但是师兄们回国抗战的消息，也让吴孟超心有所动。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父亲不大同意他的想法，但又拗不过他归国求学之说，也就勉强同意了，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注意安全，好好读书。

吴孟超，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肝脏外科专家，中国肝胆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和“破解肝脏‘密码’的人”。1922年8月出生于福建闽清，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历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外科教研室副主任，普通外科副主任、主任，肝胆外科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等职；曾任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总后勤部专家副组长；当选过中共十四大代表，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17岁的吴孟超，离开了生活了12年的马来西亚，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他在晚年还清晰地记得离别时祖母颤巍着爱抚他用衣襟拭泪，记得母亲抱着小妹追着大船哭送，记得父亲这条硬汉也仰面流泪的情景。“祖母、父亲、母亲，孩儿不会辜负你们的厚望，我一定要发愤学习，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吴孟超心底的誓言，在他的一生中践行着、实现着。

因为从马来西亚不能直接到达上海，吴孟超和他的几个同学只好到新加坡办完手续后，转经越南回到国内。在越南海关的经历，在他的心底深埋下要为民族争气的种子：当他向验关的法国人询问，为什么中国人必须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外国人却只需签名就可过关？那个法国人大声吼道：“黄种人签什么名？你们是东亚病夫！”

1940年1月的昆明，天气特别冷。但小火车从越南开到昆明，还是让车上的年轻人兴奋不已，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苦，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锻炼。吴孟超他们在小火车上睡地板，好几天没有吃的，只能到站时喝点便宜的椰汁。但他们心中有着向往、有着希望，他们相信祖国怀抱的温暖！

到昆明后不久，吴孟超就想去延安。有人劝他说，路途很远，也没人引领，就在当地读书吧。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后，吴孟超得了肺炎，住进同济附属医院治疗了两周。于是他就想报考同济附中的高一班，同时又报考了云大附中的高二班。结果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他选择了同济。

同济高中当时在一个农村的祠堂。吴孟超从不和同班的一帮公子哥来往，而是独自刻苦学习。1941年年底，日本人南下，吴孟超没有了家里的经济支援，只能勤工俭学。抄写、卖报、做家教、卖衣服，什么都做，什么办法都想了，勉强过日。

1942年，同济搬到了四川宜宾。吴孟超依然勤学不倦。

高中毕业会考时，他本想读工科，和他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同学劝他还是学医。几年里，这位女同学给了他不少帮助。他想了想，也好，凭本事，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攀高峰”，这也成了他以后做人和做事的准则。结果，他顺利地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而那位要好的女同学，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再后来也就成了他的妻子，与他携手一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吴孟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一片爱国热情，和同学们一起走上了街头游行、狂欢。那天晚上，他喝了酒。“太兴奋了，我喝醉了，酩酊大醉，第二天还睡在地板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喝醉。

吴孟超在手术中

1946年，同济搬回了上海。很多人乘船顺长江东去。吴孟超和云南同学一起回到了昆明。他在同时回去的女朋友家里住了两个月。两个月里，他拼命找事情干，代课、家教、抄写，终于赚取了一张机票，他飞往了上海。

同年10月，学校还没有开学。得知父亲从马来西亚回到了福建，吴孟超赶忙前去拜见。7年后的亲人相见，情感上的激荡自不必说。父亲见到了成长的吴孟超，心里非常高兴。他叮嘱儿子的还是继续学习，学有所成。

难得的“种子选手”：成就“吴氏刀法”

吴孟超身高只有1.62米，手术室特地放置了一个小凳子，他每次都站在上面做手术。谁曾想到，差一点，这双手就和手术台无缘。

他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正值上海解放，实习的吴孟超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三天三夜没离开手术室，这时他觉得外科手起刀落，痛快，用不着隔着皮猜瓤。

大学毕业时想留校，吴孟超去找校教务主任。但教务主任的话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不看看你的个儿，能干外科吗？”吴孟超气得要命，拔腿就跑。这时，恰好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招聘，吴孟超被那里录取了。1954年，在他工作的第5年，第二军医大学聘请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的裘法祖来做兼职教授。吴孟超终于有机会跟在这位“中国外科之父”身边，学习裘法祖的裘氏刀法。

裘氏刀法以精准见长，手术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尽量减少病人的创伤。跟在裘法祖身边学习了两年之后，吴孟超的手术做得越来越像老师了。

1956年3月，吴孟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跟党走，更是我一生坚定的信仰。”

吴孟超的父亲早年死于胆结石，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夺去父亲生命的疾病，但老天没有给吴孟超尽孝的机会，这件事让他遗憾终身。1956年吴孟超转为主治医生开始独立工作，裘法祖指点他说，中国的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值得去研究。而当时，我国的肝癌患者占到了全世界的40%，是肝癌的高发国家，但国内的肝胆外科却是一片空白，肝胆手术始终因为出血量大患者容易死亡而成为外科禁区。

从医不久的吴孟超那时正站在选择专科的十字路口，几乎没有多少犹豫，他把手术刀指向禁区：就是要到这个没有路的地方闯一闯，为数以万计的病人闯出一条新路来！

1958年，一位外国外科权威来上海考察后断言：中国的肝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听了外国专家的话，吴孟超当晚写下“卧薪尝胆，走向世界”8个字，压在写字台上。

这一年，裘法祖去了武汉开始进行器官移植的试验，在上海的吴孟超则继续肝脏研究。在吴孟超的带领下，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滚雪球般的快速发展。

起初，由于在学校并没有学过相关的课程，吴孟超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逐渐迈进了肝胆外科的大门。为了使中国医学界了解肝外科的基础知识，吴孟超花了大量心血收集资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肝外科译著《肝脏解剖入门》。为寻找能注射入血管的灌注材料，他反复实验，制作了中国第一具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

怎么做出真正的肝脏血管模型？一天，吴孟超听到了容国团在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冠军的消息，启发了灵感。他把乒乓球剪碎了放入丙酮，等其溶解后，把这种溶液注射到肝脏血管中定型，居然成功了！然后，他们用盐酸腐蚀肝表面组织，再用刻刀一点点镂空，美丽的肝脏血管构架就像珊瑚一样，呈现在面前！

以摸清肝脏基本结构为起点，吴孟超披荆斩棘，短短1年，解剖200余个人体肝脏、制作100多个肝脏构架标本。让吴孟超没有想到的是，沉寂的肝胆外科很快沸腾了。吴孟超在建立人体肝脏灌注腐蚀模型并进行详尽观察研究和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五叶四段”的理论运用至今，指导了国际上数量最多的肝脏手术，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肝脏外科领域的首项重大成就。

禁区的大门终于向这个不服输的突破者缓缓打开。可吴孟超心中清楚：比起白纸上绘图，要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创新更难。

不久，又一个挑战迎面而来：肝脏手术中，止血技术遭遇难题。当时，针对术中止血，国际医学界主要有三大方法：解剖肝门法、局部止血法、低温阻断法。“都不好。”吴孟超认为。“不知天高地厚。”有人评价。吴孟超不以为然，解剖肝门操作复杂，局部止血无法适用于大肿瘤切除，低温阻断对手术条件和病人耐受性要求过高。他要创建一套完善的方法：“能在万无一失中救活最多的病人。”

思考、探索、反复试验，创新的火花在吴孟超脑中迸发。他根据自来水阀门的原理，创建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止血技术，给作为肝脏供血“总闸门”的第一肝门安上控制装置。手术中，就通过这个阀门装置，根据需要，阻断血液运行。技术运用于临床，为病人抢回了5个百分点的生存机会！

20世纪80年代，他和同事们研究出了一系列肝癌标记物：甲胎蛋白异质体、异常凝血酶原、α抗胰蛋白酶等，使肝癌的早期诊断率上升到98%以上；20世纪90年代，他带领学生研制成功可使免疫系统识别并杀死肝癌细胞的新型疫苗，成果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国际医学界评价为开启了免疫系统防治癌症的大门。

创新之路延伸到21世纪，吴孟超带领学生开展的肝癌信号传导、生物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并接连取得重大突破，我国肝癌术后的5年生存率，从50年前的16%，一举飞跃到48.6%。国际肝胆胰协会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会开刀，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好医生。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更应该耐住寂寞，在肝胆基础领域作出成绩，尽力去解决长期困扰医学界的难题。”作为吴孟超的嫡传弟子、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谈起自己的恩师时表示，吴孟超的最大贡献，在于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研与临床”合一的肝脏外科医学机构。并且，他培养了10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绝大多数成为目前我国肝脏外科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吴孟超曾寄语王红阳，别看外科临床挺“风光”，其实搞基础研究比什么都重要。我国的肝炎、肝癌患者多，但目前还没完美的治愈办法。如果能把肝癌的发生、发展、转移、复发的分子机制好好搞清楚，就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由吴孟超主持组建的肝脏外科专业研究所，牵头指导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研究工作，研制了细胞融合和双特异性单抗修饰两种肿瘤疫苗，发明了携带抗癌基因的增殖性病毒载体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马来西亚华侨橡胶工人的儿子，后来竟然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肝胆外科大师之一。

如今，实施肝脏手术的方式源于吴孟超，被称为“吴氏刀法”，直到现在，仍被广泛使用。吴孟超平时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把一生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肝脏外科专业上。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爱好，那就是“玩刀（手术刀）”。吴孟超生前说：“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边。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亦师亦友：成才必须严格要求

吴孟超对手下医生及同事极为严厉，对病人却慈祥得像个笑眯眯的老爷爷。

初始诊断记录、各种化验结果、用药情况跟踪，甚至病人的年龄、职业和家庭住址，哪一样写得含糊不清，吴孟超决不放过。他的助手说：“老爷子的眼睛偏偏特别尖，扫一眼病历，总能抓出错来。”而吴孟超则说：“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成才必须严格要求。对病人、对科学，容不得一点闪失，否则病人会留下终身遗憾。”

吴孟超后来不挂门诊了，但依然会有慕名而来的患者。有时，半夜才做完手术的吴孟超在自家门前碰到求助的病人，他就不厌其烦地仔细询问病情。有时，病人早早在医院等候，等吴孟超的车刚停就拿出片子来，吴孟超来者不拒，就站在路边看片子，和病人一说就是十几分钟。

吴孟超常说，病人没有高低贵贱，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作为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病人的权利，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几十年来，冬天查房时，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焐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吴孟超说，这对医生而言仅是举手之劳，却能带给病人很大的温暖。

例行查房时，吴孟超进门先跟病人打招呼，哪儿的人啊？家里几口人啊？家里条件如何啊？他拉住了病人的手，脉搏就搭上去了。然后，他摸摸病人的脑门，按按病人的肚皮，叩击听一听。随后，他揿揿病人的指甲，撸起裤腿看看病人的腿肿不肿……

一次查房后，回到医生办公室，吴孟超的脸色难看了：“病人昨晚7点发烧到39℃，你居然7点半敢下班？你回家能睡得着？”吴孟超平时很平易近人，但从不允许有医生敷衍了事。很多年轻的医生既想跟着吴孟超查房，又最怕吴孟超查房。在手术室里，一旦发现某个细节没有准备到位，吴孟超立即就会将那个医生灰头土脸训一顿。骂完了以后，又手把手地开始耐心教他们开刀的技巧。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周伟平教授跟从吴孟超已30余年，他心里一直难忘一件事。当时一位病人在吴孟超手术后出现了黄疸，“一些病人肝功能不好，出现黄疸是正常的，但吴老却专为这事召开了全院大会。”在场很多人是吴孟超的学生，大家面面相觑一阵后不得不发言，有说手术难度大的，也有说病人肝功能不好的。吴孟超沉默一阵，说了一句话：“你们说的都不对，我看胆管可能被封住了。”

一语既出，满场皆惊。当时有100多人在场，承认自己手术中有错误，那吴老师的颜面何在？而以吴孟超的技术和名望，谁又会怀疑他？只不过按照治疗肝功能不好的保守疗法治下去，病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会后，吴孟超马上向病人家属坦诚地说明了情况，获得了理解。再次手术证明了吴孟超的判断和“冤枉”：胆管的确出现了粘连，起因却不是上次手术失误，而是肿瘤恰好生在胆管附近，客观上造成胆管口狭窄。

事后，周伟平曾经问过吴孟超。吴孟超对他这样说：“我不怕手术失败、‘晚节不保’，实事求是、想方设法为病人解决问题才是一个医生的‘晚节’。”

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也是吴孟超一直深恶痛绝的事情。他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结扎都是用线而不用专门的器械。一次，他批评主刀的大夫：“你干吗要用那个器械？只用一下，咔嚓一下几十块钱，你不会用手术线？那一根才多少钱？”平时，他要求医生不用价钱贵的抗生素，做检查时也尽量为病人省钱。如果做B超能解决问题，绝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磁共振检查。“如果连医生都患了‘富贵病’，那就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沈锋是吴孟超的得意门生，他对老师的一次“发火”记忆犹新。有一次吴孟超把沈锋叫到走廊里，拿着一份病历说：“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沈锋一看，这是一个浙江农妇的病历。沈锋只是按照常规给病人用药，他很奇怪老师为什么会这么问。“作为常规术后感染，现在大家都用先锋6号了。也就给这个病人用了。”沈锋回答说。吴孟超沉下脸，严肃地说：“你知道医疗费用对这样的病人和家庭会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感染，术后又很稳定，为什么不用氨苄青霉素？过去我们也常用，效果不错又便宜。你是个大夫，要多为病人考虑考虑才对！”

但是为了医院的利益，吴孟超有时甚至有点霸道。他指点医院的路灯：“关一半，都开着干吗？败家子！”无意间看到电梯工拿着一盒手术手套，他多问了一句，电梯工还在兴高采烈：“给狗洗澡用！”老老爷子二话不说，让电梯工走人。

永远的“新手”：不断在“第一”中推陈出新

吴孟超出神入化的“一把刀”，几千次与死神搏斗，挽救生命。其实，一回回，面对癌症患者渴望生命的眼神，他更希望将癌症“防患于未然”。

吴孟超生前说，癌症是当今威胁人类健康的大敌，是一类多因素导致、与人们生活方式及心理行为等息息相关的身心疾病。生活在一起的夫妻都患上癌症，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相同的生活方式有关。 因此，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的放矢地培养科学的生活方式，十分重要。吴孟超现身说法：运动有利健康，他就时常散散步、打打拳，80岁高龄在手术台前一站还是几个小时；他一生和无数肝病患者打交道而不曾被传染上，秘诀极其简单，“洗手，饭前洗手”。千万莫小觑这些小习惯。

人们究竟该如何将癌症“防患于未然”，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吴孟超细致入微地开出了十大防癌“处方”：一是建议不抽烟不喝酒。抽烟害人又害己，且易患肺癌，健康生活行为的建立首先在于必须戒烟。经常饮酒也会增加患口腔癌、咽喉癌、食道癌等的危险。二是盐不能多吃。高盐饮食会增加患胃病的危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钠盐摄入6克左右。腌制的、霉变的食物不吃。三是限制动物脂肪和甜食的摄入。四是少吃油炸、烧焦的东西。正确进行烹饪，最好多吃煮、炒、蒸的食物。五是注意食品添加剂。对食物中添加剂的乱用或使用不当会影响身体健康。六是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坚持每天吃各种蔬菜、水果可使癌症的危险性降低，尤其是口腔癌、肺癌、胃癌等等。七是生活要有规律有节奏，保证充足的睡眠很重要。像搓一天麻将、泡一天网吧的做法都是极不可取的。八是适量运动。九是养成健康卫生生活习惯。饭前洗手虽是小事，但一定要做到。十是讲究心理卫生，做好自我心理调节。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就是很好的抗癌方式。

成果固然令吴孟超欣喜不已，更使他激动的，是亲身感受到了国家地位的变化。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去，中国人在国际讲坛上很少有发言权；现在我们已跨入国际肝外科的领先行列，在出席国际会议时，都被作为贵宾。”

吴孟超说这一生3次进人民大会堂最难忘。第一次是1963年，中国首次举行医学界的国际会议。他41岁，大尉军衔，首次带着肝胆外科开拓性研究的7篇文章上会。第二次是1978年，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的科学盛会，戴着红领章红帽徽。那次会上他记住了三句话，一句是郭沫若报告中“科学的春天”，另两句是邓小平讲话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多么高兴啊，不当“臭老九”了，真正被重视了，从此有了用武之地！那次会后回到医院他就放开手大干，一个个突破性重大科研成果接连问世。再一次就是2006年了，穿着崭新的毛料军装，戴着带松叶的文职肩章，接受国家主席给自己颁发科技大奖。生前，谈到这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吴孟超说：“对个人来讲，这是无上的光荣，但这个奖项包括很多人的共同努力，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吴孟超生前常说：“工作就是我的生命。”他每天坚持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七点以前很少能回到家里。老伴曾有些抱怨地说：“家里就是旅馆，回来歇歇罢了。”可吴孟超在家里也歇不着，看材料、理思路、写心得，每天晚上都是12点以后才睡。

奋斗无止境，报国无尽时。对于创新，吴孟超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历程，肝胆外科事业是靠创新赢得学术地位、赢得社会声誉、赢得强力支持而发展起来的。创新是一个艰辛的探索，是别无他途的发展之道。肝胆外科事业正是靠国内第一部译著、第一个肝脏解剖理论、第一个全新的手术方法这么一个又一个“第一”支撑发展起来的。没有爱国奉献的思想，就没有创新的土壤；没有心系事业的情怀，就没有创新的基础；没有敢为人先的胆识，就没有创新的气魄；没有永攀高峰的志气，就没有创新的动力。

正因为如此，他首创肝脏外科“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和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完成了以世界首例中肝叶肿瘤切除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手术，创造切除肿瘤重量最大、肝脏手术年龄最小、肝癌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等世界纪录。他主编出版专著2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200多篇，先后获国家、军队科技进步奖24项。他开辟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新领域，主持创建世界最大肝脏疾病研究诊疗中心，在肝癌信号转导、免疫治疗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带领中国肝脏外科迈向世界领先地位。由他主持建成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早已屹立在上海安亭，成为亚洲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吴孟超、吴佩煜夫妇（王建民 摄）

如今，对中国肝胆外科带来巨大影响的吴孟超远去了，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更加久远地留在中国的医学界。吴孟超病逝后，自发从全国各地前来送别的民众络绎不绝，把悼念大厅前面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有八旬老者，也有两岁半的幼儿。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循环播放的《国际歌》声中，人群依次进入大厅，他们手持鲜花、鞠躬绕灵……许多送行的医护人员表示：“我们失去了吴孟超，我们要成为吴孟超！”

披肝沥胆倾仁爱，报国攻坚播惠声。“一把手”携刀乘鹤去，万千人落泪感恩来。一代传奇谢幕 ，愿天下再无肝癌。这一次，吴孟超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但他的事迹和精神将一直震撼着中华儿女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