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米伯尔重新发现敦煌

文/王涵

2017年匈牙利举办的米伯尔诞辰90周年逝世15周年纪念活动海报

敦煌的发现与两个匈牙利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于1907年从藏经洞密室运走大批经卷，敦煌从此闻名世界。斯坦因到敦煌，是受了他的同胞洛茨的影响。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家洛茨参加了塞切尼伯爵组织的远东考察队，其间到过千佛洞，他被那些精美的雕塑和壁画所震撼，回到欧洲后对敦煌做了最早的介绍，引起了斯坦因的兴趣。鲜为人知的是，新中国成立不久，还有一个匈牙利人到敦煌进行过实地考察，被欧洲学界称为“重新发现了敦煌”，他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来华的匈牙利留学生米伯尔。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首批外国留学生

米伯尔（1927—2002）是20世纪欧洲重要的汉学家、艺术史家、翻译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原名波尔·胡尔约克（Pöl Huljök），大学时听从老师建议，改名米克洛斯·佩尔（Miklós Pál），这个名字也有译作密克拉什·帕尔或保罗·尼古拉斯的。留学中国时，他的名字被中译为“米伯尔”，后来自己又改作“米白”（Mi Po）。这些名字和译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他的了解，现在我们仍用他留学中国时的译名来称呼他。

从童年时起，米伯尔就表现出旺盛的求知欲和很高的天赋，5岁时可以流畅地阅读和写作，能用水彩画出很棒的作品。他动手能力强，喜欢制作模型，向往长大后成为一名建筑师。他没有进过学校，而是跟着他的叔叔——一位欧洲著名的植物学家学习，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饱览古今名著。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进入匈牙利皇家帕兹马尼·彼得大学学习建筑，不久转入厄特沃什·约瑟夫大学法匈人文专业，直到1950年毕业。他的毕业评语中写着：“非凡的才能、丰富的知识和语言能力”。除母语之外，他还精通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英语和法语6种语言。

就在他大学毕业这年，中国政府开始与东欧国家交换留学生。1951年7月，中匈两国在北京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议定双方各派遣5名留学生。实际上1950年12月，已有4名匈牙利留学生抵达北京学习，米伯尔是第一批5人中最后一个到的，这可能是因为他毕业后先做了一年教师，需要等到学年结束再动身。

米伯尔是以匈牙利科学院候选人的身份来华留学的，1951年9月他到达中国，比其他4名匈牙利同学晚了一个学期。他插班进入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个班包括他在内，共有来自5个国家的33名学员，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专修班的任务是对留学生进行汉语培训，为他们进入大学学习打下语言基础。由于是第一次成规模地接待外国留学生，这个班受到高度重视。班主任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清华教务长周培源担任，语言学家吕叔湘、李广田、盛澄华、邓懿等承担这个班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在环境优雅的清华园里学习了一年之后，正赶上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个班整体转入了北大，改称“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时米伯尔的语言天赋已充分显现出来，他虽然晚到了一个学期，但汉语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同学。按照两年制的学习规定，他还要一年才能结业，但他认为自己已达到了结业水平，申请转为研究生开始正式学习。

他上报的研究方向是戏剧史和当代中国戏剧。在等待批复的这段时间，从1952年10月起，他说自己像“游击队”一样在北大旁听其他课程，结果却是更换学校和专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到年底，他要求转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史，并列举出很多理由，最后中国的高教部和匈牙利科学院同意了他的申请。他于1953年3月转入中央美院，师从新中国美术史学奠基人王逊教授学习中国美术史——这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他是中央美院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北大、中央美院三校的美术史课，都是由王逊兼任的。米伯尔在清华就听过王逊先生的课，他在给匈牙利科学院的报告中说：“王逊教授是一位备受赞誉的美术史教师。”1952年院系调整，王逊从清华调入中央美院，这是米伯尔想转学到美院来的重要原因，他也因此成为中央美院接收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1949年后第一位来华学习艺术的留学生。在他之后，在清华、北大专修班的首批33名东欧留学生中，又有4人也相继转学到美院，追随王逊先生学习中国美术史。

这时美院尚未设立美术史系，王逊先生是刚成立的中国绘画研究所（不久后改称“民族美术研究所”，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的负责人，米伯尔也被安置在这个研究所。在这里，“他可以学习，甚至可以按照他希望的那样进行研究。”王逊先生为他单独制订了学习计划：第一学年以听课为主，课程分为7个专题：敦煌与中国绘画的开端、云冈和龙门雕像、宋代风俗画、宋代花鸟画、插图和木刻、中国陶瓷艺术、中国工艺美术概论；第二学年是讲授中国唐代以前的艺术，并带他到故宫绘画馆研究历代书画，参与筹备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展。最后一学期是实习和准备论文，安排他到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了解工艺美术的制作，并访问傅抱石、黄宾虹、潘天寿、刘海粟、黎雄才等当代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米伯尔的研究方向有两个：中国美术概况和佛教石窟艺术。学习期间，米伯尔先后考察了云冈、龙门等著名石窟古迹，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53年暑假，为他专门安排了一次敦煌实地考察。

敦煌是20世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但在发现初期，中外学者对敦煌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敦煌遗书展开历史研究，对敦煌最重要的价值——敦煌艺术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才真正开始的。在这方面，米伯尔的导师王逊先生正是一位先行者，他在1949年前后完成了对敦煌壁画、雕塑的系统考证，是第一次敦煌文物展的主要策展人，也是第一位将敦煌写入中国美术史的人。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曾说过：“研究敦煌，要特别关注王逊等美术史家的业绩。”也是在王逊先生的美术史课上，米伯尔初次了解了敦煌，认识到敦煌在艺术史上的重大价值。

这次考察前，米伯尔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写信给匈牙利科学院，要求为他提供一份西方出版的敦煌研究书目，匈牙利亚洲博物馆首任馆长、著名艺术史家佐尔坦教授为他提供了帮助。除了阅读斯坦因等西方学者的研究，他也翻阅了中国出版的各种敦煌论著，并对研究所收藏的照片和临摹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公安部长为他签发“特别护照”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西北地区还不时有残余的土匪出没，敦煌一带更是人烟稀少的茫茫戈壁。为了确保考察安全，公安部长罗瑞卿为他签发了“特别护照”，中央美院还派了一名雕塑系的大二学生陪他一同前往。学校给他们每人发了300万元（旧币，约抵后来的300元人民币）旅费，还提前发给米伯尔两个月的奖学金180万元，这些钱在当时相当于普通中国家庭一年的收入，足以让他轻松地完成这次考察。

1954年，米伯尔（右一）在中央美术学院随著名美术史家王逊教授（左二）学习

两人于7月29日动身，先乘火车前往兰州。半路上列车遇到故障，停了很长时间，4天后才抵达兰州。休息一天之后，他们又乘上一辆载有45名乘客和很多行李的卡车，从兰州出发去敦煌。晚间停车休息，他们被安置在临时“旅馆”里，用米伯尔的说法，是“两块钱一晚的旅店设施就是四块木板和一些昆虫”。在卡车拖挂的平板车厢里，经过5天颠簸的旅行，他们终于在8月8日中午抵达了敦煌。

敦煌县城坐落在戈壁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半沙漠地带。在米伯尔看来，这座安静、尘土飞扬的小城，和中国西北地区其他定居点并没有什么不同。黏土制成的城墙围着一排排单层土坯房，低矮的房子之间是狭窄的小巷。城中心两座教堂醒目地矗立在两条交会的主干道上。城外生活着蒙古、哈萨克等游牧民族，他们住在搭建在山间和沿河草地上的帐篷里，平时在城里常能看到他们穿着民族服装，带着畜牧产品，进城来交换工业品和食品。

《敦煌千佛洞》，米伯尔著，1959年

米伯尔在这里见到了曾留学法国的常书鸿，住在常书鸿1944年一手创办起来的敦煌文物研究所里，“这里是一个小型研究机构：一个小型博物馆、图书馆和员工宿舍。3位考古学家和3位画家及后勤人员住在这里，他们负责文物保护和修复，画家则负责临摹工作。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房间，和这里的艺术家一起工作了一个月。”

他们此行要考察的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三危、鸣沙两山之间。住下当晚，他们就开始研究工作计划，这份计划是来之前王逊老师为他们制订的。千佛洞共有洞窟600余个，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壁画、雕塑的洞窟是425个。经过清理泥沙，陆续又有所发现，总数已达到492个。按照工作计划，他们前4天的任务，是由研究所的“二号人物”段文杰带领，将492个有壁画和雕塑的洞窟全部转完。国防部设在附近的马场已为他们准备好了马匹，并派了战士随行护卫，段文杰又请来一位当地道士做向导，从第二天开始，一行人就在沙砾飞扬的戈壁滩上快马加鞭地巡视这些洞窟。

从第5天开始独立工作，对工作计划中选定的42个有代表性的石窟展开研究。这些洞窟包括魏代9个、隋代3个、唐初4个、盛唐5个、唐中期4个、唐晚期7个、五代4个、宋代4个、西夏1个、元代1个。米伯尔的研究重点是这些洞窟的主题布局，包括绘制平面图和临摹装饰图案。按照研究进度的规定，是先用一周时间完成绘制和临摹，再用一周进行拍摄，使用的相机是出发前从中央美院借来的。米伯尔认为这个工作计划很严谨也很有效，他在给匈牙利科学院的工作报告中说：“我对敦煌的认识是在我所看到的42个洞窟基础上形成的，从中可以了解到敦煌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9月5日，完成了全部考察任务的米伯尔和同伴离开敦煌。返回途中，他们参观了西安、洛阳等地的文物古迹，9月25日回到北京，往返用了近两个月。

米伯尔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唯一去过敦煌的欧洲人，他对此一直深感自豪。1954年7月，他从中央美术学院结业回国，《人民画报》对他进行采访，他称自己是“满载而归”。1959年，匈牙利赫利康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敦煌千佛洞》一书，这本书一问世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令他在国际汉学界声誉鹊起。按照他的说法，这本书是在这次考察中“种植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