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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拉德的河北情缘

时间:2024-04-24

文、图/白云

2017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瑞典学者玛丽·何塞·盖拉德

2017年10月底,瑞典学者玛丽·何塞·盖拉德(Marie-Jose Gaillard)结束在中国的行程回国。这次,她带走了一枚中国政府友谊奖奖章。

这也是继2016年获得河北省政府颁发的“燕赵友谊奖”之后,盖拉德在中国的工作再次得到认可。

盖拉德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林奈大学教授,也是研究古生态学的国际专家。从2010年开始,她每年都会来中国待上一两个月,指导河北师范大学的师生们开展科学研究和野外考察工作,并和河北科学家进行国际合作研究,推动河北师范大学在古生态学领域的研究迈入国内一流团队行列。

是什么吸引盖拉德不远万里来到河北?这位享誉国际的古生态学专家,又给河北带来了什么?

一封邮件把她请到河北

2017年10月19日,在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许清海教授的办公室,一头栗色头发的盖拉德说着“你好”的同时,非常热情地把双手向记者伸了过来。初秋的石家庄气温已开始下降,但这双来自异国的手,温暖而有力量。

2008年前,盖拉德对中国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她甚至不知道中国有个省叫河北,直到她收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许清海的电子邮件。许清海也是一名古生态学学者。2008年前后,在这个领域,国际上最前沿的就是盖拉德团队的花粉产量定量重建土地覆被研究成果。当时,许清海试图和一些国际前沿的研究团队接洽,但很多邮件发出去就石沉大海,因此发给盖拉德的这封邮件,许清海其实并未抱太大希望。

“当时很惊讶,中国?邮件中说,许清海从文献中搜索到我的论文,对花粉定量研究很感兴趣,希望能邀请我到中国河北来培训。”当时盖拉德身兼数职,也恐惧长途旅行,于是她派了一名合作者到河北师范大学给师生免费做培训。

“通过论文,我知道了许清海教授的研究。在科研领域,科学家应该多开展合作,所以我没有拒绝。”盖拉德说。

这次培训,打开了河北师范大学开展此项研究工作的大门。此后的两年里,许清海通过邮件,多次向盖拉德请教学术问题,每次都能得到及时回复,两个人的友谊也在交流中深厚起来。

“以前总担心长途旅行会有意外,后来想明白了,人生意外无处不在。想做好这项研究,就要到达更多的地方。”2010年,好奇心战胜了对长途旅行的恐惧,在和许清海保持了两年的邮件往来后,两名网友有了第一次线下见面。

许清海回忆:“坦白地说,河北师范大学在国内的科研能力并不突出,而盖拉德蜚声国际,一名外国学者自费到河北一所并不知名的大学来传授经验,师生们都非常感动。”

更让许清海欣喜的是,他发现这位国际专家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听不懂的多问几次,也不烦。”

这一点在现场教学中更为显著。盖拉德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去了张家口坝上草原。“一辆破面包车,拉了我们七八个人。当时坝上还在下雪,非常冷,盖拉德却事事亲力亲为,手把手教我们师生怎么定点怎么采样。她脾气很好,从来不急,你做得不对了,她会耐心纠正你。”

但好脾气的盖拉德在某些事情上非常坚持,比如学生要发表的论文,只要署上了她的名字,她就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去修改,甚至标点符号和空格。

“有次刊发一篇论文,多人合作,也有盖拉德署名,已经通过了编辑部的审核,具备了发表水平,但盖拉德认为其中一小段还可以再完善,硬是撤回来,对这段进行了反复修改后再拿去发表。”许清海说。

严苛的盖拉德,在科研上更是如此。比如,许清海之前的花粉布点选择,是按照采集者的主观来定,位置可能更方便采集。但是,在盖拉德到张家口坝上的实际教授中,许清海见识了什么是专业范儿:盖拉德的团队会用电脑对预设区域进行随机选点,再利用GPS定位准确开展花粉采集工作,“这样的布点更科学,剔除了主观干扰,更有代表性。”

从2010年开始,每年盖拉德都会来河北一两次。如今的盖拉德已经非常熟悉河北师范大学的校园。她喜欢校园里的安静,更喜欢学生和她热情地打招呼,这让她感觉,自己已是河北师范大学的一员。

致力推动河北高校科研水平

采访当天,盖拉德埋头在许清海的办公室敲打一台半旧的黑色电脑,回复此前一周在海南出野外积攒的工作邮件。

在海南的一周,盖拉德主要是针对中山大学的21名师生开展理论和野外考察授课,这项工作是许清海申请的“基于花粉产量定量重建我国6ka以来的土地覆被(1×1)变化”课题中的一部分内容,这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课题由河北师范大学作为主持单位,安徽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盖拉德团队为协作单位,国内三所大学分别负责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植物花粉研究,盖拉德团队负责技术指导。

由全国高校排名100名开外的河北师范大学带队组团,在2007年之前,许清海想都不敢想。因为当时关于花粉产量定量研究,中国还没有科学家开展,河北高校关于此项研究更是空白。

“不是不想做,是完全没有基础。”许清海回忆,那时候只能从网络上浏览国外专家学者的论文,处于纸上谈兵的状态,实际运用从未落地。

现在,河北师范大学在花粉和土地覆被方面的研究,已经进入国内一流团队的行列,这和盖拉德的努力分不开。盖拉德对这样的称赞笑着摆摆手:“在和别人的合作中,在教给别人方法的过程中,你会变得更好。”盖拉德第一次到河北来,只待了十天。许清海陪着她在张家口坝上进行了考察,听取了盖拉德对这一地区采样的意见,也仔细观察学习了盖拉德关于野外采集的细节和方法步骤,这给许清海带来了两个重要信息:花粉定量研究,在国内开展非常有必要;名不见经传的河北师范大学也能开展。

说到花粉定量研究的必要性,就要先了解盖拉德的研究项目。盖拉德研究古生态,利用了花粉坚硬的孢粉壁能够抵御大自然的大部分化学侵袭,大自然又通过湖泊、沼泽隔绝了氧气,制造了一个小范围的厌氧环境,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的植物花粉一部分被深埋到湖泊和沼泽中,这就成了研究古生态学最好的载体。盖拉德团队的研究贡献在于,验证了通过花粉产量可以定量重建数千年前某一区域的土地覆被状况。

得到数千年前的这些信息意义何在呢?盖拉德耸耸肩:“过去是打开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了解古代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在,也能为研究现代人类活动对植被、环境影响提供指导作用。”

从2010年起,盖拉德开始对河北师范大学的师生进行一对一指导,这种指导既包括理论授课,也包括野外采集的实际操作。“过去一些想不明白的技术问题,经过盖拉德现场一操作指导,就有恍然大悟的感觉,这就是老师的重要性所在。”许清海说。

盖拉德带来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方法论,她还请来了科研团队的其他专家,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接连到河北师范大学开展讲学,这在过去并不常见。

“过去我们的学生,有个外教就很新鲜,这几年接触到的都是国际知名学者,这对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都很重要。”许清海已有4名学生在这一专业考取了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这和盖拉德及其团队的影响不无关联。

也正是因为在国内较早开展了这项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步入了一流科研团队的行列。

而盖拉德的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拥有很高的声望。2011年她被授予瑞典皇家科学院地学领域的院士。瑞典地学领域仅有12个院士名额,只有当一名院士65岁后,才会晋升下一位。

“这就是一个头衔。”但盖拉德也说,“瑞典健在的地学院士不超过50人。”

盖拉德在瑞典,许清海在中国,两人还合作申请了另外一个项目:中国北方8000年前的土地覆被研究。

这个项目和许清海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课题,将分别绘制我国6000年前和8000年前地表植被的巨幅宏图。“这对于研究现代人类活动对我国环境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许清海说。

诠释一份深沉的国际友谊

2017年9月28日,盖拉德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次她的行李箱和历次都不同,装了一双以前她从未带过的高跟鞋。9月29日,穿着这双高跟鞋,盖拉德作为50位获奖外国专家之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表彰。

“如果你见过盖拉德在野外采集工作中的付出,就会认为这都是盖拉德应得的。”许清海的话不无出处。

已经64岁的盖拉德,每一次到河北,都要和许清海团队处理很多的学术工作,还要和许清海安排至少一周的时间出野外,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甘肃、内蒙古她都已经去过。但对于河北师范大学所在的石家庄市,盖拉德反倒没怎么转过。

“上次去山东,路不好走,爬了两个小时山,我提出帮她背包,她每次都说自己能行。”李芙蓉是盖拉德的学生,目前做盖拉德的博士后,“有时候GPS定位的布点位置很不好到达,盖拉德也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方。”

野外考察采集的环境,不是山林就是丘陵,冬天冷得刺骨,夏天酷热难耐。大多数时候,盖拉德穿着出野外的专业装备,戴着帽子,浑身蹭满泥巴和杂草,和蹲在田间地头的农民差不多。

盖拉德却说:“年轻的时候也觉得不适应,现在习惯了。”

工作环境的艰苦并不影响盖拉德爱美。2017年10月11日记者见她,她戴着绿色玉耳坠,镶青花瓷的手镯。19日再见,换成了银色耳坠,镶玉石的戒指。去北京领奖的那天,盖拉德还特意穿了一件墨蓝色的中式旗袍。

李芙蓉介绍:“在盖拉德看来,穿着中式服装去领中国政府颁发的奖,更原汁原味。”盖拉德很喜欢中国文化,她会拽着李芙蓉去街头小店,淘点首饰,也买了好几件旗袍。她尤其喜欢“很中国”的东西,“譬如民俗类的博物馆”。

“只有了解,才会喜欢。我喜欢中国,喜欢这儿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很多美食。”和盖拉德吃饭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位研究古生态的科学家,会讨论每一种蔬菜的纲、目、科、属、种。

喜欢美食,但绝不浪费。采访时盖拉德的办公桌上放着头一天晚上吃剩的蛋卷。李芙蓉说,这是盖拉德坚持要打包的,“她从来不会多点菜,尽量吃完,实在吃不下也一定会带走。”

吃上如此节俭,学术上盖拉德格外大方。盖拉德到中国,往返机票都是她自己的项目经费,全价单程要8000多元人民币,“这种对学术交流的支出就应该是我来负担。在科研领域的拓展合作,对科学是有益的,我知道许清海和我一样在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兴趣,这种合作应该是无国界的,这和钱无关。”

作为盖拉德团队的一员,李芙蓉每次去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只要和盖拉德提出,都会得到批准,“有时候路费加住宿费甚至上万块钱,这些都要从盖拉德的科研经费中出,但她特别慷慨”。

盖拉德的慷慨还体现在学术推广上。盖拉德愿意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科学家加入研究阵营,比如中国。

拿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盖拉德立即和瑞典的朋友分享了这一消息,“我很感激中国政府给我的奖励,这对于瑞典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都是一种鼓励,也更能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但盖拉德还是觉得做得不够多,她和其他获奖的外国专家讨论了一项和学术无关的建议:欧洲很多公共设施在建设之初并没有规划好,几十年后的今天面临修复还是重建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在修建之初有所考虑,毕竟欧洲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教训。

在盖拉德眼里,中国政府友谊奖沉甸甸的,交流也不止是学术方面的。(河北省外国专家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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