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创新密码”

文/王海洋

硅谷的“创新密码”

文/王海洋

硅谷这个称谓第一次出现是在1971年《电子新闻》杂志1月刊的一篇文章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

然而，此时的硅谷已非彼时的硅谷。如果你住在旧金山，你就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变化。曾一度作为硅谷象征的制造业，除了具备硅谷特性的奥斯丁及北卡的金三角科技园相继发展外，大部分已经搬去了亚洲的各个工厂。有着“硅谷之母”之称、具有75年历史的惠普也一分为二，成为两家相关的上市公司。现在的硅谷，是市场营销和设计的中心，它已经跟从前不同了。

硅谷是否已经发展到了稳定期或者说到了技术发展的尽头？晶体管的价格不再下降，硅谷也不再充满伟大愿景，有志之士也在思考下一波颠覆式创新将在哪儿出现？

但硅谷的形成与发展，硅谷的文化与沉淀，硅谷创新创业的热潮与辉煌，虽然定格在历史的节点上，但对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仍不乏很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不赌马，赌骑马的人

因发明晶体管而获得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William Shockley博士在业界具有巨大的号召力。1954年，他离开贝尔实验室，后来前往加州创立公司。他相信晶体管能够取代真空管并获得广泛应用，他一手募集了5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一手满天下招聘英才。

Robert Noyce（英特尔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当年接到Shockley的电话时，感觉就像接到了上帝的电话。正是Shockley的这种影响力，使一批精英聚于门下，由学界走向了商业。虽然创业没有成功，但他的工作却奠定了硅谷的基础，先是确立使用硅材料，再敲定通过扩散方法制造晶体管。毫无疑问，这是伟大的先导、硅谷的开始。

出于种种原因，在William Shockley手下做事的一些精英想着自己出来做事，这其中有7人外加两位金融界人士，仍可谓是群龙无首，经过动员与怂恿，把本来意愿不是很强烈的Robert Noyce拉了进来，并拥为领头人。就这样，一美元纸票上的签名就让他们（姑且叫他们八君子）私定终身，独立出来。这时的他们，年龄最大的也才32岁，其他人都在30岁以下，可谓都是毛头小伙儿。后又几经周折得到Sherman Fairchild的资金支持，在其门下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事业干得风生水起，一度成为仙童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Robert Noyce在此旗下一路高歌，在业界享有盛名，在内部晋升到了仙童集团副总。但后来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当然了，他的离开既是不得已，更是为了一展抱负（或说不甘心），因为他具有业内的技术积累、人气资源及对全局的把握能力。也正是因为此，当他会同Gordon Moore设立英特尔公司时，无论是人才的主动集聚还是资金的望风投入，他的声望及影响力无不起了很大的作用。就连股神沃伦·巴菲特也违背自己的投资原则——只把钱投向自己明白的行业，这一次不赌马而赌骑马的人。结果自然不言而喻，投资英特尔让巴菲特赚得盆满钵满。这成为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最好的脚注——可以不懂行业，只看领军人才是否值得投资。

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晶体管面世的时候，知道这种东西的人甚少，人们还正以拥有电子管收音机而自豪，而电动干衣机、冷冻食品、宝利来照相机也才刚刚面世，人们正在享受这些新东西带来的新感觉。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Noyce看到有关晶体管的报道，也属偶然，因为这则消息被不经意地刊登在《纽约时报》第46版的一个“广播新闻”栏目的最底部，而且可以说是一带而过。但美国军方的研究人员则有独到的视角，他们认为使用这种东西将会大大地减少陆军士兵的负重。如果使用晶体管的话，士兵就不必再背负沉重的以电子管为部件的对讲机用电池，估计可以减少40%的电池重量。因此军方向贝尔实验室下了订单。

再有一个例子是，一家名为Busicom的日本公司制作一个计算器使用6个芯片，每个芯片约有600-1000个晶体管，该公司计划设计一种更为复杂的计算器，每个使用一打专用芯片，每个芯片约含3000-5000个晶体管。为此Busicom派出了一个技术人员小组前往美国，在英特尔的帮助下联合设计并制造，并支付英特尔公司10万美元，同时该公司商定向英特尔订制至少6万件，单价为50美元。最初，英特尔上上下下都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只不过英特尔刚刚起步，谁都不愿意放弃每一个挣钱的机会，其中一个人就是Ted Hoff。Hoff越是深入进去，越是觉得技术的复杂，越是觉得按照协议价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正是这个窘迫因素，让他去思考，越是深入思考，他越是强烈地意识到有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按日方的技术要求，需要的大量逻辑芯片只是控制数据而不是储存它：一个只做一件事，如一个负责运算，另一个控制打印，再一个只管显示，等等。Hoff就想，与其使用专用逻辑芯片，还不如英特尔自己设计一种单一的、多用途逻辑芯片，类似于事先设定程序的早期计算机，把它当作计算器来使，其秘密是对芯片使用简化指令集，这就是后来被叫作微处理器的东西。

话说后来，英特尔领导人与日本Busicom公司领导人通电话，告知日方，如果按日方的要求，估计成本是每件约300美元，这也意味着与当初约价相去甚远，要么没法进行下去，要么按英特尔负责人建议。何不试试英特尔的设计？不管出于什么考虑，日方是答应了。1969年10月，Busicom公司高层赴英特尔, 甄选合适的芯片设计，是选英特尔的还是日本派出人员设计的芯片？结果是这样的：英特尔的设计需要4块芯片，最复杂的芯片用到1900个晶体管，费用每套约155美元；日方人员的设计，成本将是美方的两倍，需要12至15块芯片，每块芯片含约2000个晶体管。这一比较就一目了然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当然，日方最后选定了美方的设计。

这里还要提及的一件事是，当Hoff就自己的构想与日本赴英特尔设计人员沟通时，几乎被日方人员全盘否定：首先日方人员表示从细节上也看不出什么好来，并指出Hoff的构想一没有系统观念、二没有运算操作、三没有键盘操作界面、四不是实时操控，等等。不知这里是不是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毫无疑问，日本人以严谨、按章办事闻名，当这种文化体现在只作简单重复的事情时，能体现出它的绝对优势，但当探索或说创新时，是不是反而成了捆绑手脚的绳索呢？这值得思考。

然而，正是这其中诞生的微处理器，开启了英特尔新的篇章。

外部先生、内部先生、执行先生

苹果的成功是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和技术狂人沃兹尼亚克（苹果联合创始人）的完美结合，要知道，沃兹尼亚克在最初制作个人电脑的时候，只是想向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朋友炫耀。是乔布斯说，“嘿，这玩意儿有市场”。通常可能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却很少会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两种品质的结合：一个是对技术充满激情的，一个是有着商业触觉认识到市场的。早些时候，你可以看到Hewlett和Packard（惠普的两个创始人），他们是两个技术工一起变为商业家的。如今在硅谷，你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对技术充满激情的人或者一个小组，和一个有着商业专业知识的搭档结合，这样才能办一家成功的公司。

英特尔公司的成功，看到的是这三个人的绝妙组合：外部先生Robert Noyce、内部先生Gorden Moore、执行先生Andy Grove。Noyce负责外部，认为（市场）信息要广，同时认为技术要精，不断敦促技术人员，自己扮演了全部角色；负责执行的Grove通过严谨的运作，使这一切变为现实；而Moore充当了这中间的桥梁，使内外不至于脱节。这三人堪称英特尔高层的完美组合，这也是英特尔成功的重要因素。

硅谷是一台商业机器

硅谷的出现与发展，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机制，更是一辈一辈人积累的结果。后来者在前人创新及技术积累的基础上萌生与发展，同时享有了或者说借力于硅谷之中的供应商、风险资本商、设备仪器供应商、律师及公关公司、外包商以及如雨后春笋般迸发出来的客户，离开了他们，就不会有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家。新公司的产生形似裂变，在早期13家创始公司中有8家人员来自仙童半导体公司。到1983年，在旧金山湾区的圣克拉拉县就有3000多家咨询公司，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一些新技术公司得以创业、得以发展、得以壮大。众多芯片设计商、玻璃制品商、超净房屋主、冲裁商等分布于硅谷之中，他们共同构成硅谷生产链，出现了硅谷特有的企业家扎堆现象。

成功人士资金再注入促成创业公司的成功，成功的公司又使投资人获益，这种良性循环不断使这个有机体壮大。Noyce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运用自己先赚来的第一桶金，以天使基金的形式支持了一批创业者，充当了他们的信心后盾。周边的教育机构也不断向这里输送人才，使这里人才市场的人才充盈，得以满足企业的不同需求，一些知名大学如斯坦福、伯克利等更是解放思想、根据市场需求定制教育，满足硅谷群体需要。市政、房产、开发商不遗余力地为企业提供合用的房屋场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特尔的Andy Grove形象地描述硅谷：硅谷是一台商业机器，就像英特尔生产芯片一样，硅谷生产公司。

然而，硅谷的核心是企业家。就像英特尔的Noyce所说，环顾硅谷，煮酒论英雄，还当数硅谷的企业家；不是律师，也不是投资商，是那些投入硅谷、创新创业的年轻人。没有企业家的持续成功，硅谷就不成其为硅谷。而硅谷年轻人的信念却是：他们都能成功，为什么我不能？

资金为王到股权激励

Shockley率先成立公司时，主导的原则一是荣誉，也就是一批年轻人在诺奖获得者手下工作，那是多么荣耀；原则二是好的待遇，这里的待遇是指可观的工资收入。历史的延续与继承，再加上学者下海经商，这种理念应属情理之中。当一批有志青年投身到仙童半导体门下，这里创始的年轻人被给予股权激励，但恐怕只能说是象征性，因为毕竟资金为王，大投资方还是集团；纵然仙童半导体公司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集团的创利大户，可在利益分享方面并无改进，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司员工的不平，付出与收入不匹配直至差距甚大时，必然的结果就是这些骨干纷纷离职，另谋高就。当然了，这与该集团老板Sherman Fairchild的理念不无关系，他认为股票期权是产生社会主义的温床，由于受传统教育，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在实际操作中，更是让人愤愤不平：他拥有的股票比其他创始人要多出100倍，上行下效，他旗下集团的CEO John Carter拥有的股票几乎是创利大户仙童半导体公司技术骨干“八君子”拥有的股票之和。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Noyce在与Moore携手创立英特尔后，深知股权激励的重要，在模式设计中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力求形成和谐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员工各有所得，让功劳大的多得。正是这种为员工着想的思维方式还引发了一场金融界股票交易的改革与创新。早期员工拥有的股票并不能如现在这样即期买卖，要通过一道程序，包括先交保证金（佣金），公司还得背书，这套程序下来几天就过去了。无风的日子倒也没什么，却偏偏赶上股票大跌的关口，一员工计划中的购屋计划因此而泡汤。为了克服这种弊端，经过Noyce与金融界的协商沟通，达成了简化手续即期交易的目标，很快这成了风行全美的通行做法。

公司和大学的有机体

提到大 学，提到 园区，不得 不提Frederick Terman，20世纪50年代他只不过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工程学院的教授（后来成为学院院长，再后来成为大学教务长），他希望大学能成为技术型学者群体的中心，促成学术与工程联合共同攻克尖端技术。

Terman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技术类公司应该支持斯坦福大学的前沿研究，而反过来源源不断的优秀毕业生也会加入公司，同时这样做也能使公司受惠于相同方向的教授的指点咨询，形成一个有机体。他针对西部就业机会明显少于已经发达的东部的现实，鼓励学生创业，鼓励技术公司员工业余进修并获得更高的学位、在校园兴办科技园区吸引资金、提供支持，吸引早年创业的诺奖得主William Shockley的公司落户应该算是其得意之作，等等。他的一系列举动，对硅谷的形成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性地位。大学的作用，融合了服务与引领，促成了变革与发展。

（文章节选自《2015纽约调研报告：创新及硅谷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题目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