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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与兴隆量子通信地面站建立天地链路
从百公里到千公里,中国“墨子号”量子卫星将量子纠缠分发的世界纪录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6月15日发布的美国《科学》杂志封面上,“墨子号”从星空向地面发出两道光,宛如两条长腿跨出一大步,也象征量子通信向实用迈近一大步。杂志刊发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量子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潘建伟等人的论文。
这篇题为《基于卫星的纠缠分发距离超过1200公里》的论文说,通过“墨子号”向地面发射光子,每对处于纠缠状态的光子中的一个发向青海德令哈站,另一个发向云南丽江站,两个地面站之间的距离达到1203公里。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千公里量级的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是奇特的量子力学现象。通俗地说,两个处于纠缠状态的量子就像有“心灵感应”,无论相隔多远,一个量子状态变化,另一个也会改变。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的远距作用”。量子纠缠分发,就是将一对有“感应”的量子分置于两地。这尤其适用于保密通信,在此基础上的量子通信技术被誉为信息安全“终极武器”。
潘建伟对新华社记者说:“这项工作为未来开展大尺度量子网络和量子通信实验研究,以及开展外太空广义相对论、量子引力等物理学基本原理的实验检验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科学》杂志在一份简介中将这项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工作称为“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论文审稿人认为,这一成果是“兼具潜在实际应用和基础科研重要性的重大技术成就”“毫无疑问将在学术界和广大社会公众中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这项工作是纠缠分发技术的一个真正突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凯克极限量子信息理论中心主任塞思·劳埃德告诉新华社记者,“这项实验表明远距离量子通信确实在技术上可行,让人们看到了在不久的未来构建远程量子通信的希望。”(来源:新华网,2017年6月16日)
6月15日,“牵手国际大师,圆梦艺术殿堂——天津茱莉亚学院800天倒计时”活动在天津滨海于家堡举行。这标志着全球表演艺术的领军者茱莉亚学院的首家海外分院——天津茱莉亚学院正式开始建设。
天津茱莉亚学院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自贸区,落成后将成为年轻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和舞蹈家汇聚的国际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唯一一所颁发美国资质认证的硕士学位的艺术院校。
茱莉亚学院院长兼天津茱莉亚学院理事会理事长约瑟夫· 波利希宣布天津茱莉亚学院倒计时800天。他表示:“长期以来,茱莉亚学院一直致力于为才华出众的音乐家、舞蹈家和戏剧演员提供最高水准的艺术教育。我们希望天津茱莉亚学院能够秉承这种优良传统,同时通过深化合作增进中美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
天津茱莉亚学院预计于2019年秋季开课,它将提供一系列多样化课程,包含管弦乐表演、室内乐表演和钢琴艺术指导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大学预科课程、乐器训练课程、成人教育、公演和互动性展览。
“一直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致力于推动天津的文化艺术发展。而于家堡自贸区具有开放先行、金融创新、贸易转型、制度创新等顶层设计支持,有六大服务体系保障文化产业的发展。近两年内,已吸引各类文化类企业400余家。而茱莉亚学院的引进,也将为天津不同年龄和水平的市民提供丰富的艺术体验及学习机会,把世界级的文化体验引入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主任郑伟铭说道。
郑伟铭主任介绍说:“选择于家堡这个最有活力的地区作为其海外战略的落脚点,正是其辐射整个中国、整个亚洲的重要枢纽。”天津茱莉亚学院的成立,凸显了茱莉亚学院全球战略发展的重点:让更多人接触到茱莉亚学院专业的艺术和教育资源。(来源:中国网教育频道,2017年6月16日)
2017年6月16日,在韩国济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亚投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开幕式上致辞
彭博社指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众多开发银行中只是个新手,但足迹已扩至全球。6月16日,亚投行第二届年会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如今,亚投行贷款总额达25亿美元。
由于有77个成员,并支持了从阿塞拜疆输气管到印度电厂的多笔投资,亚投行欲跻身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和总部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等老牌金融机构之列,可以说不无理由。
亚投行已消除了当初外界的担忧——认为其设立是为扩大中国对邻国的霸权。该行如今已将自己呈现为北京誓言捍卫的多边全球体系的一个关键部分。
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案例研究——中国能够担任领导角色,同时并不谋求支配该机构。不过,中国主导的开发银行在亚洲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必然提升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眼下中国似乎正努力驱散的,是对其在国外项目管理上不能或不会遵守国际准则的担忧。
目前亚投行批准的16个项目中,有12个是与其他开发银行——包括世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的。
亚投行的规则和程序既表明遵守多边体系的主要准则,也表明愿意创新。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戴维·多拉尔说,亚投行的运行没有常驻董事会,而世行单这项每年要花费7000万美元。另外,从外部招募监督委员会成员也属亚投行的新做法。专注于基础设施领域被认为是及时回归开发银行的历史使命。多拉尔说,基础设施在世行业务中的比重已从最初的70%下降到本世纪头10年的30%。相比之下,亚投行批准的所有16个项目集中于基础设施。
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莫里斯表示,亚投行目前的挑战是把政治上的成功转化为高效运行。能否招募一支国际员工队伍到北京将是挑战之一。另一任务是亚投行要与“一带一路”区分开。无论如何,金融实力和基础设施规划的相互作用,将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为此,中国能够置身事外,让亚投行自行运作。(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6月17日)
6月19日,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人力资源服务公司Randstad在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劳动者意识调查结果显示:有66.9%的日本人表示没有创业意愿,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最后一名;回答“想在新兴企业工作”的日本人为32.1%,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约60%。
据报道,1月13日至29日期间,Randstad在美国、英国、中国内地、印度、香港等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以当地18-65周岁、每周工作24小时以上的劳动者为对象进行了调查,未公开调查总人数。
在“是否不愿创业”的问题上,回答为“是”的世界平均比例为53.1%,而日本的比例则接近70%。在创业意愿偏低的国家中,挪威、捷克、丹麦紧随日本之后。
此外,认为“本国创业环境良好”的日本劳动者也仅为20%,位列最后。相比印度和美国的劳动者,极少有日本劳动者认为“政府对新兴企业进行了足够的扶持”和“本国适合创业”。现在,日本的创业率仅为4%,不足欧美国家的一半。虽然日本的投资环境逐渐得到改善,但政府与民间携手进一步加强对创业的扶持依然十分重要。
此前,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外国人可能成为支撑日本新兴产业的重要人才,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统计,2015年5月在日本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达20万8379人,同比增加了13%。其中亚洲留学生超过19万人,占压倒性多数,中国留学生达94111人,是留日学生最多的国家。
在日本留学的年轻人,想在年轻时熟悉的日本创业,这一趋势也在增强。据调查公司称,2015年在日本担任社长的中国人有1763人,比2011年增加了500多人。(来源:《参考消息》,2017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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