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大国角逐看当今国际战略格局

黄朴民

春秋时期有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是动态性，政治上有大的变革，大国争霸，诸侯称雄，王权下移，争战无已。经济上也在变革，原有的井田制被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在建立，原有的城乡格局——国野制也被打破，新的城市兴起，人口增长，商业发达，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军事上更有重大的变化，战争的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大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一带，步兵、水兵、甚至少量骑兵的加入，改变了原本以车战、阵地战为主的作战模式。

第二个特征是过渡性。春秋时期的前脚已经跨入了新时代，也就是与战国时代无缝接轨。实际上，春秋后期的战争、政治变革和战国时代的战争和变革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后脚还停留在旧的时代，即那个讲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乐文化时代，当时核心价值观乃是“尊王攘夷”。

第三个时代特征是不平衡性，地区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春秋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国家，同楚、吴、越这些国家的发展观念、文化观念、道德伦理是很不一样的，地区性的特征非常明显。

环顾今天的世界，其现实的特征同样可以用动态性、过渡性和不平衡性来概括。这就是旧的格局业已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老的主宰者不甘心退出中心位置，新的势力发展势头已无法抑制。大国关系正在重组，利益结构正在调整。

春秋诸侯国众多，但一等强国只有四个：第一个是晋国，即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第二个是齐国，即山东北部和河北的一部分。第三个大国是现在陕西、甘肃一带的秦国。最后一个是以湖北为中心，包括湖南、安徽和河南的一部分的楚国。

这四个一等强国很像当前国际对峙格局中的四个国家。用并不怎么恰当的比喻来形容：晋国相当于美国，它是最强大的头等大国。中国的境遇似乎接近于楚国，被中原那些自以为是的诸侯列国看作是南夷、南蛮，在它们眼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是对旧有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而楚国“观兵周疆，问鼎之轻重”的进取姿态，更加深了它们的恐惧，所以，所谓“尊王攘夷”的“夷”首先针对的就是楚国，这些守旧的诸侯总是千方百计勾结在一起来和楚国作对，但楚国同时又是新兴的大国，拥有强大的国力，挑战晋国霸主地位的就是楚国。秦国在这四国中扮演的是搅局者的角色，它的力量偏向哪一方，往往会对当时“国际”战略局势变化产生很大的作用与影响，因此秦国就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看似综合实力不强，但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齐国好像类似于当今的英国或者欧盟，总是惟晋国马首是瞻，但同晋国有时也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总的趋势是进行战略合作，对付他们共同的对手楚国。

一等强国的战略地缘优势非常明显。四个一等强国，晋国的位置在北边，齐国的位置在东边，楚国的位置在南边，秦国的位置在西边，他们的战略地缘优势非常明显。现在也是如此，能够发展起来的大国，都占有有利的战略地缘形势。比如美国，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大西洋，南边的墨西哥、古巴完全不是它的对手，北边的加拿大不如它，而且它们价值观是一致的，一般也不会起冲突，所以美国的地缘位置是最优越的。中国的地缘位置也比较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留下的一些后遗症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俄罗斯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从乌拉山往东发展很容易，所以说它有个回旋的空间。

晋、楚、齐、秦成为大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非常有利的战略地缘优势。它们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主动、有利位置，而不处于内线作为战场的位置，所以在战略上很主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那么，齐国为什么和晋国结盟，一起对付楚国呢？第一，齐国和晋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追求，都是中原文化圈的主要成员。第二，出于战略地缘关系的考虑，齐国和晋国不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两国之间还隔着郑国、宋国、曹国、卫国等许多国家。第三，两国都觉得楚国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其眼中，楚国人受周礼的影响不深，不按规矩出牌，难以揣摩。

因此，这些大国的战略格局的变化，由战略地缘关系的角度看，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以“千年古今一线牵”的穿越性思维看问题，我们能够发现：春秋列国的战略地缘关系，实际上就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它对今天世界上的大国，尤其是当今的中国来讲，至少具有三个启示意义：

首先，要明白国际战略的大势，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能妄自尊大，又不可妄自菲薄。在战略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要能够做到“藏巧守拙”“韬光養晦”，不要急于“亮剑”“秀肌肉”，所谓“时不至，不可强生”。但这种忍耐、这种内敛，绝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攻势防御，是以时间换空间，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敢于展示大国的力量，“得时无怠”。

其次，要正确对待对手，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为区分文明高下、文化优越的标准。这对当今世界上的“龙头老大”美国来说，尤其有必要。就像当年的楚国虽是中原列国“尊王攘夷”的对象，但楚庄王的识见、格局、功业，较之于齐桓公、晋文公，可谓毫无逊色，他的“止戈为武”的卓识，他人是望尘莫及，堪称春秋大国关系处理上的伟大准则。总之，楚庄王的许多做法比中原的那些诸侯国更加有人道关怀精神。今天的中国也一样，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比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所强调的普世价值毫不逊色。当年，晋国一味打压，到头来，是自我毁灭，走上“三家分晋”的末路，而给秦国提供了坐收渔利的机会。今天的欧美西方世界，最好不要沉湎于所谓的“历史终结”的幻觉之中，重蹈当年晋、齐的覆辙，而应该理性地对待和包容、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和平发展的多赢的理想局面。

其三，在国家核心利益的追求过程中，大国有矛盾乃至冲突，是正常的、必然的。应该选择正确的方针策略去应对，要善于妥协，懂得在国际关系处理上，妥协是最大的政治与战略智慧，要善于做到漫天要价而就地还钱，用对话、谈判为主要手段来处理分歧，解决问题，尽可能避免诉诸武力。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的成功，就是当时大国关系处理上的一个很好范例。

在今天看来，向戌所倡导的弭兵运动之实质，是典型的春秋时期“G2”，是所谓的晋、楚“共治”天下，是当时中原长期角逐的两大主角晋、楚正视现实，承认战略均势，互相妥协，分享权力。在这次“弭兵大会”上，晋、楚两个大国终于达成共识：中小诸侯国对晋、楚要同时朝贡，“晋、楚之从交相见”，楚国的盟国要到晋国去朝聘，晋国的盟国也要前往楚国去朝聘。唯有齐国、秦国这两大列强享受特殊的待遇：“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应该说，这是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平衡上的最好选择了。即使在今天，依然让人们遐思不已，悠然神往，从中汲取有益的启迪！（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