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爱张汤，人人恨张汤

刘勃

汉武帝时代，酷吏特别多，其中张汤最著名。司马迁笔下的张汤，有两个细节令人过目不忘。

一个是审讯老鼠。张汤小时候，家里的肉被老鼠偷了，连累他挨了父亲一顿打。张汤就挖老鼠洞，抓住老鼠审判。刚巧这时候，张汤的父亲回家，看见儿子走审讯流程、写判决书，简直是老狱吏的水平。

二是“腹诽”的罪名。有一天，一位客人对大农令颜异说起国家新政策的坏话，颜异嘴巴动了动，没有回应。张汤就向汉武帝举报：颜异嘴巴动了，自然是有话想说，想说而不说，一定是坏话，这就叫“腹诽”。身为九卿之一，对政策有意见，不来向皇帝反映，却在那里腹诽，这是死罪。就这样，颜异被判了死刑。

这两个小故事，戏剧感都很强，使人感觉张汤就是一个天生的酷吏。但实际上，张汤的形象要复杂得多。

讨人喜欢的“酷吏”

张汤的仕途履历，大多和司法、监察有关，这些工作都很容易得罪人，但他经得起360度考评。

对前辈高官，张汤非常恭谨，“造请诸公，不避寒暑”。但他媚上却不欺下，做了大官之后，仍然很谦和，一点不摆架子。

身为张汤的下属，会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好领导。向汉武帝汇报工作，挨了批评，张汤会说：“这是我的错误，之前我的下属已经告诫过我不要这样做。”建议提得好，得到表扬，张汤会说：“这不是我自己的主张，是我的下属的意见。”

普通民众也喜欢张汤。张汤喜欢严惩豪强，弱势群体犯了罪，哪怕确实应该依法惩处，他也会设法向皇帝说明罪犯的难处，要来特赦。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酷吏呢？

要解释也很简单。张汤做上面这一切，主要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聪明。也正因为聪明，张汤特别清楚，自己的前途归根结底掌握在谁手里——那当然就是汉武帝。

张汤接手的第一个特大案件，是皇后陈阿娇用巫术诅咒皇帝的案子。那一次，张汤的酷吏作风得到充分展示，最后杀了300多人，陈皇后也因此被废——敢对皇后这么狠，当然是看准了汉武帝夫妇感情不好，早憋着废皇后的心。

后来，张汤又审理了淮南、衡山、江都几个诸侯王的谋反案，做法是“皆穷根本”，处死了上万人。汉武帝想轻判几个人，张汤竟一反常态，据法力争，认为这些人非处死不可。

众所周知，打击诸侯王是汉武帝一朝的基本国策，但他又不愿显得太漠视亲情。面对一个“外施仁义而内多欲”的皇帝，张汤的表现当然不奇怪——按照角色分配，完成自己的表演而已。

总之，张汤的作风是凡事顺着汉武帝的心意，皇帝想严办谁，就严办谁，而且一定办得特别漂亮，让围观者也没话可说。皇帝推崇儒术，张汤的判决就要在法律依据之外，上升到儒家伦理的高度。他特别招了一批精通《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重大案件的判决书上，一定会引用几句圣人的言论。

张汤之所以成为酷吏，是因为汉武帝需要酷吏;如果换一个需求完全不同的皇帝，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作风完全不同的官员。

“长君之恶”与“逢君之恶”

元狩年间，正是汉朝和匈奴战事最激烈、花钱如流水的年份。

回到一开头用“腹诽”罪名处死颜异的事件。当时，朝廷极度缺钱，为了筹措军费，张汤和汉武帝商量出一个“白鹿币”的创意。诸侯王朝贺天子的时候，要进献一种苍璧，苍璧下还要用一种特别的白鹿皮做垫子。这种白鹿皮，只有皇帝的上林苑有，定价四十万钱一张。

这样一来，诸侯王就要额外再上缴四十万钱。颜异当时是大农令，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听说这件事后，说了一句“本末不相称”。这个表态，显然是站在了诸侯王那一边。在国家最缺钱的紧要关头，如此不配合决策层的工作，汉武帝当然对他起了杀心。张汤弄出一个“腹诽”的罪名，前提是汉武帝本来就想置颜异于死地，以此来震慑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官员。

除了白鹿币，张汤帮汉武帝制定的改革方案都集中在一个主题，就是筹措更多的钱。但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人民身上的剥削加重了，朝廷却没有获得多少好处，好处都被中间经手的官吏拿走了。

张汤本人，仍像当年一样八面玲珑。但那些敲骨吸髓的经济政策都是他制定的，那些杀人狂一样的酷吏也是他提拔培养的。

于是，张汤开始为汉武帝培养一批新型官员，这些人才更符合我们印象中的“酷吏”：他们出身卑微，青少年时代活得压抑，没有为人生做长远规划的兴趣，只是享受大权在握的爽感……他们像疯狗一样，咬官员、咬豪强、咬民众，也互相撕咬。他们就像一颗颗炸弹，把朝廷向社会汲取资源的阻塞通通炸开。朝廷因此可以源源不断获得金钱，支撑着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雄心。

官员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也看得清楚，所以“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张汤成了社会各阶层的千夫所指。

孟子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君主交代了一个坏任务，你去贯彻执行，这叫“长君之恶”;君主有了坏想法，还没想好怎么做，你替他把方案拿出来，这叫“逢君之恶”。如果说其他酷吏只能算“长君之恶”，那么张汤这样一个掌握财经、法律、意识形态的全方位高手，就是真正的“逢君之恶”。

张汤的遗言

张汤这么聪明，一定会意识到，事态这么发展下去，自己很危险。

从他的角度说，当然最好是满足皇帝的意愿，同时又尽量少得罪人。但汉武帝更愿意把各种得罪人的事都交给张汤去干。再好用的刀，杀人太多也会钝，到那时，皇帝自然会想换一把刀。更重要的是，皇帝永远都不缺愿意给他当刀子的人。

《史记》记载：“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逼死张汤的有三股势力：第一股是皇帝的兄弟、赵王刘彭祖，检举张汤在策划大阴谋;第二股是另一位酷吏减宣，查到张汤曾陷害过一个叫李文的官员;第三股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检举张汤泄露朝廷机密给商人赚钱，和他们分赃。

张汤被迫自杀了，临死前说：“我也没什么功劳，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得到皇帝提拔，做了这么大的官。陷害我的人，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

張汤死后，他的兄弟、侄子想厚葬他，但他的母亲说：“张汤是天子大臣，被人用污秽恶毒的言语中伤而死，哪里用得着厚葬？”于是用牛车把他的尸体拉到墓地，下葬时有棺无椁，也就是普通士人的待遇。显然，张汤的母亲是想用这种寒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汉武帝听说了，感叹：“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于是派人调查张汤的家产，总共不过五百金，相当于五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但以御史大夫这种级别的高官来说，自然算穷的。而且这五百金都能说清楚来源，和商人串通发财的事纯属子虚乌有。于是，汉武帝把三长史全部处死，丞相也被吓得自杀。

这件事听起来，和战国时吴起死后复仇的故事有点像，但细究起来则不太一样。张汤报仇，远不如吴起彻底。逼死张汤的三股势力，他只报复了1/3。

这也正是张汤明智的地方。他的临终遗言，不提刘彭祖，因为汉武帝面子上特别讲究“亲亲之道”，不会因为冤枉了一个酷吏而去动自己的兄弟;也不提减宣，那个案子证据确凿，提了只能证明自己罪有应得;只有三长史这边，自己确实是被诬陷的，把焦点集中到这里，更能激起皇帝的怜悯之心——张汤的遗言，重点不是报仇，而是为儿子铺路。

到昭帝、宣帝时代，张安世被封为富平侯，贵盛无比。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把张汤从酷吏当中抽了出来，单独立传。倒不是他觉得张汤不是酷吏，而是“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有汉一代，封侯的人很多，往往逐代而衰，唯有张汤家族，一直富贵绵延。他们一家世世代代混得太成功，和别人挤在一篇传记里放不下。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