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核心内涵、主要途径

高洪

“和平友好”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这一提法，正式见诸中国官方话语体系是在2019年春。2019年6月，前往大阪出席G20峰会的习近平主席在会前会见了安倍晋三首相，双方达成“两国关系发展十项共识”，由此开启了作为新时期双边国家关系的崭新提法，舆论界、学术界随之出现了不同语境下与之相關联的表达方式。

以往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是“和平友好”

纵观人类历史，国家关系往往因利益交错呈现出高度复杂的流动状态。具体到中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自己的外交宗旨、根本原则和基本准则，经过“以民促官”的外交努力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审时度势，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在此后几十年中达成系列双边关系框架。从象征复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两步走”，及至第三、第四个政治文件所体现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表述，其中始终贯穿着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原点上确立的基本精神：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坚持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新时代”为“和平友好”赋予新的内涵

在日本，有很多人主张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已经过时，甚至把中国方面主张的“坚持和平友好”歪曲为“用历史问题敲打日本的斗争策略”。而在中国，也有人将“中日和平友好”简单等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的状态。两者都暗含着放弃“和平友好”的错误思路，究其缘由，是脱离了两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将中日间的“和平友好”进行了浅表化、庸俗化的误判误解。

发展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前提是对“和平友好”做出正确解读，是按照两国关系原点与基本精神，为“和平友好”增添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实质性内容。同时，“这样的良好定位和愿景也要有实际内涵支撑”。目前，中国学术界不乏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和平友好”增添新内涵、赋予新能量的议论，其中姜跃春教授的观点一针见血地触达了问题实质，“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不仅是中日老一代政治家的良好愿望，也是多数普通国民的美好愿景。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两国关系交集的增加，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也随之增多。中日之间单纯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20世纪70年代中日刚建交后的蜜月期今后不会再来。在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有多领域的合作，但更多的可能是在全球层面的竞争，甚至不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随着中日之间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未来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可能也要复杂一点，不能说简单地碰杯和握手就叫友好，也不可认为有一些摩擦就是不友好。未来的中日关系将是一种多种因素并存的状态，有摩擦，有碰撞，同时还有合作。”

坚持原则，努力克服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

2019年6月，中日两国政府已原则上商定和确认2020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编者注：因中日两国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截至发稿，中日双方就访问时机正保持密切沟通）。诚如王毅外长所言，“如果此访能够成行，将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2年正式访问日本，必将成为新时代引领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

影响中日关系的“政治杂音”亟待消除

随着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期日益临近，日本社会中却冒出不和谐声音，政治空气中混杂着不利于高层互访的氛围。日本国内个别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竟以“过度接近中国会危及日美同盟”等理由，反对以国宾礼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素来反华的《产经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古森义久更是撰文“规劝”安倍，“切莫因接待中国领导人向美国发送接近中国、挑战美国的错误信号”。古森还在文中借美国兰德公司专门研究美日同盟的杰弗里·贺南及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汉隆之口，散布“日本与中国在安全保障基本战略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挑战美日同盟，而日本是以美日同盟为国防支柱的”的言论，刻意强调中日战略选择差异，试图阻挡中日关系前行。

显然，这些人仍抱着“联美抗中”的陈旧思维，消极对待中日关系改善。的确，日美同盟过去曾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这种以邻为壑的军事同盟已沦为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存量资产”，而不是日本国家安全上的“增量资产”。

需要努力改变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失衡状态

第一，两国人员交往数量的失衡。虽然就人口比例计算，中国访日人数与日本访华人数差异不算太大，但考虑中日建交后交流的规模和特点，日本国民缺乏对华认知热情，甚至存在厌恶、漠视中国的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缺少民意支持的官方友好是难以持久的，中日两国作为负责任的重要邻国，自当同舟共济。

第二，交流规模与交流深度之间失衡。迄今为止的民间交流大多停留在浅表的观光层面，形式上的热络掩盖了深入了解上的不足，加之文化习俗与生活习惯方面存在差异，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去旅游的人越多，对方的感受越糟糕”的负面效应。这也是亟待通过深入的民间交流解决的突出问题。

第三，媒体报道及社会精英的某些舆论与两国关系改善趋势之间失衡。实事求是地讲，与安倍首相近年来的认识相区别，日本媒体对华报道仍不够客观公正。尤其是在香港、台湾问题上污名化中国的报道与两国关系改善的潮流明显相悖，也会导致民众之间的理解失衡。

对此，中国政府不断告诫日本方面，两国关系走到今天，利益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融合，发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直接而紧密相连，中日双方都要重信守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不倒退。中国需要为日本树立良好形象而不懈努力，日本也需要以正常心态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

继往开来，凝聚契合时代发展的基本精神

鉴于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需要双方互融互动，中国方面十分关注日本领导人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发出的信号。有日本媒体报道，安倍首相曾考虑在参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期间，“把中国公务船驶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作为议题，给中国人“来者不善”的感觉。但最终安倍首相在参加会议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此行进一步巩固日中纽带，期待中日韩获益‘三赢。”显然，安倍首相小心回避了此前日媒释放的消极信息，只是笼统地谈到，会见习主席时将言及“日中两国共同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负有重大责任。面向习近平主席明年的访日，希望能够一道下定去完成这一责任的决心”。

令人高兴的是，在2019年岁尾之际中日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进展。2019年12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前来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安倍首相时，双方再次确认“一致同意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同开辟两国关系的新未来”，进一步明确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本着“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

中日关系好转程度的价值判断应当依据何种标准，是一个非常关键又复杂的话题。笔者不赞成目前网上流行的“中国外交亲疏关系等级划分”，因为在中国外交因其历史发展过程及不同环境条件而分别构筑的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间，生硬而简单化地排列出一个“亲疏顺序”并不妥当。

最近中国在外交表述时，把日本从“大国”挪到“周边国家”（当然是周边国家之首）范畴。很多日本朋友诧异地问：“在中国眼里日本已经是‘小国了吗？中国不再重视日本了吗？”显然，这是误解了中国分类调整的真意和善念。其实，承认你“大”，未必是在说你“好”。对近代历史上曾饱受欺凌、目前又在唯一的霸权主义国家霸凌下努力抗争的中国来讲，大国，尤其是“头号大国”并非褒义——这一点与日本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心态很不一样。中国人素来认为“远亲不如近邻”，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周边外交，因为周边是我们国家的安身立命之基础。正因为如此，中日关系改善在中国外交事务中将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摘自《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