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死场》中女性身体背后的场域空间

赵亚平

摘要：长期以来，对萧红的《生死场》有诸多不同的解读和声音，而主流话语评论一直将其归置在抗日题材下民众启蒙反抗的主题。而在现代主义的新视角下，笔者以女性身体的角度出发，论《生死场》中性别差异下不同的“场域空间”，从而观望萧红在文本中对民族与国家主体命运的深刻关注。

关键词：生死场 女性身体 场域空间

萧红创作于1934年的《生死场》一经问世，就受到了诸多注目。一直以来，这部作品作为一部抗日题材的爱国主义作品，被广为传颂。文艺评论者胡风曾在《生死场》的第一版的后记中写道：“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蚊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赞扬了北方农民抗日精神和民族觉醒。鲁迅先生也曾评价彰显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生死场》的解读被定义在“反映民族内部关系的阶级压迫问题，写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和反抗压迫的阶级要求”类似的“场域”中，成为主流的解读法则。

而现代批评学者摩罗的文学批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以及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的文中，都不约而同地以现代主义的新视角进行了重新解读，也为笔者对《生死场》文本中“场域”的理解提供了新思路。笔者试图以女性身体经验的视角观看《生死场》文本中的“场域”空间。

一、文本的主体——被忽视的女性身体

上文两位男性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主体一致地定义为一个笼统的概念——“愚夫愚妇们”、“北方人民”。而精读《生死场》的文本后，我们不难发现，整部作品的主角则是“妇女群像”。小说尽力刻画的是北方大地上村落生活中妇女的一个整体形象和命运。在萧红描述的全景式村落生活中，我们近距离地观察到了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的生活体验和身体经验。显然，在长期的解读空间中，“女性身体”一直隐匿在“北方人民”的概念之下，成为被忽视的角落。

我们可以把小说中散落各处的妇女成长断片连缀起来：幼女有王婆之女和小金枝，少女有金枝和五姑，成年妇女有“婶婶”、金枝、月英等，老年妇女则有王婆、麻婆等。身体书写在他们身上表现为“整体妇女”苦难史的一个精神载体，在经受着“幼年的饥饿”、“少女的冲动”、“成年的生育之劫”以及“老年被痛打的身体创伤”之后，身体已是妇女们作为生命主体，唯一能自主支配而不能支配的最后牺牲品。

金枝是萧红着墨最多，刻画最为丰满的一位女性，她的身体遭遇也是贯穿于散落的文本之中。在文本的第二章节菜圃中，少女的金枝和成业之间的身体接触，萧红却用一种冷静中透着冷漠地笔触写道：“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故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笔墨之间，金枝与成业的结合一开始便充满了动物性的贪婪和欲求，只是肉欲的呼唤而毫无爱情而言。提亲不成，成业半夜来找金枝时，“他丢下鞭子，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得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一系列的动作之后，成业在意的只是金枝肉欲的身体，而非爱情意义上的妻子。而金枝的身体在不由自己支配的前提下，一步步地沦陷为一个容器。“身体是事件被铭写的表面，是自我被拆解的处所，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的身体从少女时开始，便开始一步步承受着来自婚姻、生育、疾病以及丈夫的折磨，逐渐演化成为成为“烧饭、洗衣、生育”的工具。一旦失去了为人妇的价值，女性的身体则成了一个装满罪恶、痛苦、肮脏的“器皿”。

纵观整部文本中，萧红用她那细致的观察和敏感的笔触将女性的身体高举在文本主体的位置上。“身体作为一个本体，历史和权力以它为落脚点，总要抚摸、占有和穿越它，总要和它发生动态关系;作为可变性，历史和权力总要影响、改变、铸造它。”在冰冷彻骨的身体遭遇面前，我们似乎听到和强烈感受到的却是女性身体背后所承载的“场域空间”。

二、文本的骨骼——性别差异下的不同“场域空间”

“场域”在社会学理论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将其定义为一个不断建构的结构网络，每个“场域”都是一个独特的空间和圈层。一个场域又可以按照某种结构分成若干个子场域，每个子场域都有各自的逻辑、规则和常规。《生死场》中“场”的解读一直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笔者通过身体经验这一主体通道来观看男女性别差异下所建构的不同“场域”力量。

（一）女性身体所承载的“生”、“死”场域

在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写道：“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生和死只是一个过程，村落中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动物一样，活着的时候，犹如一件物件，死了之后，却是乱坟岗上的一抷土。

在表现“生”的场域中，萧红依然关注女性的身体来表现女性在“生”的场域中来自女性内部以及外部男性的双重压迫和折磨。在女人与女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反观的视角。一种是冷漠。萧红写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可见，母女之间的无私之爱，丝毫比不上一颗白菜来的实在。在此，萧红并未停止这种冷漠关系地继续刻画。当金枝經历了人生苦痛，成为一个丧子的母亲，一个丧夫的寡妇时，从进城受尽身体凌辱，将赚回的一元铜板交到母亲手中时，却说了句：“来家住一夜明日就走吧！”一个母亲对女儿身体的遭遇及其漠视，眼中跳动的只有那一元票子带来的快乐。另一种是同情与自怜。在月英奄奄一息之时，妇女们集体“看”她的病痛和遭遇，巧妙的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物件——镜子。在月英满身苍夷的身体躯壳内，五姑姑到隔壁借了一面镜子，她看了镜子，悲痛地大哭起来。“我是个鬼啦！快些死了吧！活埋了我吧！”镜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道具，“不但是反映的工具，还是反思的工具。”月英在镜子中看到了，一年多以来，自己由最美丽的姑娘到一堆骷髅的变化。这变化的根源正是我们所反思的意义所在。

女性身体所处的从属地位也一直受到来自男权世界的压迫和折磨。五姑姑的姐姐生产之时，“赤条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即使在承受着难产的苦痛挣扎中，她的男人却像發了疯似的，举起大水盆向苦难中的女人泼来。身体在承受“生产”所带来的痛苦时，男人的一泼冷水，犹如父权力量的棒棍，时刻不忘给女人沉痛的一击。

同样，在表现“死”的场域中，已是中年的王婆在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枪毙的消息后，喝毒药自杀，却又顽强般的“活”过来了。当王婆动弹身子时，大家不是想方设法抢救，而是设法让她赶快死。面对一个即将活过来的身体，男人却用铁一般的力量将“生命”的希望彻底压制。成业将小金枝活活地摔死，一个幼小的身体在“父亲”的手中扼制了生命。这一切都是因为，在男权面前，女性的身体则是男权的私有财产，由男人自由支配，由男人自由掌握。

在文本的前十章，萧红都在用尽一切悲凉的笔触，展现了女性身体在“生”与“死”的不同场域中，所面临的来自女性自身以及男性世界的双重折磨。同时，也间接地阐释了萧红作为一名女性对“生”与“死”的深刻思考——“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而这也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生存境遇，生命没有价值。

（二）男性话语所主载的“民族”、“国家”场域

摩罗在《<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一文中，对文本的前十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萧红用她力透纸背地力量写出了“九一八”之前的十年来，东北村庄农民的生、老、病、死，体现了她深刻的人生感触。但是，摩罗认为萧红对文本后七章抗战的描述有与前十章文本断裂的意味。在此，笔者认为，后七章的抗战描述却开拓出男性话语所主载的“民族”、“国家”场域。

十年后的村庄，相比十年之前更加凋零，因日本人的入侵，国破家亡，正常的农畜生活被打破。于是，农民们意识到，亡国了，家破了。在民族危亡下，越来越多的男子加入了义勇军、革命军。王婆的丈夫赵三，可以克服自己底下的社会地位，转身变为一个传道者般，向女人们传播新的福音：

“那夜老赵三回来得很晚，那是因为他逢人便讲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这些出奇的字眼……他把儿子从梦中唤醒，他告诉他得意的宣传工作：东村那个寡妇怎样把孩子送回娘家预备去投义勇军。小伙子们怎样准备集合。老头子好像已在衙门里作了官员一样，摇摇摆摆着他讲话时的姿势，摇摇摆摆着他自己的心情，他整个的灵魂在阔步。”

村落中的男人们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仍旧不愿放弃自己男性的权利地位，而是依仗着旧有的父权话语，借助国家民族主义的旗帜而找到了超越自己低下地位的新的权力话语。就连老头子也拿出了“衙门官员”这一旧式父权社会下的“话语”体态。讲话时，他们的身体摇摆着心情，身体已是成为权利“物化”的形态表现。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裹挟他们的“男子汉”之气。在村人出发远征前，李青山的演讲字句间传达出男性话语所主载的“民族”、“国家”场域。

“兄弟们！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是不是啊？……是不是……？兄弟们……？”

在男性话语所主载的场域中，女人们的出路又是怎样？一类是选择革命，抹去性别。例如，东村的寡妇参加义勇军前要把孩子送回娘家，要首先戕杀掉自己“母亲”的身份，渐渐默认自己是男性话语所塑造出来的“去性别化”的“他者”。在李青山义正言辞的讲演后，喊声先从寡妇群里传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寡妇在响应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性别意识，而逐渐认同了男性话语为她们所创造的新身份“兄弟们”的行列。另一类则是向金枝这样，为了生存而在男性的欺凌中挣扎。来到城里，本以为能够拼靠双手过上独立的生活，但却依旧没有逃脱欺凌的命运。在一次被人请上门去缝补衣服时，女性的身体再次被男人强暴。在和平时期，女性的身体受到家里男权丈夫的痛打和摧残，在战乱年代，同样地，仍旧逃不开社会对其的摧残。因此，在金枝身上，她表现更多的是对残害、欺凌自己的中国人的痛恨。

无论哪一类女性，在男性话语所创建的“国家”“民族”场域中，都不能抹去女人身体所承受的种种苦难。

三、结语

萧红正是以自己的女性身份经历为切口，将身体诉诸在众多的农民妇女身上。在她们战前、战后的生活中，我们都深切感受到了女性身体所承载的生命过程中国家与民族转折期苦难的大命题。

而一直以来，对萧红《生死场》的诠释和解读被主流话语批评者放置“抗日题材表现民众生死存亡的反抗”之类的主题上，很明显，极度窄化了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国家民族关系大命题的深刻思考。而这一思考正是立足以“身体”的神圣主体上。“身体，这是个人最后一份私有财产”，身体是生命的根基，身体的最后衰竭，也是生命的最后终结。因此，“身体”高贵主体的地位，在萧红的文本中，得到无限扩张的欲望。而其更深刻的涵义则是个人身体又是国家与民族身体的指代或隐喻。在个人身体的遭遇和经历中，我们也影影绰绰地感知到国家与民族在不同时期历史变迁和文化交替，而这巨大的空间场域，笔者认为，正是萧红《生死场》文本有限空间的无限解读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