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农村改革的第一闯将

郑心仪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原中房集团董事长、曾任万里秘书的孟晓苏认为：“改革从安徽开始，就是从万里同志开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万里成了农村改革的第一闯将。”

敢  闯

“四人帮”被打倒后，邓小平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派万里去安徽这个“老大难”的地方。安徽自古便是农业大省，也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即便“四人帮”被粉碎，当时安徽的主要领导人仍制造“安徽特殊”论，抵制揭批“四人帮”，导致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197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在任命下达当天，万里带着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离开北京。

初到安徽，上有“文革”流毒四溢，下有基层情况不明。万里先是拨乱反正，调走“文革”中“支左”的军队干部，解决遗留问题。紧接着，他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与顾卓新、赵守一、袁振等人组成了新的省委常委会。

更迫切的是，万里想了解安徽人民到底過着怎样的生活。他从皖南到皖东再到淮北，在地图上走出了一条蜿蜒几千里的线路。

孟晓苏在1983年来到万里身边，一待就是8年。那时万里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农业，每年仍会花大量时间下乡调研，而孟晓苏经常随行。至今，他依然十分怀念那段岁月：“万里同志从来轻车简从，不愿提前打招呼，也不愿跟着地方安排好的路线走。有时下面干部安排了，他非要比原定路线再多走几步，于是看到了真实情况。他要真正地接触到人民群众，听到真心话。那时他在农村开座谈会，一个屋子满满当当都是人，农民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蹲在地上，还有人站在桌子上。万里同志用朴实的话来问，农民群众敞开心扉回答，有啥说啥，百无禁忌。”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省委六条”。这份文件尊重农民自主权，突破了禁区。

敢  干

1978年夏，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几乎与此同时，万里也在安徽寻找他的真理标准。当时，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秋种岌岌可危，直接危及第二年的夏收。

万里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省委经过讨论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借”实际上就是“包”，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基础。

春风吹过，仍有料峭春寒至。新下发的中央文件规定“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又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批判包产到组，人心动荡起来。

万里几次来到山南，与群众交流。他问山南公社干部：“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干部答：“是有点儿怕！”万里坚定地说：“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县委要强行收回包产田，农民硬是不交。万里得知后作了指示：“山南包产到户试点是省委决定，如果有什么错误由省委领导，首先是我来承担。”小岗村也被批“开倒车”。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有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

万里不是不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再次被打倒，但历史会给我平反！”万伯翱感慨道，“家里人当然担心。但他很坚定。明明有办法能让人吃上饭、穿上衣，为什么不干？”孟晓苏说：“万里同志用两年半的时间，干出了天大的事。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未断，他迫切地想为他们改变现状，于是可以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敢说敢做。这是改革者的担当。”

敢  改

“万里在安徽时遭遇的反对并不是最激烈的。”孟晓苏说。    “那是什么时候？”记者问。

“1980年2月后，他被调回中央，很快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孟晓苏答。

据万伯翱回忆，在安徽工作的万里每次回京开会时，都会拜访邓小平。万里也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

万里被调回中央主管农业工作，显然是邓小平想让安徽的星星之火形成改革的燎原之势。选定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经过了深思熟虑。

这是两人的又一次合作，但开局不顺利。1980年4月，安徽省委在芜湖市铁山宾馆召开南三区地市委书记碰头会。会议上的发言汇成了一个腔调：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不符合中央精神，不能再搞了。这样的争论在此前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发生。

紧要关头，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万里后来感慨道：“总之，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

邓小平这篇《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稳住了动荡的局面，为万里解了后顾之忧。

1981年3月11日，万里来到农业部，对前段时间的工作，特别对某些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建议农口领导到农村去看看：“我们有些人挣了工资，吃饱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认识很难统一。”这次批评，成为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转折点。

大批的领导干部走进农村，走入人民群众中间，切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布了指导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第一个1号文件只是因为年底前来不及发了，就放到了次年年初。结果发出来后才知道，农民和基层干部有一个认识，说1号就是天字第一号，说明中央特别重视农业工作。最后我们就适应了农民的理解，此后都是年初发文件，一直到1986年，共发了五个1号文件。”孟晓苏说，“第一个1号文件发出时，还实行的是1978年宪法，还在要求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按照万里同志的说法，我们是用红头文件去鼓励和规范农民生产发展，最终我们改变了法律。”1985年，人民公社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孟晓苏曾对万里说：“是您发明了农村承包制。”万里摇摇头：“哪是我发明的？那是农民群众发明的，我不过支持了农民。”这份支持背后，是勇气，亦是魄力。当历史大潮奔涌至此，他勇敢地打开了这道闸，于是改革的大潮再不回返。

2002年春节，万里最后一次去广东。此行，他只见了3个人。一位是病重的“老伙计”习仲勋，一位是“老相识”任仲夷，最后一位在深圳莲花山上。万伯翱扶着85岁的父亲沿阶而上，来到了邓小平的青铜雕像前。万里让儿子放开手，手持一把鲜花独自立在寒风中，凝神静默了一会儿，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父亲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

（摘自《“改革从农村开始，万里是立了功的”》）